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中间大多数是工人，是劳动者。他们是我们的受资本压迫的兄弟，是我们的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富有的犹太人，象富有的俄国人和各国的富人一样，彼此联合起来，抑制、压迫、掠夺和离间工人。”
——列宁
（1919年3月底《留声机片录音演说》，载于《青年近卫军》杂志1924年第2-3期合刊）
“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说出这句话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创始人、以色列的“理论国父”西奥多·赫茨尔。
西奥多·赫茨尔
这看似十分矛盾，然而，放到帝国主义争霸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一切又“合乎逻辑”。
今天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和国内那些拿国际法为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辩护的人，仍旧会时常提出所谓的“历史权利”、“历史联系”等等，这些话语不过是在重复赫茨尔在一百多年前的编造。
历史上的犹太民族早已不复存在。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侵入巴勒斯坦建立了国家。但历史上的两个犹太国——以色列国和犹太国，已经分别于公元前722年和公元前586年被亚述和巴比伦消灭。公元前2世纪，犹太人又建立了马卡比王朝，于公元前1世纪被罗马帝国灭亡。此后，绝大多数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散居到了欧洲、北非、西亚等世界各地。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地区已经彻底阿拉伯化，与原先的犹太人几乎毫无关系。
在散居世界各地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原先的犹太人早已改从当地语言，与当地人通婚，过着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受着共同的文化熏陶，逐渐同化于当地民族。犹太人民并没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的所谓“回乡的渴望”。
如果一定要强调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也仅仅是宗教、共同起源与民族性格等方面的某些残余。如果不是种族主义者的刻意区分，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自己是不是“与众不同”的犹太人。
在中世纪的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无权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只能从事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放贷业、私人理财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在欧洲底层群体中，犹太人经商的比例的确更高一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欧洲发展起来之后，无产阶级的矛盾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19世纪中页开始，欧洲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瓦解无产阶级的抗争，新生的资产阶级能够想到的办法之一，就是挑唆种族主义和民族矛盾，小商人占比偏高的犹太人就成了被挑斗的对象，尽管发明高利贷和作为职业放贷人的犹太人更符合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等著作中，专门论述过“犹太人”的问题，但马克思认为“犹太人并非是一个特别的种族，并非一个民族集团”，而仅仅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阐述的。
然而，作为种族意义上的犹太人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或者一个阶层，尽管犹太人中的确有不少富商，但如本文开头引用的列宁同志的讲话所指出的：
“犹太人中间大多数是工人，是劳动者。他们是我们的受资本压迫的兄弟，是我们的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同志……富有的犹太人，象富有的俄国人和各国的富人一样，彼此联合起来，抑制、压迫、掠夺和离间工人。”
这种阶级分化状况，与其他民族、人种其实并无二致。不过，不知道是某种巧合还是受到民族性格残余的影响，犹太工人、劳动者在19世纪后半期参加革命运动的热情的确更加高涨，他们在革命群众和领袖中所占的百分比都高于犹太人在居民中占的百分比。
在这样的“巧合”下，反犹主义和镇压革命合流了。犹太工人和劳动者的反抗精神，使得反犹主义在19世纪末的欧洲变得猖獗。
资产阶级在攻击“异族”，阻止犹太工人与非犹太工人团结战斗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应声而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出来论证所在国不是犹太人的故乡，号召犹太工人同本国其他工人阶级兄弟隔绝，去和犹太资本家实行阶级合作，并把回到巴勒斯坦重建国家当作唯一任务。
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学说兴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国，弥漫着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空气。受日耳曼教育的赫茨尔，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开始崭露头角。
就宗教信仰而言，赫茨尔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他感兴趣的只是“民族”和政治，自我实现的途径就是效命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的政治需要。
为了推动他所谓的“复国”大计，赫茨尔不惜跟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交涉，并投其所好。
19世纪末，全世界犹太人口约950万人，将近750万人生活在欧洲，其中更是有500多万人生活在俄罗斯帝国。沙俄无疑成了当时反犹主义的“重灾区”，沙俄政府在1881年以后一再发动屠杀犹太人民的暴行。
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子们却反过来要求犹太人自己反思——“犹太人的存在”，“乃是反犹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赫茨尔还奔走于俄、德宫廷和内阁大臣之门，卖身投靠。
犹太复国主义作家艾-邵拉基在《赫茨尔的生平》一书中，记述了赫茨尔在1896年3月4日的话：
“这些天，我的最好的支持者就是反犹主义者。”
“反犹主义者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但我们不必妒忌他们，因为我们也将是幸运的。”
1903年8月，赫茨尔拜见了正在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沙俄内政部长勃勒黑维，达成秘密协议：勃勒黑维可以让俄国犹太复国组织合法化，并帮助犹太人移往巴勒斯坦；而赫茨尔则鼓动犹太人公开谴责反沙皇的运动，反过来抵制社会主义思想。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了实现政治抱负，不仅替资产阶级瓦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充当工具，还主动地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充当打手。
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毫不掩饰地宣称：
“我们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
