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黎：人民公社的历史影响

　　人民公社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乌托邦案例，在中国注定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现象，其意义深远。

　　直到今天，人民公社对中国农村治理的基本理念仍然在改良后的农政中，起着重大用。今天的村集体，仍然保留并管控着几项核心权力：土地公有，村民的集体成员身份，土地的调整分配权，农民宅基房产的封闭式管理，等；乡镇在法律上至今保留集体三级所有，即，既是政府又是集体组织的双重身行份权，对农村的土地产权包括农民的宅基房产拥有事实上的解释权。

　　从历史上看，当年的高级社把农民土地和平地收缴成公有，是人民公社建立的序幕。1958年的人民公社，左倾到已经无法从理论层面解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当时决策层面完全没有理解，农村熟人社会存在一个隐性的边际界限，超过了这一界限，农户的劳动付出、收益、积极性、进取心及交往中的可让度行为将会大幅度丧失，实践层面将会盲然不知所措，包括村乡的基层干部。所以常识性的错误，导致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坚持了只一年左右，结果是荒坟野冢，被迫“辕门斩首”。高层明确彻底退赔。这是1958版的人民公社。

　　之后就是以1962年六十条为标志的62版人民公社。头没有了，但身段、腿还存在。改革以后，对农民的诉求，采取了宽容让步的政策，承包到户遂全面推开，农村局面大变。如果说，当年最终被迫下决心对农民让步，是砍了人民公社的头，那么，改革则是砍了人民公社的腿，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劳动与分配组织功能。我认为，说农村改革是取消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这是不准确的。现在，农村的管控体制在责、权、利、产权、资源支配等诸多方面，仍然是不清晰的。

　　所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是一个模糊概念。事实上，这个组织平台是由党支部，村委会加村公有经济组织三合一的村集体社会组织。准确地讲，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或穿上马甲的小人民公社，仍然牢牢控制着农村社会。这种组织形式，由于自身财产的诸多封闭性，对上，很难与开放的社会大市场对接，对下，只能是封闭的小村社计划管理、资源配置与平均分配。融入全社会的大市场、全要素的全社会市场配置，把市场作为转型的引导性力量，这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