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业修：先进科学的体制编制才能保证打胜仗

　　军队的体制编制是历史的产物。它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依据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变化而变化。生产力始终影响着体制编制。体制编制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动态变化的辨证运动过程。体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中孕育着变化；编制是需要不断变化的，变化中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体制编制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唯一组织形式，只有科学的体制编制才能确保战斗力的最大发挥。古今中外一切国家和武装集团的军队，都在不断追求科学优化的体制编制。近年来，根据高科技、高技术迅猛发展需求，各国都在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和世界军事技术发展趋势，以提升部队战斗力为牵引，优化部队组织结构，构建科学高效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从组织构成上实现军队战斗力的最大化。

　　一、科学优化的体制编制，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组织保证

　　军队的体制，是指军队的基本组织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体制的含义：不但有各种机构的设置，还包括机构的职能划分，还有这些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制度规定等。一般包括总部体制、军兵种体制、机关体制、部队体制、院校体制、科研体制及法律法规等。根据体制确定军队的领导指挥管理系统，包括作战指挥系统、行政领导系统、政治工作系统、后勤保障系统、装备保障系统等。这种体制确立和领导指挥管理系统划分，决定了军队的整体结构和各级组织职能的界定。军队体制是一个国家性质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受国家性质、国家战略、军事思想、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武器装备、人口、地理、信仰及宗教等制约。体制机制是否科学合理，对军队的战斗力有重大的影响。

　　军队的编制，是根据军队的体制、任务性质、作战需求及资源等情况，对军队的人员、装备、后勤等进行组织、安排和配备，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具体结合形式，形成完整的战斗力量体系。从人员编制上讲，有班、排、连、营、团、旅、师、军及相应的军兵种编制；从武器装备上讲，有小到一个铁锹，一把军刀，一支个手枪、一挺机枪，大到一辆坦克、一枚导弹、一艘航母、一颗卫星、一套作战指挥平台等，如何与人编配。科学的编制才能释放最佳战斗力。

　　军队的体制编制是一个有机结合、密不可分的整体。体制编制随着军队的出现而出现、随着国家战略调整和武器装备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各个国家的军队体制编制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体制编制是有区别的。

　　军队的体制编制是相对稳定和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需要随着国家战略、科技进步和装备发展等不断调整。每当军队的组织结构随着国家战略、技术装备飞跃发展不合理时，当编制的微调不能解决问题时，就需要对体制编制做一个大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有时甚至需要质的飞跃性变革。

　　中国军队体制编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朝代，其结构、内容和称呼是不一样的。世界上近现代军队的体制编制模式是在拿破仑时期开始奠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依据人民军队性质和中国的实际，借鉴各国先进体制编制的经验而创建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改革创新。

　　军队体制编制的重要作用：一是合理的组织结构，能确保军事力量有序组织和高效运作，以便在战时迅速集结和灵活部署，形成有效战斗力量；二是能够优化军事资源配置，最大化地发挥每一种武器装备的作战潜力，提高军队的战斗效能；三是科技发展促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导致战争形态变化，及时并科学编排军队的组织结构，使军队及时适应现代战争的挑战，保持军队高度的灵活性、机动性和最佳战斗力。特别是当信息化、智能化大量运用于军队的武器装备时，军队体制编制中的数据链和网络中心作战得到广泛运用，跨军种、跨领域、跨时空的一体化、智能化联合作战，更需要实现整体效果的最大化。所以，军队的体制编制是军事力量的基石，是国家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提高军队作战效能的倍增器，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地位的重要保障。

　　二、历史进程中，军队体制编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产生发展和科技、武器装备更新改变而变化，这样才能从组织构成上确保军队的最佳作战效能