1902年1月11日，赫茨尔专门写信向正在南非推行殖民计划的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寻求支持：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您讲清一件与您无关的事情，但这件事与殖民主义有关。我所希望您做的就是——请您告诉您的同伴们说：‘我(罗兹)已经审阅过这项计划了，我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行的。’”
在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中，面积广茂而衰弱的土耳其帝国成了主要对象之一。英国殖民者于1875年控制了苏伊士运河，1882年占领了埃及，并将目光瞄向了地处欧、亚、非交叉点的巴勒斯坦。但是，英国殖民者又担心它的蛮干会招致列强瓜分土耳其，使自己不得独吞。
此时，赫茨尔“主动请缨”，通过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人员转告英国首相：
“现在有一个办法整顿土耳其的财政，由此可以把现状维持一个时期，又可以为英国建一条新的通往印度的捷径……这个办法就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自治的犹太附属国……”
这个计划正合英国之意，却因为土耳其的反对搁置了下来。
20世纪初，与英国争夺中东的德国，后来居上，向土耳其本土扩张，直插波斯湾，英国与其亚洲殖民地的海路通道面临被掐断的威胁。赫茨尔此前的提议立刻得到了英国殖民者的高度赏识与重视，英国政府立即允许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伦敦设立财政机构，从英美的犹太资本家那里募集大量捐款，加紧向巴勒斯坦移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参加了德国方面的作战，英国乘势派兵争夺中东，在外交上则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来配合，后者遂与英国政策融为一体，为英国殖民者的国家利益服务。
英国在中东作战时，为了骗取阿拉伯人的支持，曾经于1915年下半年许下诺言：“承认并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但是，一战战局稍稳的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便在美国的共同支持下，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贝尔福宣言》，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家园的计划。一战结束之后的1919年巴黎分赃“和会”上，贝尔福一口咬定巴勒斯坦“情况特殊”，不许其他帝国主义染指，更不许阿拉伯人实行民族自决。
1920年，英法达成妥协，瓜分了中东。法国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得到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把这两处分为两个委任统治地，在巴勒斯坦承认犹太复国组织成立的“犹太代办处”，并通过犹太代办处进行大规模移民和占地，开始逐步杀害阿拉伯土著、抢夺他们的家园和耕地。英国委任统治的第一年，就发生了八千阿拉伯农民被逐出五万英亩土地的事件。
犹太复国主义者还以雄厚的资金冲垮阿拉伯人的民族工商业，使得当地90%的工业都被犹太资本家把持。他们拒绝雇佣阿拉伯人，或以极低工资雇佣，把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民逼入绝境。
与之同时，从20世纪初到巴黎“分赃”的近20年间，有6万犹太人迁到了巴勒斯坦；而再从巴黎分赃到1948年5月的不到30年间，却有50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居民占比从1/12骤增到1/3。
为了获取美国的支持，承认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英国答应在巴勒斯坦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因此，美国很早就开始了对巴勒斯坦的渗透。1926年，美国犹太资本库恩-洛布、莱曼公司等财团就开始在巴勒斯坦大量投资。通过巴勒斯坦为跳板，美国石油垄断集团到1947年就控制了42%的中东石油矿藏。因此，在英帝国主义衰落的过程中，犹太复国主义早已开始投入它的新主子——美帝国主义的怀抱，1940年前后，犹太复国运动的中心也从英国移到了美国。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本·古里安提出了一个比“贝尔福宣言”更加猖狂的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纲领，那就是要在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犹太军，无限制移民。
1947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和胁迫下，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方案，以色列率先宣布建国。1947年12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人力总动员，接着就开始了大规模攻占和破坏阿拉伯城镇和村庄，炸死阿拉伯平民，“要用一个强大的攻势”使阿拉伯人口和土地面积减至最低限度。
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将联合国划给犹太人的领土从1.45万平方公里扩充到了2.085万平方公里，无数平民惨遭屠杀，一百多万阿拉伯人被赶出家园，他们的家园被坦克和推土机夷为平地……这场战争离不开美帝国主义的鼎力支持，不仅仅是战斗机和重型武器，仅在以色列“建国”前后一年时间内，美国的犹太资本家就给以色列送去了两亿多美元现金以及大量货物。
以色列“建国”距今已经过去70多年。今年我们再来回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一步步蚕食，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不过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忠实地执行本·古里安在1940s提出的“新纲领”。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应该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资产阶级镇压工人反抗的工具，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与统治的打手；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是阿拉伯人民的死敌，也是犹太人民的蟊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民不仅充当着犹太复国主义的炮灰，也同样在遭遇着犹太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以色列是至今仍在实行每周六天、48小时工作制的少数国家之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使得以色列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是大幅倒退。
相比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无差别暴力袭击，经典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才是以色列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只是它在国家机器宣传和战时动员旗号下被掩盖了。
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以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去政（革）治（命）化与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在国际主流意识形态的表面斗争中，悄然地形成了合流，以至于全世界的人民越来越失去了用阶级分析看待问题、用阶级斗争解决问题的能力，越来越陷入内斗。在巴以问题上，我们也面临着类似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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