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俄冲突爆发整整一年了。战争从顿巴斯开始，又回到顿巴斯。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仍在巴赫穆特对决。巴赫穆特，作为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场，成了当代的凡尔登，成千上万的生命在这小小的城镇消逝，更多的伤残者则要忍受漫长的痛苦。战争的发展已完全出乎发动者的预料。
如同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一样，中文网络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自始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论、严重的撕裂和尖锐的对立。尽管各方观点迥异，有一点倒是共识，人们感觉时代的重大节点到来了。战争，是人类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尖锐的矛盾迫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去思考和平时代不会关注的问题。
乌克兰，被称为“中欧和东欧的十字路口”，是西方世界与俄罗斯地缘政治博奕的交汇点，在这个敏感地点爆发的战争，意义非同寻常。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亚太地区在美帝的战略中比乌克兰更重要，乌克兰战争是未来全球冲突的预演。
要谈清楚乌克兰事件上的大是大非，不能局限于反霸反帝、地缘政治、大国博奕等话题，要从时代特征说起。对于时代特征的不同理解，是产生激烈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
谈起时代特征，中文网络上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中美俄三国演义、中美欧俄四方关系，都是等而下之的事情。如果说国际格局是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特征就是要说清楚这变局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私有制的终结来看，则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谈起国际格局变迁，无非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三十年战争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维也纳体系”（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欧洲格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战后的国际格局）、雅尔塔体系（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一超多强与多极化（苏联崩溃后的国际格局）。
近些年来，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东升西降”，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正在变为“二超多强”，即认为中国正在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
国际格局，是各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力量对比变迁的结果。其根源是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二十世纪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资本主义国际格局的变迁，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基本以百年为单位，契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十世纪之后有加速的趋势，现在似乎在进一步加速。
时代特征，则必须说清楚当代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列宁关于时代特征的重要贡献，是写了一本叫作《帝国主义是资本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的书。这本书，论证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学说，他关于时代特征的经典提法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时代特征的表述，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是毛泽东时代的表述，强调仍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第二种是邓小平的表述，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此判断的基础上，对我国内外发展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与世界接轨，全方位融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第三种是前几年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认为当代最重要的变局是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即所谓“东升西降”，这种提法虽然从未否认“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但显然更强调矛盾、强调斗争。
二战后，一些“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们，如多斯桑托斯、弗兰克和阿明等人陆续提出了依附理论，依附理论兴起于长期属于西欧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希望能探索出一条发展中国家摆况依附状况的新路。依附理论对时代特征的描述，最为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存在一个“中心—外围”结构，认为这种结构不仅存在于国际体系之中，而且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发展，就应当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阻止西方贸易、技术、跨国公司、教育与思想的侵入，自力更生。
依附理论的作家，尽管很多人被冠以“新马克思主义”之名，究其本质是的民族主义现代化理论，他们这种近乎宿命的“中心—外围”结构决定论，解决不了所谓的“去依附”问题。真正实现“去依附”的楷模是新中国，其指导思想不是依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是左翼中流行的关于时代特征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与依附理论类似，多了一个联通上下的“半边缘”。“不等价交换”是世界体系论的核心，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就是利用不等价交换机制来使剩余从边缘、半边缘向中心转移的体系。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正处于结构性危机之中，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变革时代”，即分岔和混乱时期。在行动方面，沃勒斯坦鼓吹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反体系运动”，其主要平台是世界社会论坛。世界社会论坛努力聚合以往所有的各种反体系运动（老左派、新左派、人权组织和反全球化主义者等）。这些运动联合的基础，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它是针对结果而非原因的战斗，它迄今提出的惟一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沃勒斯坦预言，“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遍及全球的反国家心态就是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症状，也是资本主义灭亡的催命剂。” 他认为，不能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造就一个新体系，而应期待旧体系的自行瓦解和新体系的产生，一切强化国家体系的变革，都无助于推动历史的进步。