　　古今中外国家军队的组织结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进程。

　　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部落间发生战争，用的是石、木、野兽的骨头等制工具为武器，进行格斗厮杀。有作战能力的部落成员自动武装组织，是没有完全脱离生产的武装力量。决定作战的是部落联盟会议。在中国最早发生的一次战争，是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2世纪中进行的神农伐斧燧之战。先秦古籍根据传说记载：生活在今河南省东北部的神农氏部落，与生活在山东省西南的斧燧氏，因利益冲突而发生争战，最后的神农氏击败并兼并了斧燧氏。之后，又先后爆发了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颛顼与共工之战，尧与欢兜的丹水之战，舜、禹对三苗之战，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等。这些作战人员，虽然都是部落成员临时脱离生产组成，但是，已经有了军队体制编制的雏形了。如涿鹿之战，双方投入人员众多，打了很多次，持续很长时间，最后在涿鹿决战。这么大规模的多次、多地点、长时间、远距离撕打，吃穿用都需要严密组织保障，军队就有了指挥、作战和保障的分工。决战中出现的风伯雨师、应龙女妭等神仙妖怪助战，实际上是利用天时、地理、气象等作战，这就产生了原始的作战理论和思想。这种参战人员的分工合作，也就是最原始的体制编制。如：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启把军队分成六军，有战前的全员誓师大会动员，战中的各军位置规定（左路攻击其左，右路攻击其右，中路正面出击），战后的奖惩总结等。

　　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出现，生产力提高，社会剩余产品出现，产生了占有剩余产品的奴隶主和受剥削的奴隶，奴隶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于是，私有制和国家权力出现，军队也随之出现。

　　中国的夏、商、周三个王朝，是中国奴隶社会产生、发展和鼎盛时期的全过程。这三个王朝虽然经历漫长的2000余年，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和发展缓慢，军队都是步兵和少数车兵。军事体制通常与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王是最高军事统帅，常常自己统军出征。方国诸侯的军队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战时要听王的调用，以确保王权的集中和统一。

　　军队的编制较为简单，由王的卫队为常备军和临时征发的军队组成。军事职官通常由奴隶主贵族担任，实行世卿世禄制。战时，军事职官会根本王的命令和战略部署，指挥军队作战。军需保障、装备保障、马政保障都是军队体制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由国家保障。根据甲骨文记载：商朝商军以商王为最高统帅，以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为高级军事将领。商军出现了“师”的编制单位，建立了“登人”、“登众”的兵役动员和以射、御、田猎为内容的训练制度。军队分车兵和徒卒，主要装备有皮甲、青铜制的剑、矛、戈、镞、箭、青铜胄及畜力驾挽的战车等。

　　西周军制比夏、商有了很大发展，中央常备军力量扩大，拥有“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共22个师。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周武王亲率战车300乘，虎贲（精锐武士）3000人，以及步兵4万余人，打败了毫无准备、无兵可用（商军主力远在东夷外伐）、仓促武装没有战斗意志的由奴隶、罪犯、战俘组成的17万商军，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冶铸技术的出现， 铁制装备的生产，大大的改进了军队的武器装备。铁制装备在杀伤力、射程、防护能力和攻城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如出现了射程远达900米的大弩。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锋刃异常锐利。这一时期，出现了矛、戈、戟、盔、甲片、战车、战船等。这意味着冷兵器时代的到来，军队装备也趋于制式化、系列化。兵种也在车兵、徒兵的基础上，建立了专门的步兵、“舟师”、骑兵。公元前651年晋国首建步兵，使晋成为一时霸主。步兵在战国时期是作战的中坚力量，所谓“带甲数十万”、“带甲百万〞，就是指步兵；春秋后期，互相争霸的楚、吴、齐、越等国，为了适应在江河水网作战，各自组建了“舟师”，海军的雏形；赵国的赵武灵王首创骑兵，“胡服骑射”使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冲破了林胡、东胡和娄烦的包围，使他们俯首称臣，赵国之成为新的霸主。

　　春秋战国之间频繁的攻略，战争实践使军事理论取得了辉煌成就，如《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卫鞅兵法》和《孙子兵法》等。专门的军事训练机构出现。

　　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军事装备发展缓慢，主要是火攻启示而发展的火药箭和火燃包结合运用，《孙子兵法.火攻篇》对火攻有专门论述。火球与火燃箭在使用时，要借助于射远的抛时机、弓、弩、弹射装置等冷兵器的机械力，把战斗部火球、火燃包（自然的易燃物，如油脂、松脂、艾草等），拋射至敌方达到烧燃、烧裂、障碍、毒杀、薰灼等作战目的，也就有了火兵的编制。但是，军队的体制编制变化不是很大。

