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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笔者与以前在南方打工时认识的一位老板在网上聊天,得知他们工厂五一非但没有放假,工人还要开足马力每天工作超12个小时去赶订单。
春节之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家工厂还在为订单发愁,工人断断续续放着假;前不久这家工厂好不容易接到了一个“大单”,但这位老板却高兴不起来。
为了抢到这个单子,他给出的报价已经压到了“极限”,不良品率稍微高一点点,这一单做下来就要亏损了。但为了厂子能够继续开下去,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给出这个报价。
在珠三角、长三角,和这家工厂规模差不多的工厂不计其数。几十乃至几百个工人辛苦加班,也就够给这个老板供两套豪宅、两辆豪车,满足老板一家稍微奢侈的生活;工人们所能得到的,仅仅是压着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缓慢增长的工资,在长期通胀背景下,工人的实际购买力近几年却在明显下降了。
而这家工厂抢到了这个大单,就意味着很多同行工厂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无单可做,当然,对他自己而言同样如此;而对这个工厂的工人而言,他们的努力加班所换来,可能却是其他同行工厂的工人无班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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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南方打工,无论是与小老板们还是与工人们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道理他们都懂。
但是,对老板而言,经济形势好的时候,积累财富最快的方式就是尽量少招工人、尽可能延长工人的加班时间,而不是招足够的工人两班倒或者三班倒,那意味着用工成本和管理成本的上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就更要削减工作岗位,大不了赶订单的时候自己也一起上,否则就要面临竞争失败、工厂倒闭的风险。
对于同行业而言,老板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老板们同样在“内卷”,但只要自己能够“卷赢”其他老板、尽可能最后倒下,就是最好的结果;即便工厂倒了,大不了卖一套豪宅去做“寓公”,手上还有大额存款和一堆金融理财产品,余生也不会太难过。
对工人而言,其他同行工厂的工人是他们不关心的,事实上他们也完全“看”不到这些所谓同行的工友,甚至无所谓“同行”的概念,同样是打螺丝、焊元件,他们可能会去各种行业的加工厂。至于选择哪个行业的工厂,主要看这家工厂计件工资水平怎么样,订单是否充足。工人们不讨厌加班,反而害怕不加班,那就意味着刨除在城市日常的开销,他们攒不到钱拿回老家供养老人和孩子;如果一家工厂效益不好,他们就只能再找工作换到另一家工厂。所以,老板们鞭策工人最常用的话术就是:“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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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工厂生产的产品属于消费类电子产品,一部分订单是贴牌销到国外,也有一部分是国内的订单,但目标消费者与工厂工人的阶层一样,都属于底层工薪阶层。
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距离从未如此遥远;然而,是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却从未改变。
关于生产过剩的发生过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劳动者被不断榨取剩余价值的结果,必然就是生产者生产的社会商品总量大大超过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的需求总量。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关于生产过剩发生的基本原理依旧没有改变,企业主依旧在通过“延长工作日”这种最原始的手段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反而是在金融垄断资本通过证券化获得剩余价值的索取权之后,生产过剩危机发生的广度和烈度都空前加强了,发生的周期越来越短了。
2010年前后,统计局专门统计过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时长数据,如《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制造业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时间58.2小时,建筑业为59.4小时,服务业为58.5小时,批发零售业为59.6小时,住宿餐饮业为61.3小时,远远超出了劳动法规定的周工作44小时的限制。
同样是2010年前后,某些企业率先搞出了所谓的奋斗者协议,其后996、007大行其道,加班现象从农民工群体(所谓的蓝领阶层),迅速蔓延到城市白领阶层。
半个月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3年3月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7小时;大流行发生之前的2019年3月,统计局统计的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0小时;而2009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城镇青年就业失业状况与分析(2009)》显示,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44.6个小时。
2009年四万亿出台的宏观背景,正是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今,企业主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日”的结果,终于使得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可避免地全面发生了。
一方面是在岗人员的工作时间被进一步延长,另一方面却是上千万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三四十岁的中青年面临被企业“优化”的困境……每一个劳动者通过“延长工作日”的“努力工作”,正在换来更多人被迫去努力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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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的4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一季度数据显示,1-3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1.4%。
对比2022年一季度的数据我们会发现,工业增加值从2022年一季度的93551亿元增长到2023年一季度的94823亿元,同比增幅3%。工业增加值在增长,工业利润却在大幅度下降,各国“放水”导致通胀所带动的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是一方面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下降,而且后者才是主要原因。
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的直接原因正是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危机所导致的企业恶性竞争。
产能利用率是衡量过剩的指标,按照国际通行标准,80%-90%是产能合理区间,小于80%属于产能过剩,小于75%属于产能严重过剩。
“佐伊23”的知乎账号给出了几张表格,概貌式地梳理了我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情况。
数据显示,2020年3月以来,工业企业三大子类产能全面过剩。其中,采矿业有三个季度属于严重过剩,制造业有两个季度属于严重过剩,市政基础行业有10个行业属于严重过剩。
轻工业领域,食品行业在12个季度全部产能严重过剩;纺织行业在3个季度产能严重过剩,8个季度产能过剩……
重工业情况好于轻工业,但过剩情况仍然较为严重:
当然,从产能利用率看生产过剩的状况,事实上2008-2009年以及2014年之后产能利用率的大概情况一直如此低迷,只不过是通过“四万亿”以及棚户区改造、新基建消化了一部分过剩产能;
然而房地产、汽车市场,在2018-2019年走入低迷的态势就已经出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是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的急剧攀升,是尾大不掉的“城投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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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就算不讨论48.7小时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合不合劳动法,只讨论怎么“纾困”。试问,无论再怎么给企业输血、“纾困”,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上不去,过剩的商品又能卖给谁?
放到整体来看,不必再听信“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鸡汤了,实际的情形已经成了“今天工作太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对于劳动者而言,雇主肆无忌惮地延长工作时间的结果,不仅是对劳动法的践踏,更是在进一步将整个社会推入困境,真正该被“优化”的绝不是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