他这些看似包容一切的论述，非常明显地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是相对进步的）的学理主义、软弱、悲观和缺少生气特点，无政府主义倾向十分严重。左翼群体中，受沃勒斯坦影响、或与沃勒斯坦有类似想法的大有人在。这大概是左翼运动沉闷期常见的、需要克服的状态。
主流资产阶级学者的时代观，则是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的最后归宿，历史已经终结。具体到国际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现实主义学说断定国家存在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即缺少支配性的等级权威，每个国家都以用权力术语界定的国家利益为基础制定政策，国际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早期的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等，后来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和约翰·米尔斯海默等都对美国外交政治有极大影响。米尔斯海默在他的代表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直言不讳地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这种竞争类似于美苏冷战期间的那种对抗”。“中国威胁论”登上西方主流政治舞台，米尔斯海默功不可没。
因此，当代大致有几种时代观：资产阶级的时代观、马列主义的时代观、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时代观。
资产阶级的时代观是站在维护当代帝国主义统治的立场上看问题。帝国主义者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多用），或打着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号（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多用），奉行丛林法则，为了一己私利肆意践踏他国主权，破坏世界和平，将人类置于血流成河的危险境地。一战二战造成的破坏之大，造成的景象之惨烈，远超人类历史上所有人为的灾难。今天的帝国主义者，为了一己私利，又开始挥舞核大棒，将人类置于生灵荼炭的险境。
马列主义时代观站是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立场来看问题。马列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其最高和最后的阶段，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发展的结果，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因此，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具体的政策，也不是指某些特定的国家。在帝国主义年代，资本主义固有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这是帝国主义年代的三大矛盾。
这三大矛盾中，如何看待第二种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争议最多的。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曾信誓旦旦地赞成巴塞尔宣言，宣称各国无产者和社会党人利用一切手段，开展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言犹在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叛徒们马上公开背叛巴塞尔宣言，堕落为帝国主义战争的支持者。在“保卫祖国”的动听口号下，千百万青年被送到帝国主义战场充当炮灰，成为无辜的牺牲品。
而在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的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国家间的博弈解决的。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政策，是某些具体国家的行为。反对这些具体的国家和政策，就能削弱帝国主义体系。比如，有人认为，“一旦俄罗斯实现了自己的地缘政治意愿，美国主导的‘资本积累秩序则很可能走向崩溃’……俄罗斯一旦崛起，‘将不仅导致美国霸权加速衰落，而且可能严重加剧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从而进一步促成现存世界体系的全面瓦解。’”
这是典型的痴人说梦，与马列主义完全背道而驰。在马列主义者看来，所谓的帝国主义体系本来就是丛林法则，按“实力地位”原则来分配，美帝固然是最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地位削弱了，有利于部分帝国主义国家，但无非是国际格局发生部分变化，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起来，没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进程，则丝毫改变不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丝毫改变不了千百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奴役地地位。较弱的帝国主义国家，如俄国，打着反纳粹、保卫祖国的旗号发动战争，除了给本国和他国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外，丝毫触动不了帝国主义统治本身。它至多只能触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相对利益，触动的是国际舞台上谁多分一杯羹的问题。为了这虚无飘渺的一杯羹，千百万无辜的劳动人民却要付出极其惨重的血淋淋的代价。
而所谓“俄罗斯一旦崛起”的梦想，也被现实打得粉碎。俄乌双方在漫长的拉锯和僵持中迎来2023年。俄军控制的乌克兰领土从2022年3月最多时的27％降至18％，2022年2月24日以来新占领地区已有一半以上被乌军收复，包括9月时经过“公投”后“加入”俄罗斯的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大部分地区。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称，此时俄军的目标已进一步回调：尽可能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实现“最低限度的胜利”。（中国新闻周刊：打了一整年，打回顿巴斯）这还只是战场态势，还不包括俄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和巨额经济损失。官媒尽管一度充斥着鸡血，但对现实的判断，还是比某些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强很多。
在俄乌战争中，对美帝及北约国家的判断，对乌克兰的判断，分歧相对较少。而如何看待俄国，则是一个相对分歧较大的问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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