　　自从火药这一科技发明后，大大地提高了火攻器具性能，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军队也从冷兵器时代向热兵器时代转变，引起了军队体制编制的革命性变革。火药最早用于军事的记载是唐朝未年，公元904年，杨行密军围攻豫章（今南昌），部将郑璠命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入城，焦灼被体”。

　　从北宋开始，火药广泛运用于军事，对军队的体制编制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改变了战争模式。在没有火药时，攻城墙依赖人力物力消耗，时间长损伤大。火药运用可瞬间大量杀伤敌人，通过地雷埋设、弩箭射击等，可迅速达成战斗目的，大大提高战争效率。二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开始创造的铳、火统、火枪、铁炮等，用火药燃气能量发射子弹。公元1132年南宋军事家陈杯发明了管形火器，是现代管形火器鼻祖。一百多年后的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寿春府人用巨竹做枪筒，发射子窠（内装黑火药、瓷片、碎铁、石子等），在燃气能作用下子窠飞出散开杀伤敌人。后中国又发明了金属管形，在明朝中期以前，中国火炮在世界上领先，如戚继光创制的小型将军炮，车载炮，大将军炮和红衣大炮，军队成立了火器营。但是，中国的封建王朝腐朽和专制，不允许地方和民间研究，朝廷对火药发明后应用军事装备的科学研究投入低，因此，一直没有突破性发展，几乎停止不前。

　　二百多年后的13世纪，中国的火药和金属管形传入欧洲，他们使火药在武器装备中的作用不断更新和飞跃发展。枪械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击针后装线膛枪逐步取代了前装滑膛枪，世界进入了近代枪械时期。火炮也由前装滑膛炮改为后膛装填的来复线式火炮。使射程、命中精度、杀伤力有极大的提升。随着火炮的演变，出现了加浓炮、迫击炮、火箭炮等，使战争中打击威力空前提高。

　　蒸汽机的发明及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战舰由木制变为金属，现代意义的军舰产生，火炮安装在军舰上，产生了近代海军，极大的提高了远洋能力和战斗力，英国是蒸汽机发明的国家，也是利用蒸汽机与火药结合优先创造先进武器装备的国家，它能称霸世界成为霸主，主要是船坚炮利。

　　世界上最早的空军是法国，在1793年组建气球兵团。是通过燃木炭产生的烟和热空气，依赖热空气的浮力上升到空中进行侦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4月1日，英国将皇家飞行队与海军航空军合并，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兵种——空军。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美国等相继成立了空军。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历次战争中，对战争胜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装甲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1916年6月，英国建立6个坦克连，每连编配25辆坦克。随后，法、德等国相继组建了坦克营、连。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装甲兵发展成为一个军种。德、苏、法等国分别组建装甲师、坦克军和轻型机械化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编制武装了大量装甲部队，用装甲集团军向波兰、法国等国长驱直入，很快打败了这些国家。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促使军队编制变化，一些与之适应的研究培训机构诞生，促进了军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各国为了自己的装备技术领先，争相对火药配方、火炮设计和炮弹进行持续的研究、实验和创新。

　　三、我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是与开创和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民军队体制编制分不开的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全国大起义。首先是8月1日的江西南昌起义，尔后是9月中下旬的秋收起义、12月的广州起义及相继的几十次起义，这些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的开始，留下不灭革命的火种，但是，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起义失败的原因虽然是敌强我弱、党领导武装力量的经验不足、起义部队和建立政权套用了苏联红军的城市暴动错误经验等，但是，起义时仍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南昌起义仍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虽然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部队的体制编制仍与国民党军队一样，没有共产党军队独特的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编制构成，部队缺乏高度的凝聚力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因此，起义部队损失了90%以上，剩余力量只能分散到广大小城镇和农村，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隐藏或发展革命力量。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带领剩余部队到了江西永新的三湾，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这次改编是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体体制编制改变是：将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在部队中建党代表制度和党的组织，做到连有党支部，团、营有党委，连以上有党代表，各级党组织由前委统一领导。同时现定，重大问题由党委会讨论决定；实行民主制度，规定长官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管理，协助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就在部队建立起了严整的党组织体系，为党全面建设和掌握部队提供了组织保证。并且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实施新型领导制度，在体制和制度上开创性地确立了“党指挥枪”、党委“集体领导”、“官兵平等”、“官兵民主”等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初步解决了如何把旧军人和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旧军队，改建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军与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开始辖3个师，后因战损下辖4个团，毛泽东为党代表，朱德任军长。红4军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5人组成。在毛泽东主持下，红4军在部队中建立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党的组织，并在4军中设立了前委这个党的最高领导机关。

