把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并列、折中的观点，回避收入与价值的矛盾，不懂得价值规律不能用来解释市场自发形成的资本与劳动关系，把在基本单一公有制经济中，为纠正中国重农抑商传统和战时共产主义习惯而提出的尊重价值规律，扩大外延，错误实施在混合经济成分中，长期试图运用价值规律解决这一规律带来的弊病，其实质，是忽视商品交换背后的生产关系，以几千年来的简单商品交换的基础形式，形成资本和劳动力的“公平”、“等价”交换，掩盖总剩余价值的产生以及在各门类各环节的平均化。
（一）折中调和所掩盖的尖锐矛盾
市场配置是最有效配置的认识，是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折中、价值规律和边际效用折中的归宿，混淆了人类对基本生存的普遍追求与少数人控制剥削多数人的追求，混淆了市场主体的主体意识的必然性与私有化，混淆了在公有制条件下价值规律对大众民主经济活力的激发，和私有制下个人利益最大化促进总剩余价值的平均化的两种不同性质，混淆了资本和劳动形式上的等价交换和实质上的剥削。
西化派的来自斯密的“理性人”、“经济人”理念，以边际效用眼光维护生产的盲目性、周期性，是激烈的经济规律不可知论。他们坚决排斥宏观经济“有计划按比例”是一种人民大众参与的社会革命，将其攻击为“极权专制”和“乌托邦”。他们把苏联解体的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结果，看作人类探索经济规律路径的“历史终结”；他们用资产阶级“高贵”的精英眼光嘲笑“有计划按比例”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为人民服务、自我革命的不可分割性，贬低现代科技信息大数据在计划中的作用；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有计划按比例”必须服从“抓革命促生产”，“政治第一”这些“陈旧”理念所反映的规律性，他们把生产的盲目性、周期性造成的宏观社会浪费、通货膨胀以及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看作历史的必然和永恒，而把“有计划按比例”必然联系的民主集中制、统筹协作和市场主体的共同富裕努力攻击为“走向奴役”。而新型的以形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官僚主义，则在“政府有为”中背离群众，践踏和市场主体交换中的平等契约关系，用裙带关系染指国企用人，坐实西化派攻击，发挥着西化派的同盟军作用。总之，错误地聚焦于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及其关系的形式，劳动价值论受到所谓反对“极左”和反抗“极权专制”的连环马绞杀，经济学创新抓了芝麻，丢了西瓜，“不忘初心”成了形式上的、无力的道德约束，——这是实用主义、不读书的经验主义、迷信西方的教条主义留下的政治遗产，构成现阶段特点的修正主义。
市场配置是最有效配置的认识，有很强迷惑性，是一种建立在苏联解体穷尽了资源配置方式的主观理念。这种主观理念既不符合苏联和中国的工业化形成阶段的飞速发展历史，也不符合我国近年绿色产业等等蓬勃兴起中政府有为的现实作用。这种主观理念的实践势必重蹈被恩格斯批评的杜林和蒲鲁东“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3]9,330。以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合二为一，导致在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的实践中，以放弃重点论的折中、含混对待矛盾的运动性，丧失指导性，既放纵右翼，也干扰了左翼对市场经济实践的总结，干扰着国家宏观决策，这也是当前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理念根源、症结所在。
（二）右翼对劳动价值论的攻击
长期以来，新生的右翼学者从不认为价值是劳动决定的。他们生长在红旗下，多是劳动家庭的后代，只因在美英镀金，或接受美英的远程灌输，排斥中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知识，皈依西方资本价值观，完成了精神“凤凰男”式的脱胎换骨，许多人居高临下，唯我独醒，又一次表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学术界、理论界杂草毒草丛生，或提出蔡继明先生的从排斥劳动价值论走向折中调和的所谓广义价值论；或如姚洋先生赤裸裸攻击劳动价值论“祸国殃民”；或如杨小凯先生“相见恨晚”地推崇哈耶克，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社会上其他人”[10]，以此排斥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1,283；或如笃信“经济人”的张维迎先生接过共同富裕口号，把相对贫困的雇佣劳动阶级消费的相对改善，描绘成只有自由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或如樊纲先生提出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等系统理论“无法在理论结构内解释现代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11]等。
这些学者各有各的道理，抓住工农兵底层消费水平也有提高的表象，把财富和资本、权势向少数家庭家族的集中，阶级固化和市场产生的财势、权势垄断视作天经地义，善于用“先富”、“仇富”的话术，把邓小平的改革理论实用主义工具化，千方百计抽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义性，不论其主客观，实际上发挥了极力维护暴富分化机制的资本文人帮办作用。作为学术专家，他们“在实际材料的专门的研究方面能够写出极有价值的著作，”可以对市场经济的某一部分起到有术无道的启发性。他们是在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并列、折中，以及提出GDP后，两者形成的拐点所衍生的政治经济学歧途的学界代表，在今天，他们以自己的效用价值观作为市场经济的智囊，源源不断地向党内输入全要素价值观，很合修正劳动价值论思潮的胃口，但对于工人阶级，在深层次上，一些专家已经“升华”到列宁评价的“一旦说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时，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7]2,234。他们至多从劳动力的支配权角度提出等价交换的主张，他们的共性是，不屑也不懂从而回避资本所导致的，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及其根源劳动价值与劳动使用价值之间的无解矛盾。无论个体怎么演变，作为一种思潮倾向，他们应当存在下去，其主要意义是，对于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们可以充当政治经济学两个阶级阵营对垒中的蓝军靶子。
（三）左翼队伍对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的认识
左翼队伍忽视对劳动的使用价值的分析，其中之一是反映在理论界对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的认识和争论上。有资深学者认为，“主张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理论上很容易走到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境地。”[12] 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1、两种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二重性的深化。它们都在描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凸显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使用价值。任何离开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都没有意义。按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比例分别用于各个特殊生产领域必要的劳动时间，既是价值的实现，也是对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的决定。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是第一种的深入和具体化。离开了价值的实现，价值决定就成了无源之水。价值决定通过价值的实现体现出来，两者是一体的，割裂两者难于成立。
