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通报，近期公安机关依法对恒大财富包括杜亮在内的多名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次被抓的主要是恒大财富公司事业群负责人以上级别的管理层，恒大财富此前在全国各地布局了近十个事业群。
此后，恒大集团原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潘大荣亦被带走。此前两人都曾参与恒大物业约134亿元存款质押被银行强制执行事件中的违规资金安排。
以及，之前负责恒大资金工作的恒大原董事局副主席、被称为“许家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集团二把手”夏海钧，已于2022年中回到境内，并被相关部门控制起来。
这些重量级人物相继被采取措施，标志着相关部门正深入调查“恒大系”内部过往资金运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本轮已有超过十名原恒大高管级别人士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可以理解为恒大集团的丧钟正式敲响。
这些人之中，恒大人寿原董事长、现中融人寿代行董事长之职的朱加麟于9月17日被带走，尤其值得分析，其履历带有鲜明的“政商旋转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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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加麟现年59岁，未及退休年龄，此前在中信系统内任职逾三十年，期间有十三年曾在中信旗下的中信保诚人寿工作，是个“老中信人”。
但是在2017年，正值政治生命壮年的他于中信银行副行长的位置上转投恒大集团，出任恒大金融集团总裁，次年出任恒大人寿董事长。
随后没过多久，朱加麟又辞去恒大人寿董事长一职，但这只是表面，实际他在辞任之后仍然担任恒大人寿董事，直至2021年末才加入贵州首富罗玉平的中融人寿，出任副董事长并在今年7月后代行董事长之职至今（不过一直未见监管部门公开批复其任职资格）。
朱加麟“旋转”到许家印麾下的任职时间不算太长，然而其加入的时间点正处于恒大金融资产快速膨胀（恒大通过金融板块给地产业务“自融”资金）的时期。
各种线索显示，无论是在中信还是中融人寿，朱加麟所在的公司与恒大之间均有着紧密联系。
比如朱加麟从中信转投恒大前，中信银行便和恒大集团过往甚密，一度为恒大集团最大的融资“金主”，一名中融人寿原高管则指称：
朱加麟在任上曾主导了中融人寿与恒大之间超40亿元的互投，是公司风险最高、问题最大、金额最高的一项关联交易。
2013年，时年49岁的朱加麟从保险系统回到银行领域，出任中信银行党委委员，次年出任该行副行长，并兼任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12月时他还兼任了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真乃讽刺，国安球迷和恒大球迷这十年来相爱相杀隔空对骂，结果顶上金主却彼此你侬我侬……
值得一提的是，恒大在2017年的十个月内先后引入了1300亿元的天文数字战略投资，涉及二十五家机构，缓解了自2016年以来紧绷的资金链，也震惊了世界。
当时相传某位集团高管在饭间借着酒劲吐露：
别说你们，就是我们（指恒大核心管理层），都不知道许教授到底有多少人脉……
六年前的那些战投者多来自于地方国资、恒大的供应商和项目合作方以及金融机构，均与恒大签订了对赌协议，包括净利润的业绩承诺和股权回购承诺。
彼时，正是出身于国资金融系统的朱加麟主导操盘了恒大的引战，解了许老板燃眉之急。
许老板有三次燃眉之急，第一次是2008年前后的上市艰辛，当时救他的是一帮香港的大佬；
第二次就是2016年前后的偿还永续债压力，当时救他的人变成了朱加麟以“旋转人”姿态吆喝来的内地一众国资，以及许老板自己的民营资本家朋友圈，不过也由此“坑”了一大票寡头，比如正威王文银和苏宁张近东（当然这里面也不全“赖”许老板，也有马云蚂蚁集团上市失败的因素，暂不展开）；
第三次则是2020年开始的房企“三道红线”与恒大财富挤兑暴雷，目前似乎无人能再救他。
五年半前，2018年3月31日，恒大集团举行2018年度战略合作伙伴高层峰会，朱加麟以恒大金融集团总裁的身份出席金融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那个阶段恒大与中信系就已然深度绑定。
在恒大集团那年年报披露的二十多家主要往来银行列表中，中信银行明晃晃排名第一。
早在2015年3月，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就与恒大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分别给予恒大集团授信400亿元、200亿元，合计600亿元，为恒大集团在综合金融、项目合作、综合授信和现金管理方面，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
2017年年初，中信银行总行与恒大集团又进一步深入“总对总”合作，达成了额度总计超千亿元的授信合作意向。
2017年5月，恒大宣布进行股权融资，与中信银行位于香港的子公司一信银国际成立的基金联合，开发恒大地产位于深圳、重庆、成都等地的十个项目。
其中，信银国际旗下基金以委托贷款形式给项目公司借款108.5亿元，除此还将投资108.5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信银国际在这一单业务上就给恒大集团输血200多亿元。
彼时，信银国际的董事长为时任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他从行长任上退后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信银国际董事长的职务——直至2019年9月被查，2020年3月20日被开除党籍。
在2017年朱加麟帮助许老板大张旗鼓引入战投的同时，许老板成功集中偿还了自2013年起发行的千亿元永续债。
