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是打工人的重要一课，涨工资降工时是关键

　要改变这种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烂的恶性竞争局面，只能是涨工资、降工时，严格落实劳动法规。

　　文 | 阿洛伊

　　一、失业是全体打工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知道，失业是市场经济下必然存在的现象，资本家集团刻意保存着一大批失业群体，让他们成为可随时廉价起用的产业后备军，这些失业者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是其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用这个理论去剖析当下的失业现象，就会获得更加清晰的视野。

　　很多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往往心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凭借格外的努力奋斗就可以获得饭碗，觉得个人的才智和努力可以抵消失业的风险。但实际上失业的浪潮很难阻挡，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期，广大劳动者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轻则收入减少，重则失去工作。不仅如此，近年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失业的“警戒水位”已经上升到了过去我们认为绝对安稳的地方：部分事业编职工编制被撤销，大厂里的中高级员工开始自危……近年越来越多的“硕士送外卖”、“程序员开滴滴”、“创业失败摆地摊”现象进一步向我们证明了：失业对劳动者是一视同仁的。大学中法律、土木、经管、计算机等热门或曾经热门过的专业起起落落，就业市场上各行业“风水轮流转”的鲜明反映。

　　资本家一旦发现经济不乐观的迹象，就会把“寒气传递到全社会”中去，拉着全社会承担后果。大量劳动者以各种形式被开除，直接炒鱿鱼之外，故意提高考核标准，穿小鞋，各种下三滥手段出不穷。“有幸”被留下的劳动者为了保住工作，被迫接受日益苛刻的条件，在老板们“奋斗求生”的口号声中，超时工作、克扣工资变成了家常便饭。他们也是失业的间接受害者。在工厂经济效益下滑、被迫减产时候，工人甚至有要求“主动”加班的现象。

　　有人会问，严重的失业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的运动自发解决？可是，问题本身就是由市场产生的。

　　我国就业市场如今在供应和需求两端存在极端的失衡：在需求侧一方，疫情时期劳动力密集产业受到了重大打击，再加上后疫情时期经济下行导致市场无力创造出更多岗位；而在供给侧一边，劳动力数量、质量与就业岗位之间出现了错位，导致比上一代人受到更好教育的年轻人在求职中并没有太多优势。失业问题是社会运转的后果，不能让当事的失业者承担所有责任。

　　面对苦求一职的待就业群体，企业为大量岗位设下了重重障碍，往往要求求职者有很高的职业起点，如若干年的工作经验、自带的职业资源等等，这些要求绝大部分求职者是无法满足的。此外，劳动者被迫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资本利润，导致出现“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劳动者的流动被加速了。

　　失业增加的同时伴随着劳动时间的延长（图源：格隆汇）

　　科技进步带来的失业风险也不可忽视，当先进技术为企业掌握时，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降低成本，导致人力为机器取代。

　　官方试图扩大就业吸纳能力，但现实是，就业总需求会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趋于下降，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也不可能盲目扩大岗位。

　　剩下的还有不少自欺欺人的招数：临毕业的学生被刻意诱导签署不公正的三方协议，近日又传出研究生学制延长的新闻；不少工厂利用黑中介以坑蒙拐骗形式拉人进厂；呼吁出国留学、务工的声音；一些“专家”也会告诉年轻人勇于创业创新……而数据层面的造假更是层出不穷。他们并没有针对解决失业的有效措施，只能苦苦等待下一个繁荣周期的到来。

　　二、打破对失业的陈旧观念

　　所以说，失业并不是“可耻”的行为。传统的社会观念往往要求成年人拥有“稳定、体面、轻松”等标签的职业，而把失业者默认为“不上道”的“失败者”。现在这种旧思想又被资本家及其傀儡拾起来，他们喊着“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的口号，同时在社会上潜移默化地制造对失业人员的歧视，污蔑他们为“不努力的下场”。在人口问题还没如此严重的若干年前，还有另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论——一些“学者”和“观点人士”更是把失业归咎到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上来，所有问题的原因都是“人太多了”，并叫嚣“等到我国人口下降到某某数量时便可成为发达国家”，仿佛许多人自出生就成为了社会的“冗余”。

