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一些人总爱拿“倒退”说事，只要关涉公有制，关涉做强做大做优国企，关涉歌颂新中国，就有人扣上“倒退”的帽子，颇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为了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有必要重温100多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联系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的实际，回首这次论战双方的目标指向，以及日后的发展走向，让人们看清一些人信仰追求的“倒退”，提高反“倒退”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的政治自觉。
“五四运动”是彪炳千秋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可随着运动深入，后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却发生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论战。这场论战表面看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阵营在新思潮的汹涌澎湃中发生的裂痕、内部分化，实质是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不仅是追寻何种主义、选择何样道路的分水岭，而且对领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性曲折性，体会披荆斩棘开辟马克思主义前进道路的难能可贵，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有着重要作用。
“问题与主义”论战，并非学术之争，也并非普通的意见分歧争论，而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与抱守庸俗功利实用主义的论战，是伴随反帝反封建必然关涉的信仰和道路论战，更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在中国传播、要不要“走俄国人道路”的论战。不仅当时唇枪舌战、刀光剑影而惊心动魄，有着“搅得周天寒彻”的蔚为壮观，而且所产生的影响实乃巨大而深远，对当今“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依旧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
这场论战，共产党先驱李大钊是传播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胡适主张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阶级斗争，深刻论述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提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并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进行“根本解决”，才能解决诸多具体问题，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论战坚定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先驱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的斗争精神，使很多人认识到以胡适为代表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真实面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更重要的是这次论战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的斗争精神，提高了斗争本领，锤炼了斗争意志，正如毛主席所说“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后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有机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另一方代表是始终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的胡适。他不仅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代表，也是改变了“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投向蒋介石反共怀抱的典型。他在论战推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当时就有一定的煽动性蛊惑性，尤其是经过其孝子贤孙反复包装，不断塞进自私势利等内涵，居然成了远离爱国激情、报国热血和建设祖国火热生活的处世经典。《青春之歌》的北大学生余永泽，便是胡适的忠实追随者，不但逃避革命，而且自私、平庸与功利。他与追求革命，逐渐意识到个人抗争必须与集体斗争相结合、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的林道静形成了天壤之别。最后林道静在林红、江华等革命者的影响下，深入农村、介入现实、投入斗争，并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可以说，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分裂，背后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两种道路的分歧与斗争，而这种分歧与斗争至今依旧能够看到清晰的影子。
现在一些人打着公正的幌子，要求客观认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就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给予其公正的评判。这个观点迷惑人抑或狡诈之处，就在于其有着貌似“对”的成分，因为在正确的方向道路上也会出现各种具体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心无旁骛地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尤其不能停留在已经解决的“主义”而影响研究解决“问题”。胡适推出这个观点的欺骗性，甚至说反动性，就在于没有解决“主义”这个根本前提，无视信仰和道路方向，舍本逐末片面强调“问题”，出现严重的定位错误。因为当信仰目标和发展方向出现重大错误的时候，研究的具体问题越多，就只能助推这些问题向着错误方向深入，恰如南辕北辙，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失败。关键更在于，胡适明明知道那个时候不解决“主义”就无法正确研究“问题”，也明明知道“主义”是要解决所有问题的根子根本，当时最大的问题、根子问题就是“主义”，就是发展方向，还不遗余力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非常耐人寻味。及至后来，人们才发现胡适不仅谈“主义”，还是大谈“主义”，不过他谈的“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投降主义，让人们真正认清了他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目的，是阻止马克思主义传播、讨好日本侵略者的一个敲门砖。