这些永续债采用的是“2+N"模式，前两年利率分别为12%、13%，从2015年起跳升到18%。
2015年时，仅永续债付息成本就占了当年恒大综合净利润的30%。
而永续债的认购方，包括诸多许家印的朋友，比如恒大的股东郑裕彤等香港大佬。
2017年3月末，恒大集团引入了第一批八家战投：中信聚恒(50亿元)、广田投资(50亿元)、华建控股(50亿元)、中融鼎兴(3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30亿元)、睿灿投资(30亿元)、深圳美投(30亿元)、广东唯美(30亿元)。
2017年6月，第二批战投十三家：深业集团(55亿元)、宝信投资(50亿元)、华达置业(50亿元)、麒翔投资(50亿元)、键诚投资(35亿元)、睿灿投资(35亿元)、鸿达投资(30亿元)、宇民投资(20亿元)、金橙宏源(20亿元)、嘉寓汽车(20亿元)、深圳中意(10亿元)、豪仁物业(10亿元)、永合金丰(10亿元)。
2017年11月，第三批战投六家：苏宁控股(20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200亿元)、嘉寓汽车(50亿元)、深圳正威集团(50亿元)、广州逸合投资(50亿元)、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50亿元)。
在朱加麟任职恒大的2017-2019年，恒大人寿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281.01亿元、323.72亿元、420.23亿元，资产规模在2017年就提前突破了许老板制定的千亿元红包计划，达到1038.43亿元；2018、2019年又分别达到1202.32亿元、1885.50亿元。
至2020年末最后一次披露，恒大人寿的总资产达2415.42亿元。
根据观察，恒大人寿与其他“地产系”寿险公司往往通过“互投”来规避监管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以保障许老板得以“自融”资金。
恒大人寿的挪用手法之一就是通过投资底层资产包装成应收账款的信托计划，造成应收账款的进度假象，实际上资金则流入关联公司。
这其中，在恒大人寿担任了一年董事长的朱加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旋转人”的资源配置手段到底有多深邃，后续都值得关注。
但无论如何，恒大所有资金自融的背后，是对社会公共财产的非法鲸吞，最终随着许家印与境外股东的常年转移，这些国内银行及背后不计其数中国寻常百姓的血汗钱，全数沦为如贝莱德这样的境外资本财团的暴利，留给国人的，徒剩一座负债两万亿不止的恒大空壳。
恒大集团欠款
自古以来，人类所有暴利的行业无外乎独一种商业模式：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风险全民化，通过精心设计的非对称风险，把巨大的尾部环账留给了国家和人民，海量的利润则落袋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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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朱加麟之外，今年这已非第一位被查的恒大集团高管级“旋转人”。
今年1月，恒大深圳公司前董事长、恒大足球俱乐部前董事长柯鹏，被有关部门带走审查。
柯鹏其实是二进宫了，去年年中离职时就被带走调查过。
柯鹏进入恒大足球板块是在2014年底，并在2015年4月左右接替刘永灼担任恒大俱乐部一把手，刘永灼当时被许老板调去恒大冰泉“救火”。
他执掌恒大俱乐部最轰动的工作就是上任仅两个月即奉许老板的命令在战平天津泰达赛后，当天于天河体育中心贵宾室强行解雇了卡纳瓦罗团队，用时不到一个小时。
随后，恒大俱乐部由“意大利战略”转为“巴西战略”，斯科拉里团队、保利尼奥、罗比尼奥纷至沓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之前不久被带走的李铁，在恒大俱乐部担任里皮助理教练时，与柯鹏有过短暂交集。
根据有限信息披露，柯鹏被二次调查主要还是涉及恒大集团过去多年在深圳市的旧改项目涉嫌违纪违法，他曾任恒大深圳公司董事长，主管深圳旧改项目。
而主导许家印布局深圳旧改的恒大深圳合伙人、翠林系资本实控人王忠明（90年代曾在江西靠公改私、大兴土木建高尔夫会所起家、并在近年承接恒大多个烂尾项目），去年秋天出走境外。
还有两个时间点特别引人注目：去年柯鹏被调查时，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代市长陈如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在那一年前就已经因为深房理事件而被“大清洗”）；此番柯鹏被查的一周前，12月30日，陈如桂案被进行了立案审查，并给予其“双开”处理。
陈如桂2001年任广州市建委副主任（两年后升主任），当时就与恒大集团产生交集；而在他的广州工作经历中，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2013年12月被查）和广州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苏泽群（2020年8月）均先后被查，都是涉及城建领域的腐败。
2010年11月1日，当赛季中甲联赛最后一轮，广州恒大的冲超之战，时任广州市委常委、秘书长的陈如桂还受到许家印的特别邀请，亲临现场为恒大助威。
一年后的10月16日，恒大的中超首冠之战，3比0战胜上海申花提前四轮拿下中超冠军，当晚，陈如桂再次出现在天河体育中心的贵宾席，陪同的还有许家印、柯鹏。
2017年，陈如桂迎来仕途巅峰，上任深圳任职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许家印同年将恒大集团总部从广州迁往深圳，且行事作风一向高调的许老板彼时选择了低调搬迁，没有进行任何舆论宣传。
陈如桂任内，深圳房价迎来恐怖增长潮，2020年上半年深圳房价累计上涨11.35%，同期上海累计上涨4.72%，北京累计上涨2.81%，广州累计上涨0.23%；那一年深圳10个行政区的二手房价格平均也涨了22%。