　　前委和军委的职权划分是：前委是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军委对内是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湘赣边界苏维埃军队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实际上一切军事行动和地方政权建设，一般都是前委开会决定实施。因朱德、陈毅带来的是旧军队的人员多，习惯了旧的制度体制，为此，四军内部出现了朱、毛对前委和军委工作职责范围如何界定的争论，曾一度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一方被否定。后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正确指导下，红4军于1929年12月，在古田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红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制度体系，并在随后的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中不断完善，包括“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部队党委制（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军队内部民主制度，使我军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解决了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方向性的问题。

　　毛泽东、朱德在红4军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得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的肯定并向全国各地红军推广。如中央在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要求他们在部队建党中参考并执行。

　　毛泽东创建的红一方面军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在毛泽东、朱德等正确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苏区赢得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是周恩来、朱德听从毛泽东的建议，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歼敌取得的。至此，赣西南和闽西两苏区联成一片。中央苏区发展到包括28个县境、拥有15座县城，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50多万的全国最大的苏区，并且在苏区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实践证明，凡是落实这些人民军队组织体制和制度，红军就前进和胜利；凡是违背，红军就遭挫折和失败。

　　工农红军后来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委制建设的否定，使中国的革命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甚至几乎覆灭。

　　王明统治中央后，不顾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的经验，否定红军中建立的各级党委制，强调单一的首长指挥，取消和削弱红军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制度，给予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1930年冬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红军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是红军中政治指导者。党在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指导下进行工作”，把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地位摆在党之上。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在赣南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为要强健红军中党的组织，保障党的政策的实现和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党应当切实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与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会后，红军各地区部队的党委制被迫取消。也是这次会议，毛泽东被撤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职务。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了红军军事指挥权，随后又以毛泽东需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被迫离开红军。赣南会议的错误主张在红军中占统治地位，至此，博古等人采取了个人极权的领导方法，军委的一切工作由一个人包办，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的一些不同意见压制和打击，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长征中，博古军事上只听李德一人意见，错误指挥，使红军受到了国民党军的层层围赌不断损失，特别是湘江惨败，中央红军由长征时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因时因势及时调整体制编制，是提升军队战力和取得战争、战役及战斗胜利的组织基础。如秋收起义，起义前部队有5000余人，前委将起义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在起义失败后，有1500余人在毛泽东带领下放弃攻打长沙，沿罗霄山脉南移。部队抵达江西芦溪时遭朱培德部特务营和保安团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部队受损，到达三湾时人只剩1000人左右。改编时给不愿继续革命的官兵发路费2块大洋礼送行，剩余700余人。为了加强一线作战力量，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快、战争极端的严酷和作战频繁，部队随着人数的多少，武器装备情况，时而扩编，时而缩编。1927年至1929年底，各地百余次的武装起义，建立工农红军。开始都是以游击战为主，编制多数是游击队、游击大队，也有少数上万人的红军军、师、团的编制，如1928年4月，毛泽东部和朱德、陈毅部在宁冈县砻市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来红军随着各地根据地扩大和军队人数增长，全军曾对工农红军进行统一编制，也有各根据地自行编称谓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共编有第1至第33军。在红军先后编有33个军番号中，同样的编制番号，不同地区因战争残酷和消息堵塞经常重复。如：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有3个红4军，即井冈山地区的第4军，湘鄂边的第4军和鄂豫晥苏区的第4军。很多军前面编制番号后面因敌人围剿作战失败而消失，或者力量减少缩编。还有很多因作战胜利人数巨增，而把几个军扩编为军团，红军曾有11个军团番号；把几个军团扩编为方面军，以组建更大更集中的正规兵团打破敌军的‘围剿’，扩大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红军有第1、第2、第4方面军。