　　广大劳动者也在反复的失业中认清了现实，很多人已经不再为失业感到羞愧，通过失业理解了社会运转的规律。打工人的阶级意识因此而更加完整。

　　被称作“农民工”的新工人群体在就业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代农民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被投入到城市的建设中，一旦企业认为他们无法创造更大价值便会抛弃他们，失业补助则是天方夜谭。以建筑业为例，近些年各大工地逐渐落实了“清退令”，不招六十岁以上农民工，实际上很多工地超过五十岁就不招，这标志着第一代农民工基本退出了大建设的舞台，他们往往只能回到还有密切联系的乡村，或者去那些条件更差的小工地。他们“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却没有彻底完成从农民到打工人的身份转变。

　　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工人群体则不同。他们早已把换工作当作家常便饭，对失业更能等闲视之。不同于老一辈的“老乡带老乡”，他们习惯于通过社交平台、直播间等渠道找工作。某招聘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90至95后平均跳槽周期为2.61年，95后缩短到1.69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0年对青年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换过工作的青年农民工仅占25.4%，有7.4%的青年农民工换过8份及以上的工作。他们学会了用脚投票。主动或被动的、经常性的失业教育了他们，在失业问题他们比前辈更加理性而成熟。

　　他们与来自城市中的中低层家庭的新一代打工人混然一体，构成了新工人群体的主体。《2021年新生代员工职场趋势报告》将职场年轻一代（90后、95后、00后）形容为“新生代员工”，指出生代员工具有“价值观独立、崇尚自由、兴趣广泛、可塑性强”等特点。报告显示他们的平均更换工作时间与上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相同，平均2-3年更换一次工作，而私企的新生代员工在入职1年以内的离职率最高，达26%。

　　数据来源：《2021年新生代员工职场趋势报告》

　　《2022新生代员工职场现状调研报告》则显示，在职的新生代人员中，有29.3%在主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其中，物流/运输行业（40%）比例显著高于平均水平（29.3%）。还有36.3%的员工处于被动求职状态、随时考虑其它的合适机会。8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3年半一换，90后则是19个月，95后更是缩减到7个月。

　　更有多位90后老员工在访谈中表示，新生代员工普遍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访谈过程中，“WLB”（work life balance,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拒绝画饼”等词则是00后员工口中的高频词。越来越多的年轻打工人不再接受资本家强加给他们的职业理念，厌恶、逃避机械重复性的劳动，这并不是当代的打工人变得好逸恶劳，而正是他们阶级意识成长的表现。

　　三、打工人联合起来，涨工资、降工时是方向

　　“躺平”的出现及其内涵的不断丰富，是广大打工人的无声抗争，反映了他们不愿再受剥削的愿望。但个体的行动终究有它的上限，实际上很多劳动者最终又不得不回到“内卷”的队伍里与其他劳动者相互竞争。一边“躺平”又一边“内卷”的矛盾根源在于广大劳动者整体上仍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

　　现实中，不乏打工人自发进行的反失业斗争，有要求落实劳动法离职补偿的，有反对恶意迁厂的，这些斗争代表了阶级对抗的一条前线。这是打工人个体或以工厂为单位的斗争。

　　而要想从整体上改善这种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一方面大量失业，一方面在职打工人又过劳的局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严格落实劳动法规，涨工资、降工时。当然，这也仅是暂时改良的办法，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资本家及其吹鼓手当然会拼命反对，他们会说经济不景气，企业家已经很难了，他们会声称这样做提高成本，破坏“营商环境”，工厂不开业，工人也没有饭吃。对于同样深陷内卷漩涡的中小企业而言，似乎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某厂给工人加工资且不加班，在这种比烂的恶性竞争中很快就会被淘汰。

　　但这种比烂的恶性竞争同样对资本家不利。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被压到极低的水平，工人的闲暇时间被压到了极低的水平，这对工人的消费是极大的限制。对政治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打工人的正常消费，仅靠少数剥削者的消费，他们再怎么奢侈、再怎么花天酒地，也不可能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也无法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

　　打工人当然是不希望加班的。他们所谓的“主动”要求加班，是因为工资太低，他们只能在挨饿和加班之间选择一样，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以深圳为例，按20元的时薪算，正常的五天八小时加上双休，工资是3000余元，扣除按最低标准缴纳的社保，剩下的基本就是深圳市最低工标准2000出头。这在一线城市很难生存，更不要说是养家了。

　　要改变这种于人于己都不利的比烂的恶性竞争局面，只能是涨工资、降工时，国家必须出面，严格落实劳动法规。

　　对工人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但是，即便是这个并不高的要求，没有打工人的团结奋斗，也并不会有人去主动施行。打工人绝不要寄希望于什么产业升级、走向世界市场之类说辞，这是华而不实的画大饼。

　　路在何方？路就在自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