随即那年年底，中央颁布“三道红线”，房地产业进入降温时期，间接让中国足球的金元泡沫逐步爆炸（三级职业联赛80%以上的俱乐部金主都是房企）。
2017年之前，恒大集团在深圳仅有20个项目，而到2021年爆雷时，光在深圳的旧改项目就有61个。
其中新批的40个价值上万亿的旧改项目，都需要时任市长的陈如桂点头，包括各银行批给恒大集团的高杠杆借贷——2017年进入深圳之前，恒大的债务5000亿不到，而四年时间便滚积到两万亿不止。
去年10月24日恒大在深圳南山饼干厂旧改项目（单一货值浅估已达到75亿元项目，属于相对优质的资产）拟卖给招商蛇口，这标志着恒大从深圳退场——而这个大项目2016年签约时，代表恒大签约的就是当时恒大深圳公司执行董事长柯鹏。
柯鹏被查，这也是彼时一年之内恒大集团被带走的第二位集团高管——去年4月，恒大集团监事长、后升任副总裁的许家印核心左右手，姜丽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和佳木斯市监委联合审查调查。
与出身中国银行、新华社，后在2008年进入恒大集团的柯鹏，以及出身中信系统的朱加麟一样，姜丽明同样为“政转企”的“旋转人”：她曾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时，姜丽明从体制内高官位置辞职，以“旋转门”的姿态投身商海加入许家印麾下，打响了当年“银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一枪。
当时在姜丽明之前，十八大之后银监会已经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原副主任张霄岭、组织部原部长、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互联网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共计十二人。
去年姜丽明被查之前，前年10月，中央第四巡视组进驻中国银保监会，开展为期两个月左右的巡视。
去年2月22日，中央第四巡视组向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
巡视组反馈称，中国银保监会存在不少问题，包括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有差距，严的氛围没有形成，对下级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监督管理不够有力，一些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存在廉洁风险，系统中利用监管权谋私问题多发，政商“旋转门”问题比较突出，“四风”问题禁而未绝；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有短板，领导班子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等。
公开资料显示，姜丽明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
1985年5月至2003年9月，姜丽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金司、信贷管理司、银行监管一司干部、副处长、处长。
2003年9月，她离开央行，到了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为银行监管一部中国建设银行监管处处长，一年多之后（2004年12月），她转任原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2006年2月，她成为原中国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副主任，五年后（2011年1月）任主任。
2016年3月，姜丽明成为原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
2017年1月时，姜丽明从体制内高官位置辞职，以“旋转门”的姿态投身商海，打响了2017年“银监会官员下海”的第一枪。
姜丽明、柯鹏、朱加麟这些被许家印围猎、俘获、利用的“旋转人”们绝不会是结束，恒大集团会有更大的新闻。
3
旋转门，本是一个西方词汇，但其现象是不分国别的。
政府官员退休或离职之后下海进入企业、学校任职，被西方的公共行政伦理专家称为“旋转门现象”。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国过晚，无旧贵族势力掣肘）甚至会有专门的“掮客集团”受雇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许多落选的官员被著名的游说公司雇用，领取比在政府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这些游说公司反过来又向客户收取高额佣金。
同时，许多私人部门的人士又被政府吸纳、成为政府官员。
这种双向流动就是“旋转门”(revolving door)。
如上任总统特朗普，他卸任美国总统之后经营自家企业，那么凭着前总统身份保留的人脉自然会增加公司的竞争力。
他的前任奥巴马在2013年曾提名白宫办公厅主任雅各布·卢，担任财长，此人也是典型的“旋转人”：1998-2001年担任克林顿的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2001-2006年摇身一变出任纽约大学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后任花旗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门首席运营官和替代投资部门首席运营官。
旋转门出现的原因很简单，强大的利益集团、财阀势力要控制政府、让政府的决策为自己的利润服务。
一种办法是提供资金、把代言人推进议会；另一种办法是利用前任政府要员的影响和人脉，来到企业担当要职，间接影响政府决策。
这就是列宁曾说的：
当这种资本力量雄厚，奴役着千百万劳动者，奴役着整片整片地区的时候，它便开始直接地和肆无忌惮地对政府施加压力，把政府变为自己的仆役。
