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有过这样的判断：
一切存在是变化的，要在变化中去判断事物……把各种事物历史地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正确解决。
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处于人心动荡之际，毛主席又对全党全国的抗战形势给出分析：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与屠杀政策改变到改良与欺骗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消灭政策改变到争取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
事物的发展总会走向反面，这是党的百年斗争历史铺展开来给人最大的体会。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当时首要考虑的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如何巩固和建设新中国、稳定工农阶级统治的问题。
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都使党在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得到了极大巩固。
然而，毛主席也深知文化建设巩固的重要性，以及作为有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与半个世纪现代资本主义侵蚀的国家，国内思想文化的毒瘤仍然有待铲除。
应当说，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文化成为新中国社会的指导文化思想，是主席和那一代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主席本人就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改造，在延安，他的文艺思想和政治思想曾广泛影响了一代边区人。
但那毕竟只是在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域，而现在则是整个中国呈现在自己的面前，这让主席十分忧虑。
在这个巨大的文化教育工程中，执行的主体大多是文艺界与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世界观往往已经形成，对工农阶级的“天然排斥”是主席对这部分“创作家”们格外注意的地方。
在主席看来，知识分子本身面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分子的腐败影响，会更加脆弱、更容易丧失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革命信仰。
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主席明确指出了今后的一项工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当年度，《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批评胡风“七月派”作家阿垅的文章，《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也相继批评胡风的新诗作《时间开始了》以及路翎、冀方的作品。
特别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起了文艺界的强烈震动。
在“清除文艺工作中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主旨下，文艺界拉开了轰轰烈烈的整风序幕，其主要内容为重新学习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地位。
随后从1951年10月开始，对知识分子和文艺从业者的思想改造逐步由北京扩大到全国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并形成高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但是文化艺术领域的状况却相对复杂。
一方面，刚刚经过大规模思想改造运动和一系列文化领域批判肃反，不少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心有余悸”，他们从思想深处难以理解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对自己固有的文艺认知较为固守；
另一方面，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国内各界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苏共二十大极不合理地批判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引发社会主义阵营理论界的动荡。
当时，苏联有位名作家叫格罗斯曼，他曾于1952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把斯大林时代歌颂为“没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据新的领导集体的风向转变，格罗斯曼的画风开始跑偏。
后来仅仅不到十年，经受了苏共二十大洗礼的他就于1961年写成《生存与命运》，书中宣称卫国战争是“两个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苏联不但称不上正义，甚至极权主义的程度较之希特勒更胜一筹”……
对于正准备在1956年召开八大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显然需要再一次破除教条主义。
因为突破教条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卫所谓“教条”中有益的东西，防止后世的反攻倒算盲目毁灭一切。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就论述了这个问题，也正是在探讨《论十大关系》时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在主席的文化理念中，百家争鸣不仅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的根本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已经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地位依旧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
所谓“事物走向反面”，早在抗战时期毛主席就对八路军与日寇的相持状态提出警示：
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
在文艺战线的除污过程中，毛主席更是认为，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他说：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主席深刻点明：
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党内党外都应该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作斗争：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事情就办不好。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拿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具体问题。
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对有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文艺创作能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毛主席也作了明确回答：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至于如何在百家争鸣中处理、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主席则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实现的，实行“百家争鸣”更不是对各种不同的思想任其自由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必须力争占统治地位，‘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
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而如何对待文艺领域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作品与现象，主席亦有指出：
对于错误的思想，比如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唯心主义，以及文艺作品中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东西，应该给予批评，不批评是不对的。
但同时，主席又强调：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非常有害。
因为一方面，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另一方面，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
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各有自己的看法。因而百家争鸣是有阶级性的，是无产阶级的方针，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告诫：
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
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
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
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
一年后的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前十条》，并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了通知，要求立即按照决定中的规定，定出计划、经过试点、分期分批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且力求办好，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新“五反”运动为内容，抓好阶级斗争。
这本是毛主席苦心孤诣的防修反修纲要，然而转眼，党内就接连在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发表了一篇《后十条》和一篇《修正草案》，其内容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群众……
由农村问题和宣传问题的失控，主席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国内文艺界自上而下弥漫着的不良风气，它是政治风向的辅佐，也是决定人民群众阶级意识的汤药。
这种情形其实主席并不陌生，还是在抗战时期，主席就在阶段性的低潮期点明：
有一种新的危险在增长着，汉奸与亲日派乘机抬头，“战必败”“唯武器论” 这一套，一定会跟着活动。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打不过，只有投降。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
严格来说，建国已十余年，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早已变化，公有制早已根基稳固，那么上层建筑也应当相应变化才能巩固经济基础——可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艺术部门，似乎建国以来始终没有跟上步伐。
这就让毛主席深为思虑：如果这些部门不革命，那就会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人心向背。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月后，主席又对《戏剧报》作了两次重要指示，批评得十分厉害：
《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对这些牛鬼虹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这个批示虽然只是对《戏剧报》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领域。
必须认识到，毛主席历来对历史和历史剧是非常喜欢的，然而现在却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足见老人家对文化倒退的愤怒。
一个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为尖锐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啊…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艺座谈会，中宣部和文艺界三十多人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扬同志等都到会，周扬同志还作了中心发言。
会上，周扬同志谈了对上一年毛主席文艺批示的看法和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推陈出新问题、民族化问题、文艺工作者同工农群众结合问题。
在会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发言讲话，勉励文艺工作者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示，要求他们下乡下厂，反映工农兵生活，塑造现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历史剧、外国剧。
但是，究其本质，他们几个人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与毛主席在批示中说的并不一致，他们在内心深处没有把文艺界的问题看得那样严重。
很快，毛主席发现了这种“走过场”的做法，明确指示不准这样做。
其实，主席对他们是很了解的，早在两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挠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对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场文艺座谈会还没有完全淡去，便又发生了“迎春晚会节目庸俗化”的严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举行迎春晚会，但演出的节目革命气息不浓，且极为庸俗低级，受到社会各界批评指责。
比如空军文工团表演的《兄妹开荒》，用京剧中的老生、小生、花脸和昆曲的各种曲调来唱，观众表示“怪声怪调”；
比如铁路文工团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学木偶动作，结果女的不停扑倒在男的怀中，观众表示“既糟蹋了演员，也糟蹋了剧本”；
再比如哈尔滨话剧院演出男扮女装的《天鹅湖》，一个男演员脱得赤条条，只穿一条三角裤，披着薄纱，胸前安了两个假乳“乱蹦乱跳”，报幕员还对观众赞叹地说：“你们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弹性啊”………
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开文联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会议，讨论迎春晚会文艺节目的事故，并决定在文联和各协会干部中开展一次整风学习运动。
到4月，全国文联、作家协会等十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都开展了整风，中宣部文艺局还起草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这个报告由毛主席阅后，便在其基础之上附上了震古烁今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这个批示，当时也称为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7月11日这个批示下达后，不仅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且使全党风气为之浊清，文艺界开始了第二次整风学习。
8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布《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四天后，毛泽主席对这个报告作了指示：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会议后，毛主席曾问过许世友：
假如北京发生了政变，你怎么办？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界，党政军中也会出，这是最危险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文元同志主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稍有怒目而下就遇“扛着红旗反红旗”，稍有驱力释权便又遭抱团反攻倒算……
这是历史“螺旋性”的辩证形态，往往难以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动摇。
八王祸乱，九龙治水，诸侯成阀，其往往又是下一步重新被迫凝聚龙首的前奏……
只寄望，黎民苍生可以少些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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