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为汉奸立碑，国民党去哪了？

　　高雄市刚刚竖立起了一座“台湾高座少年工显彰碑”，以纪念在1943年经日本殖民政府选拔前往日本本土的8000多名台湾少年军伕。这些“台湾少年工”到达日本后在神奈川县的“高座海军工厂”为日军制造战机。他们造的飞机很快被日军派往中国大陆和太平洋战场参战，他们的手上沾有中国人民的鲜血。

　　二战期间“台湾少年工”大部分加入了日本军队。日本战败后，军方无暇顾及高座工厂，他们失去了收入来源，不得不分批返回台湾。然而很多“台湾少年工”回台后仍然对日本军国主义感恩戴德，视神奈川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80年代台湾“解严”后，还活着的“台湾少年工”在台湾亲日政客和日本政客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台湾高座会”。该组织一直与台毒分子李登辉关系密切，而且几乎年年都要前往日本参拜供奉侵华战犯的靖国神社。

　　1999年，“台湾高座会”出版了《难忘高座情——二次大战日本海军秘史之一、台湾少年在日本造飞机之奋斗史》一书，公然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2003年，“台湾高座会”赴日参加60周年纪念活动，接受了神奈川县政府补发的所谓“毕业和在职证书”。

　　“台湾少年工”在二战时效忠日军也许还可以归咎于他们年纪小不懂事。然而二战结束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台湾高座会”的成员不仅没有对自己这段不光彩的经历进行忏悔和赔罪，反而变本加厉地推崇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化法西斯侵略历史，甚至屡次“拜鬼”，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其言行实与汉奸无异。

　　对于此次高雄市为这些皇民汉奸立碑一事，向来媚日的民进党自然喜闻乐见。而经常以“抗日中流砥柱”自居的国民党也没有一名政客出来抗议。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国民党现在力推的2024候选人侯友宜的亲爹就是“台湾少年工”的一员。

　　侯友宜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父亲侯溪滨“在日本时代初中毕业后被征召去日本修理飞机当少年工，随着日本战败后，跟着李登辉的船回台湾”，八九十年代还参加过“台湾高座会”组织的联谊活动。

　　至于侯溪滨是否也曾跟“台湾高座会”一起前往日本参拜过靖国神社，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的是，侯友宜不仅对父亲为虎作伥的这段经历毫不避讳，而且他还经常利用自己“皇民之子”的特殊身份与日本政客眉来眼去。

　　2016年侯友宜还在新北市当官的时候，就曾代表新北市与日本神奈川县知事黑岩祐治共同签署“增进高中生相互交流协议书”与“相互支援防灾协定书”。侯友宜说：“相信缔结交流协议书后，新北市将更加强与神奈川县的交流互访与合作。”（图八）而神奈川县正是他父亲当年为日本造飞机的高座海军工厂的所在地。

　　上周，侯友宜专程访日“拜会”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他对麻生说：“只有呆海安定，呆丸安全，日本才能安心。”策应了安倍晋三的狂言：“呆丸有事等同日本有事”。

　　就是这种人现在竟然是蓝营的“最强母鸡”，再次证明了“百年烂党”的称呼并非浪得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