　　部队局部的编制变化更频繁。每当打胜仗或宣传动员群众参军后部队扩编时，班长当排长，排长当连长，连长当营长，以此类推。有时甚至连升两级或更多级。当打败仗减员时，立即缩编，有时甚至缩编两级以上。部队一天一整编的情况较多，最多的是一天四次整编，如有一次井冈山红军第4军的一个营，早上突袭国民党军俘虏400余人，马上把此营扩编为一个团。中午遭国民党军围攻损失较大，又缩减为一个营。下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俘虏敌人600人，又扩编为一个团。晚上，红4军前委为了教育、吸纳众多的俘虏，将扩编的团与兄弟单位统一整编。因此，一天4次整编。这样频繁的整编，就是始终保持一线作战力量充分充足，保障部队的高昂战斗力。

　　第五反“围剿”失败，虽然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博古等人不顾客观实际，强行错误调整军队的体制编制造成的。正像“罗明路线”的当事人，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二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所说的：1932年8月，我因战负伤在福音医院住院，伤愈即将出院时，在福音医院疗养的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一直关心红军的作战，“他概括总结了三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的经验，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罗明回忆说，毛泽东和他谈了一上午，分析怎么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他出院后随即召开了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统一思想后在福建各县的苏区传达。我们按照毛泽东指示采取主力红军与地方游击队相结合的运动战，福建与江西苏区配合，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从历史事实来看，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领导下，抵制了临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灵活运用了一、二、三次反‘围剿’经验的结果”。

　　罗明还回忆说：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临时中央掌权后，“他们要求‘在苏区猛烈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1933年1月，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他们到达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逼迫我们“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配合，不能有效打击敌人，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很大的恐慌。干部和群众对这样改编地方都队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前四次的反“围剿”由于有地方游击队，主力部队不但在运动中打击敌军有游击队当助手，游击队还提供了大量情报，使主力红军消息灵通，随时掌握敌军动向，每战必胜。第五次反“围剿”由于没有了地方武装，不但没有助手，还信息不灵通，搞“拒敌国门之外”，分兵把守，兵力分散，没有运动战，处处挨打，很快根据地丧失殆尽。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只给八路军3个师和1个新四军辖4个支队的编制，共产党如果按照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打阵地战和运动战，那蒋介石肯定要八路军和新四军去和日军打阵地战硬拼，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会很快拼光。毛泽东同志主张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平原游击战。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军事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更好地打击日军，共产党对部队整编，以旅、团、营、连为单位，分散深入到敌占区，坚持游击抗战。这一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和编制调整，使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生根开花，部队的人数快速增加，战斗力全面提高，抗战后期成为主要的抗日力量。

　　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军队定的师、旅数量限制，为了既维护统一战线又因地制宜发展武装力量，在编制调整中，八路军以地名xxx军区、新编第x旅、纵队、支队、大队、挺进军、指挥部、游击队和留守处等的名义编制部队的番号，发展壮大力量。如八路军在1937年8月改编时，只辖3个师，每师辖2个旅，每旅辖2个团，共4.6万人。除一部分留守延安外，另有3万人挺进敌后，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至1938年10月，部队发展到15.6万人，新增的旅或相当于旅的纵队、支队达20多个。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八路军在敌后对日伪军作战近10万次，歼灭日伪军124万余人，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伤亡40余万人，收复国土面积63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余万，建有4大军区、16个二级军区、69个军分区，野战部队40多个师旅，102万余人。

　　解放战争时期，开始时为了保护各地的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部队的整编以地名和方位为主，编为东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还有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等。当进行战略反攻，为解放全中国的需要，就要把地名、方位为主命名的野战军，改为数字命名的野战军，如把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这样有利于全国机动作战，从而夺取全国的胜利。

　　四、武器装备是军队体制编制的物质因素，武器装备发展必然会引起体制编制的变化，只有不断调整改革才能够达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