因为胡适不仅在1918年就支持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用“爱国癫”骂爱国学生，并且在1937年给蒋介石写信建议承认”伪“满洲国”，甚至还提醒日本人“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即就是悬崖勒马，彻底的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写文章痛批“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也因为胡适还是替卖国贼秦桧翻案的代表人物，不但1924年发表《南宋初年的军费》，称秦桧有大功世人却一直骂他骂到今天，太冤枉了，诋毁岳飞是个军阀，且在1936年北京基督教兄弟会演讲中为秦桧鸣冤叫屈。胡适屡屡为秦桧翻案，多次散布“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的投降腔调，以至于蒋介石都瞧不上胡适的人品。他1942年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到了1960年代，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显而易见，胡适和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投降主义招魂幡。
【七七事变后胡适写给蒋介石要求割让东三省给日本的信】
我们为什么重温“问题与主义”论战？我们为什么在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中重温“问题与主义”论战？一是因为有那么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混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黑白，牵强附会硬把追求理想信仰的“主义”扣上“空谈误国”的帽子，张冠李戴强给胡适“问题”戴上“实干兴邦”的桂冠；他们把胡适这么个竭力主张投降日本和替秦桧翻案的人，吹捧到耸人听闻的高度，什么“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什么“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什么“较之革命，他力行改良；较之激进，他力行渐进；较之鼓噪，他力行理性；较之群体之上，他力行个人主义；较之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他力行做世界公民；较之向东再向东，他力行向西；较之保守，他力行变革，较之思想一元，他力行思想多元；较之仇恨，他力行宽容；较之自由，他力行容忍；较之个人崇拜，他力行怀疑精神”，完全罔顾真实的胡适不但公德有亏于民族有害，而且伤害家人祸害朋友的人品低下。大家都知道，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与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和反对侵略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替汉奸卖国贼翻案，任何投降卖国为侵略者出谋划策的人，都不会也不可能有志气骨气底气。汉奸公知和文化买办在这个当口，为什么又抬出胡适鼓吹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谬论？为什么歪曲“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真相？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疯狂美化吹捧胡适？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和胡适一样站不直，更重要的是他们试图通过歪曲阉割历史，煽动欺骗更多中国人和胡适一样跪舔日本侵略者，所以他们不仅有着离开当时历史背景颠倒黑白的荒谬透顶，还包藏着移花接木美化拔高吹捧胡适蛊惑群众的祸心。他们模仿胡适一百年前攻击爱国青年的“爱国癫”，发明“爱国贼”丑化抹黑当代爱国主义群众，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二是因为某些公知经常散布“不管什么主义，只要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好主义”，这话表面看很朴素也很有煽动性，实际上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翻版。这就好比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说，我管他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管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只要他将来有出息就行。愿望虽纯真但却自相矛盾，孰不知孩子的成长与接受什么教育、生活在什么环境有直接关系。同理，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就不能不管什么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只能让少数人过上好日子，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大多数群众过上好日子。再比如大家共用一个水塘的水，那么这个水塘的水质就关系到每一个人，当有人向水塘投毒，吃水塘水的人能说事不关己吗？就好比有人吃着中国的饭砸着中国的锅，真正的中国人能答应吗？还比如一棵大树，根部出现病害导致的树干树枝问题不断，优秀园艺师的处理方法，是甭管哪里出现了问题先诊断树根，抓住树根这个根本，整棵树枝繁叶茂，焕发着生命力。这种方法就是把“主义”“方向”道路搞正确，解决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的根子问题。当前各种似是而非的歪理谬论大行其道，各种公知谬论让人瞠目结舌，各种碰瓷的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就是信仰什么“主义”这个根子问题，就是汉奸公知小人嫌弃做中国人的“方向”问题。他们既害软骨病、跪舔西方，看到西方洋人就发抖，看到中国人就耍淫威，又受资本主义自私自利的毒害，痴迷胡传魁的“有奶就是娘”，企图“背靠皇军干一场”。所以要认清当今某些人翻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谬论的投降主义本质，看清美化鼓吹胡适的崇洋媚外真面目，弄清他们否定五四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狼子野心，坚定信仰涵养志气，绝弃奴颜卑膝夯实骨气，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和各种本领增加底气，从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汲取增强做中国人志气骨气底气的磅礴力量。
有句名言，“鹰有时会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特定前提下或许有些实用主义道理，但绝不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胡适虽然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但掩盖不了他反对革命、背弃民族、投降侵略者、为天下人所不耻的丑恶嘴脸和行径，所以新时代的中国决不可能出现什么“胡适的世纪”，也决不可能让这个卑鄙小人与鲁迅先生并列。鲁迅早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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