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伸冤，常有拦轿喊冤者。喊冤的人，一般来说，是在本地的官司打不赢，或遇到本地官员“官官相护”，于是想越级上访。而恰巧在路上遇到过往的上级官员，或者打听到有某上级官员从此路过，提前写好状纸跪在路边，高喊冤枉。于是轿中坐的官员便受理此案，审查清楚后为拦轿者做主。群众喜欢听的戏文中，如《包公案》、《海公案》、《狄公案》等等，常有类似的剧情。
普通的群众，一般来说不太懂法。又要请律师，又要递诉状，觉得着实麻烦。他们习惯于找到某个官员，让他评评理，辨明是非。比如村民习惯于找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评理，再往上找乡党委书记、乡长说理等等。乡村两级实际上也有调解机构，村里有主管治安的支部委员，过去叫治保主任，乡里有司法员，以此类推。在基层民众朴素的心态里，还有许多人认为县里就县委书记官最大，其次是县长，他们既然是当地的“父母官”，便应该当地的什么事都管起来，于是便出现了拦住县长喊冤现象。
湖南省衡阳县最近就遇到一起村妇“拦路喊冤”事件，据新闻报道，9月6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孙浩下乡检查工作，遇到一位戴女士拦车喊冤。此事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是当时县长的车没理这个茬，而只有当地井头镇的党委书记戴湘衡与戴女士交流。这个事经过自媒体的发酵传播，变成了湖南一县长视察路上无视村民拦路“告状”，而激发了网民们对官僚主义的愤怒。网民们并不关心戴女士有什么冤枉，关心的是县长对拦路告状者的态度。
我注意到一位律师对该事件的分析，她说这起下跪拦访事件，是“拜错了庙也烧错了香”。按这位律师的说法，举报贪污腐败可以去纪监委，反映相关部门渎职、不作为可以去信访局，报案可以找公安局，打官司应该请律师去法院，千不该万不该的就是拦县长。而且，这位律师还重点说明：县长作为政府部门领导是无权干涉司法公正的，“去行政化”是司法改革的重点。律师指出的“光明大道”是，应当通过正常的渠道和程序进行申诉，而不是采取拦路等“非法”或者“不合理”的方式。这位律师进一步解释说，戴女士的拦路喊冤行为可能会“妨碍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甚至构成违法行为”。
虽然律师说得头头是道，但许多群众并不认可她的说法。第一，如果如她所言通过正常的渠道和程序可以解决问题，没有人会拦路喊冤自找麻烦。一般而言凡是拦路喊冤者，都是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出此“下策”；第二，县委书记和县长是当地的“父母官”，虽说不像古代一样具体负责审案，但他们是负责“综合管理”的，当然也包括辖下属地公民的冤屈案件。即便县长不亲自审案，也要给拦路喊冤者指一条“明路”，给予合理的答复和解释；第三，县长虽然不能干预司法公正，但他有责任监督司法是不是公正，他属下的法院、检察案制造了冤案，他和主管的副县长也是负有领导责任的；第四，县长下乡视察工作，就是去寻找工作中的漏洞去了，遇到有人拦车喊冤这么大的漏洞不管，那视察的目的是什么？咱不是去下面摆谱去了。
对县长无视访民拦路喊冤，我是持批评意见的，对律师依据法律条文解释访民拦路喊冤的“错误”，以及有可能“违法”的说法，我也并不认同。古代都可以拦轿喊冤，何况是现在。当然并不是我鼓励拦路喊冤，我要指出的是，如果当地政治清明，就没有拦路喊冤的事情发生了。谁说县委书记、县长替民做主就是干涉司法？我曾经历过前任丘市委书记田金昌“断案”的故事，任丘市有几个“老上访户”，打官司打了几十年，从任丘市打到沧州、石家庄，又到北京去上访，法院的终审判决都执行不了。田书记召集了双方当事人到场，法院院长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到场，电视台直播进行“审案”，经过一天的调解，给当事人双方写下了调解书，市委书记亲自当“保人”，断清了此案。不但双方当事人给他下跪表示敬服，就连法院院长也服了田书记的工作方法。田书记在任丘市官声很好，他调离时许多人拦着不让走，就是因为他亲民爱民，给老百姓办实事。
所以，我不认同某律师所说的拦住县长喊冤是拜错了庙门烧错了香的说法，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何况访民找的还是县长。他如果心中有人民群众，就要想方设法为群众排忧解难。就是不亲自审案也要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方向，而不是离开。据报道事情发生后，孙浩县长第一时间约见了当事人，了解相关情况及其诉求，向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看起来，这位县长的水平比那位律师的水平高多了，他知道该怎么对待他辖下的人民群众，才会变不利为有利，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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