　　武器装备发展变化越大，军队的体制编制的变化越显著，总司令部、各军种、各兵种的构成、地位、作用所占比重和相互关系及部队的编成都要发生变化，以至于出现新的军种和兵种。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围绕武器装备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和变革体制编制。

　　1930年12月，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中，在张辉赞的师部俘虏了敌无线电台主任吴人鉴等10名电讯人员。由于红军战士不懂电台的重要性把电台发信部分毁坏，只有收信部分。毛泽东十分重视吴人鉴等人，亲自找他们谈心，劝留下来参加红军。吴人鉴、刘寅等人同意参加红军，后来吴人鉴改名王诤（王诤后来成为开国中将）。毛泽东、朱德立即任命王诤为台长，红10师的秘书长欧阳毅调到电台当政委，成立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分队，直接受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这是红军通讯兵的诞生。半部电台不到一年时间里不断发展壮大，至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红军先后缴获敌人电台8部，红军发展到6个无线电分队，无线电通信分队也逐步升格为无线电大队，又改扩为无线电总队。后来不断侦听到了敌人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的兵力布暑，为红军取得胜利提供了可靠的情报支援。

　　体现强大和先进战斗力的特种武器装备，人民军队随时落实了与之适应的特种兵编制。人民解放军的骑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及海军、空军等特种军、兵种部队，个别兵种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部分兵种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大发展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后期及建国初始，随着人民解放军缴获大量国民党军的大炮、装甲、舰艇、飞机等先进武器装备，解放军自己的兵工厂造的炸药、弹药、手榴弹、枪支、火炮等质量和数量大幅度提高，军事上从解放区打到国统区，最后占领除台湾以外的全部国土，从国民党手里接受了大量的兵工厂和技术人员，我军的陆军特种武器装备有了不断发展，海、空军装备也从无到有并逐步增多，于是，便产生了陆军各兵种部队和海、空军部队及各军、兵种领导机关。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战争在大陆已经基本结束，为顺速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基本好转，从1950年春夏之交开始有计划进行精简整编，压缩军队规模，裁减步兵，加强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的建设。10月，抗美援朝战争又使军队较大的扩编。在抗美援朝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自1952年至1958年连续进行了4次精简整编。这些整编，不但精简了人员，精干了编制，更重要的是军队完成了以陆军为主体的单一体制编制向陆、海、空和陆军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海、空军及陆军特种兵占全军总员额的1%～10%不等，极大地提高了人民解放军的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作战能力，使人民解放军的综合战斗力有质的提高，真正成为保卫新中国的坚强长城。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军工企业逐渐系统化并且实力全面的提升，各类武器装备性能不断提高和更新换代，依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武器装备情况，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队的质量建设，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也不断地调整变化。大的体制编制的调整有：为应对上世纪60年代美苏围堵威慑，人民解放军进行了2次增编。特别是60年代核武器、导弹的试验成功及相应部队的组建，1966年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的成立，使人民解放军建成了核战略威慑下的陆、海、空军及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进入了世界强大军队的行列。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了4次整编调整，特别是陆军集团军的建立，使军队从步兵迈向初步的摩托化、机械化的合成集团军的转变；90年代至2010前的3次整编，推动了军队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转型，并同时展开了信息化军队建设。

　　人民解放军科学的体制编制不断改革调整，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军队建设的客观需要，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50年代打赢了抗美援朝战争，迫使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最强大的16国侵略者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60年代先后打赢了对印度和苏联侵犯我边境的自卫反击战，阻止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核威慑；60至70年代打赢了抗法抗美援越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唯一两次打败美军的军队，是中国人民至今也敢于战胜美军的强大心理自信，也是美军至今对中国军队忌惮的根本原因。

　　五、高科技发展带来武器装备质的飞跃，建立以适应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为目标体制编制，是目前各国竞向追求的重大战略举措

　　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代表产生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能否达到了人与物的最佳结合，事关军队战斗力强弱，关系到国运兴衰，人民的安危。

