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应邀给某地一批年轻的正科级干部讲课，想来想去，还是把题目定在了《党政官员应具备的基本媒介素养》。
很巧，这堂课前后发生了几起特别典型的舆论风波，这些舆论风波多数都是基层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接待求助民众时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引起的，所谓“祸从口出”。因此，那堂课显得很应景。
过去一度很排斥甚至是抗拒给官员讲媒介素养之类的课，尤其是读了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之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批评了几种知识分子，比如害怕看起来具有争议性，比如想要保持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比如希望能被请教、咨询。
“希望能被请教咨询”，这批评很委婉，但会让时常自省的人觉得羞愧。
萨义德还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判》一书中提到一种知识分子：既不为官职所动，也没有野心让当权者侧耳倾听。他还说到自己：在电视上露面时常被问到“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处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回答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坚持，让人心生敬意。当下我们所处的形势特殊，我还做不到那么决绝。
有两种情况会答应去给官员们讲课：一是熟识的朋友热情邀约，不好拒绝；二是听众是一些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行政业务群体。离开媒体赋闲后，需要一些继续了解社会、继续近距离观察官场的渠道。
但是，正如我以前反复强调的，讲这类课有几个原则：虽然离开媒体多年，但依然热爱，不教如何对付媒体、不教如何对付记者、不讲有损媒体行业基本职业伦理的东西。而且，接受邀请前一般会提前说明上述原则，如果不能接受，宁可不讲。所以，我讲课基本是自拟题目，极少接受命题讲座，什么舆情处置引导之类的题目，概不接受。
舆情分析引导本来是个很正常的事情，但当下被一些人弄得肮脏不堪，尽量远离。
这几年，除了想继续观察当下，多沟通的念头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想用自己的方式尽量去传播一点善的因子。正是有上述这些想法，近些年偶尔给党政官员、公安、法院等行业的执法人员讲过几次。
每一次讲课，算得上苦口婆心了，一直反复重复一些观点：权力失范，官场内的人也会受到侵害，他们寻求社会救济的路径可能比普通民众还少，最后可能也只有媒体站出来替大家说几句话。所以，善待媒体与记者，也善待老百姓……
关于如何写作，我还讲过：不管你是匿名还是实名，不要把人写得不像人，说人话，尽量不要说假话。这几年官员心理疾病高发，因素很多，有些官员的心病恐怕就与长期不能说真话有关……
在前不久的那堂课上，我当着一众听课的年轻干部说了一个态度：如果你们在官场已淫浸了数十年，那我就没必要跟你们讲这样的课了。如果你们已经是官场老人，那你们听了我讲的这些内容后会觉得我是傻逼。之所以愿意给你们讲，一是朋友面子，二是你们还没有完全变坏，还有讲的价值。
有人说，现在三十岁左右的年轻官员们很多还没有“原罪”。
他们是如何理解定义“一个官员的原罪”的，不好妄加揣度，我个人的看法是：他们成长的政治环境虽然与过去一脉相承，但毕竟有所不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坏。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是二十年前的那种大环境，且他们在过去那种环境里已经混成了官场老人，那就不值得我去浪费唇舌了。
那么，当下给官员们讲媒介素养，到底能讲什么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最近，安徽全椒县水污染事件中三名基层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曝出的“我还有两个月就退休了，不该多过问这些事”、“喝茅台也会喝死人”等金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人从官员的媒介素养分析这些人的言论。但在我看来，全椒县这些基层官员说出这些话，不是欠缺媒介素养，而是欠缺职业素养，他们的问题不是话没说好，而是本职工作没有做好。
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对自己管的事一问三不知，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事说外行话，这些都是渎职和不作为，这些人当然是经不起舆论质疑的。
我们的媒体人或前媒体人要教这些拿着民众血汗钱不干活甚至干坏事的官员如何说漂亮话忽悠媒体与民众吗？给官员讲媒介素养课，是要让好好做事、做好了事的人尽量不说错话，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舆论风波，而不是让不好好做事、做不好事、不做事的人说漂亮的假话逃过舆论的监督。
遗憾的是，如今给官场做媒介素养培训的人不少是在干教坏人如何把假话说得天衣无缝。这种培训，助纣为虐，因为事情没做好，无论你的话术如何看起来圆满，总归是站不住脚经不起考验的，对民众来说总归是有害的。
事情没做好，却要说得好，那就要编假话；教事情没做好的人把假话说得圆满，那是教人撒谎，当然是典型的助纣为虐。
因此，真正对社会进步有意义的媒介素养课，必然是反复强调听课的官员们要先做好事情的，必然是把听众们要尽职尽责、奉公守法当做一个前提的，而不是教两面人、伪君子们如何在公共平台发言时不露或少露马脚。
每个人都应该恪守做人的底线，不管是记者还是学者，不能为了虚名和讲课费这类物质利益出卖良知、教官说谎。
2024年5月30日、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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