此前仅1998年期间，美国就有138名前国会议员经审批而成为正式注册的“游说人”。
到2001年3月，在任满的国会议员和离职的前政府内阁级官员中，分别有31%和33%都与游说公司/公关公司签约。
由于美国总统四年一届，行政官员任期短，从而令其身份反复转换、双向捞钱，或是资本或是政治资本。
比较典型的是切尼，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任国防部长。卸任后退出政坛，1995年成为哈利伯顿公司（主营油田服务和施工业务）的总裁兼CEO。
随后，哈利伯顿公司就不声不响地拿到了帮助科威特扑灭其320口油井大火的大额合同……
旋转门现象显然是不利于市场活力，极容易滋生、或者说其压根就是服务于利益垄断和钱权苟合。
早在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报告就指出：
美国旋转门与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的关系，并要求美国加强对因“旋转门”所产生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腐败的监管。
股民和中小企业被割韭菜，财阀则岿然不动，旋转门之弊端无需多言。
在中国，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同样尤为突出。
2012年末时，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达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且不乏省部级高官。
如知名服装企业雅戈尔的独董李国光，退休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达八年；雅戈尔另一名独董叶如棠，退休前为建设部常务副部长。
但是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2012年底“八项规定”和2013年10月中组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等一系列限制性条例出炉之后，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灭。
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10月，一年时间就有超过260位“A股独董”离职，其中包括约30名省部级独董。
如宝钛股份的独董钱桂敬，曾任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级）；再比如韩修国，1998年1月-2001年9月任甘肃省副省长，2001年9月-2009年3月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应该来说，在1978年之后，优势家庭背景和优势政府资源的“正向作用”——不管是1949年之前的“旧精英”身份，还是作为党政干部的“新精英”身份——在事实上已是回来了，市场经济框架下的权力渗透资本尤为显著。
跋
摘几段2023年9月20日中央反腐小组就下一步工作规划答记者问的内容：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铲除，新型腐败、隐性腐败花样翻新，遏制增量、清除存量任务依然艰巨。党的二十大对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作出部署，要求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
党的十八大以来，领袖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亲自领导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深刻认识党的创新理论是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更大胜利的制胜法宝。
严查重点问题，坚决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防止政商勾连、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
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等问题，加大对“政治骗子”和政治掮客的惩处力度。
突出重点领域，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地域性腐败，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和粮食购销、高等学校、体育、医药等领域的腐败，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
加强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治理，对“影子公司”、“影子股东”、虚假交易、期权腐败、政商“旋转门”、“逃逸式辞职”等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健全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健全监督制度体系，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
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效，强化领导干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从实强化年轻干部教育管理监督。
人间失温，许多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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