　　现代高新技术，包括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计术、现代分离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等，催生了现代高科技武器诞生和发展，如自主智能武器、强激光武器、太空武器、高超音速武器、微波武器、隐身武器、定向能武器、粒子束武器、纳米武器、地质武器、基因武器、仿生武器、气象武器、核导弹、电子炸弹和反导系统、信息战、网络战等。这些武器装备在战争中，使武器的毁灭杀伤效能巨增，突防攻击能力极强，侦察监视能力扩展，自动智能水平跃升，机动变化能力莫测。

　　现代高技术武器装备对战场态势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作战对抗体系化，侦查探寻立体化，攻防打击精确化，反馈应对瞬间化，行动控制智能化，武器装备电子化，信息传导多媒化，装备更新迭代化，战场决战电脑化。

　　未来的高科技战争，是智能化下的空天一体战、海天一体战、天地一体战，电磁网络一体战，即：陆海空天地电磁网络一体战。

　　用什么办法才能把现代化的高技武器与人的作战理念联结起来，发挥作战效能呢？就是通过改革调整体制编制，形成高技术下的最佳的作战指挥和管理体系。无论部队的作战指挥，还是部队的管理保障，都要围绕这个体系展开。而这个体系最核心的是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组成C4KlSR系统，将整个战场的各个作战单元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体化联合指挥和作战系统。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一体化作战指挥系统，就是利用技算机技术，使武器装备在预警探测、情报侦察、精确制导、火力打击、指挥控制、通信联络、战场管理等方面实现信息采集、融合、处理、传输、显示的网络化、自动化和实时化。

　　要打赢未来战争，必须不断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这个“大脑”和中枢，有效协调控制作战力量的聚合与释放，让各种作战力量、作战单元、作战要素配合起来，打通联合作战系统全流程指挥链路，使部队迅速、高效、精准、连续地打击敌对目标，形成强大的整体战力。将过去传统的火力硬摧毁，变成火力硬摧毁+信息制导的智能化精准摧毁。这里面最关键是制信息主导权。

　　夺取制信息权，已经成为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制地面权的先决条件，是夺取和保持整个战场主动权的关键所在，是战争获得胜利的首要因素。

　　及时获取全方位的战场信息态势十分重要。多种信息感知手段可全天候获取各类信息，通过太空卫星、高空战略侦察机、中空预警机、低空无人机，到各种声、光、电传感器，构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互补的感知系统，为各种探测器的运用为大范围的空中侦察创造条件。多光谱照相机、激光扫描机、电视摄像机、合成孔经雷达等等，装在飞机、卫星和各类武器装备上，提供目标图像、加上微光夜视仪、红外热成像仪、红外激光成像雷达等，可把传统的昼战变成全天候24小时作战。

　　中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是机械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中国军队是边完成机械化、边完成信息化中叠代发展。欧美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随着微电子技术、光电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在武器装备上运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军队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实施了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过渡，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初露端倪。而中国军队当时还处在摩托化和半机械化。为了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必须把武器装备机械化和信息化相结合，实行“跨越式发展”。

　　建设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比较早和比较成功的国家是美军。美军的体制编制主要有五大特点：

　　一是实行上层军令政令高度的集中统一和所属下层作战和建设相对分离的体制编制。美国的上层体制是：总统是军队的总司令，指挥、管理一切。以总司令为核心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情报局长、参联会主席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组成，日常工作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主持。总统的决策通常由安全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安全委员会下设国防部，国防部是在各战区和军种、兵种之上的一个统领一切的机构。国防部有8～10万人左右，设立了众多的副部长、助理和部门，对下面的作战指挥、部队行政管理、装备采购、研究咨询等实行统一的领导、指挥和管理，其职能分工和对下统的非常详细。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这个上层高度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体制，从二战以来没有变化过。上世纪70年代初首次访华的基辛格就是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访华的。总统、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指挥权，通过下设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全军下达指挥；通过各军种、兵种对部队进行行政管理和保障，行政管理和保障围绕作战这个中心展开。美军指挥作战和管理效率高，关键是他们在国防部这个总部体制中高度的集中统一，没有很多分散的互不隶属的业务机关。

　　二是美军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军队，它的海外基地众多，有30万人左右在世界各地驻军，把世界分为6大战区司令部和5个职能司令部，它长期处于世界各地战争和演习训练中，加上本土和海外驻军轮换频繁，因此，它的战区对军队的指挥训练常态化，能高度地以战牵引部队的管理。