2、“满足社会需要”，是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的前提。劳动价值是有用劳动的凝结，而不是无效劳动的凝结。有用劳动即劳动的使用价值是通过消费而实现的，在商品（市场）经济中，唯一的标志是生产的产品能够“卖出去”。供过于求与供不应求令价格围绕价值浮动，是价值实现的途径，也是“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的表现形式，是确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由此我们也看到，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是商品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的根源；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按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比例分配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3、劳动的有用性和商品效用的有用性性质根本不同。对于有些观点关于需求水平和生产要素稀缺程度导致“所决定的价值，实际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同劳动的任何实质性的联系”的推断，否定了“卖出去”才实现的使用价值及其体现的价值，将抽象的需求和生产要素稀缺和使用价值的实现相混淆，是用效用价值论偷换概念，对此不去揭露反而作为否定第二种必要劳动时间的理由，这是认识上的不足。
4、劳动的有用性即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以及劳动生产产品的有用性，是价值形成的条件。有用劳动的效率，即“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3]5,60 认为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容易否定劳动价值论，是混淆了劳动的有用性和效用价值论的有用性，混淆了特殊商品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
价值和使用价值无法通约，但商品价值一刻也离不开使用价值，用满足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量分配总劳动时间，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1]23,1972,126 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决不冲突，作为具体劳动凝结为抽象劳动过程中的一环，既是价值的实现，又是价值的决定。在这里，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形成、价值的决定是浑圆一体的。
相对人民大众，左翼队伍对此的讨论局限在小众化的学者群中，把它高深莫测化。例如把价值实现和价值决定对立起来。马克思说，“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5,22，联系马克思对俄国伊·伊·考夫曼的肯定性引用，“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3]5,20 这些，反映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黑格尔合理内核的运用，“卖弄”、“不幸”也反映出马克思自嘲式的自我批判。解决黑格尔“神秘外壳”的冗赘，实际上被列宁提出，被毛泽东解决了，即把对立统一浓缩提炼为辩证法诸范畴的核心，一分为二。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论具有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大道至简、以简驭繁的特点，可以指导我们学习掌握马克思、和列宁先后指出的《资本论》的核心和“难懂”部分，这部分被恩格斯指划为《资本论》第一版“开头40页有些困难的辩证法的东西”[1]16,1964,240。1973年7月17，毛泽东在会见杨振宁时，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并不单独存在”，“白马非马”[4]9,489，488，这是经过36年五分之一人类翻天覆地实践，联系两千年的公孙龙，对《矛盾论》观点的再次肯定和升华。价值是抽象劳动，它的抽象，可以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快嘴桂嫂，善变不可捉摸，也可以是幽灵，虚无缥缈，但价值的抽象性并不单独存在，正是通过劳动的使用价值，劳动的有用性体现出来。
舍近求远，去简从繁，这是否定毛泽东后，体制内一两代人很容易不自觉的短板，在一些问题上甚至产生了集体智力的衰减；在一些人那里，有马无列，有马无毛，成为回避现实，赖以生存或者谋求功利的潜规则。马学界一些观点东施效颦于自然科学，套用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划分，刻意分割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一性，忽略了马克思在墓碑上对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差异的叮嘱警示，淡忘或不屑毛泽东强调的“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特点”：阶级性和实践性[13]，有的学风下决心把马恩文本变成象牙塔，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就是不屑于联系实际，毛泽东同志毫不客气地讽刺了这种学风是“嘴尖皮厚”，“头重脚轻”。
总之，不论是否受到错误学风的干扰，仅仅停留在理论环节，不可能深化认识。华为、胖东来的生产、分配实践，有助于在理论上回答右翼不能解决，左翼未能深化的劳动价值和劳动的使用价值的关系，也就是《资本论》“难懂”的价值形式问题。华为和胖东来的成功，显示出实践领先于理论的意义。
【本文是《华为、胖东来的实践——坚持劳动二重性，正视劳动使用价值》节选，全文近17000字】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毛泽东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5]《韩纲：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见厉平编《解冻年代》，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页
[6]《邓小平的价值理论：并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胡义成，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三期）
[7]《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0-542页
[9]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习近平，新华社2013年11月15）
[10]杨小凯：《我所了解的哈耶克思想》，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1579.html
[11]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比较和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8，233页）
[12]苏星：《劳动价值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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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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