　　三是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主席对联合训练实施统一领导，实行参联会主席通过联合参谋部指导各战区司令部联合训练的领导体制。参联会和各战区司令部对部队指挥员在作战和训练演习中的表现职务升降有建议权。

　　四是美军是一个体量庞大、武器装备先进、训练有素的武装集团。现役的各军、兵种部队约140万人，国民警卫队（地方部队）和后备队约87万人，文职人员约75万人。共约300多万人。美军因为武器装备现代化技术水平高，它庞大的文职人员在作战中的作用，甚至超过现役人员。作为一个3亿多人口的国家，养300多万军队，充分反映了美国超级大国武力威胁世界的霸权军事体制编制。

　　五是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与军、兵种部和战略区司令部的职能划分没有必然联系。美军的陆军部和海军部在1789年就已经成立，空军部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美军的太平洋战区司令部在1947年就已经成立。美军在二战中就组织联合作战指挥，作战效能明显。在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军一直在实行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但是，美军却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支援的越南人民军打败了。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之所以两次败于中国人民军队，我军高度集中统一领导、高度的指挥管理一体化、十分精干的总司令部（中央军委指挥抗美援朝的总司令部只有毛主席、周总理、作战部长和六个参谋，地点设在毛主席中南海居住地隔壁），各类作战指示、情报等都能极速上下传达）及志愿军司令部的陆空及兵种联合指挥和管理，比美军及16国的联合国军队更有效率和战力。美军1991年海湾战争之所以一体化联合作战威力大幅提高，是计算机等高科技发展在军队一体化作战中的运用的结果。当然，建立与一体化联合作战体系相适应的有关体制编制是必须的，但是，这种体制编制并不具有军令、政令分开的必然性，恰恰相反，更需要各级指挥管理围绕作战能力高度的一体化。这样，才能以战为牵引而对部队进行指挥、管理和保障。

　　俄罗斯军队的体制编制在苏联解体后经过多次的改革调整，出现了不断反复。现设立六大军区和对应的联合战略司令部，将作战的指挥权与管理权分离，联合战略司令部行使指挥权，军种行使管理权。但是，俄乌战争发生后，因为技术原因和联合战略司令部人员素质等问题，导致海军损失惨重，结果又把海军的指挥权和管理权统一到海军。俄高层继续沿用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总统、国家安全会议、国防部、总参谋部管理与指挥的一体化体制编制。

　　从美军两次被中国军队打败，以及俄罗斯军队指挥管理体制编制反复调整的教训看，我军的体制编制改革调整，无论怎么调，都必须继承发扬人民军队的特有优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能变，坚持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和管理不能变；在军改中应该正确认识军令与政令、战与建、战与训、战与管的关系，坚持以战牵引，为战而建、而训、而管的战建训管统一原则，仗怎么打，部队就怎么建、怎么训、怎么管。部队的中心工作任务，只能是打仗和准备打仗，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应当围绕着训练、打仗而展开，要防止战建训管的割裂与分离。特别是我军40多年没有打大仗，和平时期要坚决防止部队工作脱离打仗和准备打仗这个中心，变成主要围着管理权和人事权转，为平安而管理，为升迁而奋斗；要坚决防止部队除演习外，平时官兵都不思战、不谋战、不为战，陷于应付一般事务，甚至把搞形式主义当作主要工作；要坚决防止只有指挥权而无人事权的主战部门得不到部队的高度重视，不能及时掌握部队实际情况，对部队建训管缺乏话语权，难以发挥作战牵引作用。如果这样，在未来战场上是要吃大亏的！

　　说到底，军队的体制编制变革是为提高部队作战能力服务的，只有先进科学的经得起实战检验的体制编制，才能保证我军打胜仗。一切从实战出发，以作战为牵引，坚持编为战、建为战、练为战、管为战，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用实战标准检验、调整、协调和优化我军体制编制和全部工作，才能真正扎实有效地如期实现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在未来战争考验中证明我军是无愧光辉历史、不辱时代使命的世界一流军队。

　　（作者系党史军史专业工作者，原总参某研究室副主任、大校；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