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咋评价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死了。无论他是善人、罪人还是小丑，他所参与的历史进程，使得我们不得不花费精力对他这样一个平庸、可笑的人进行历史评价。这也是对历史本身的莫大讽刺。

一、他身后留了个什么名？

　　咱们先看看各种现有的评价吧。从舆论场上，大致能看到对他的三类的评价：

a.积极评价

　　首先是欧美的政客，他们的评价基本上是积极的。比如美国总统拜登说：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有着非凡远见的人……

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领导人……欣然接受了民主改革。他相信开放与重建……让世界变得更安全，让数以百万计的人获得更多的自由……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马克龙、默克尔、朔尔茨等人也基本上和拜登的说辞一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带来了“自由”、“民主”和“和平”。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还是按照帝国主义理论的角度，1991年苏联的解体，对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少了一个帝国挑战者。所以，他们对戈氏的歌颂虽然让人觉得吵闹，但还是能理解的。

b.模糊评价

　　接下来就是比较模棱两可的一派，如普京等人。

　　最简洁，却又最复杂的评价大概来自普京。普京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只有一句：“对戈尔巴乔夫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然后和戈尔巴乔夫遗体告别的时候，礼貌性地献花、鞠躬就离开，并且表示不会参加葬礼。

　　实际上，普京对待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是很纠结的。首先，俄罗斯是继承苏联遗产最多的国家，普京作为俄罗斯的领导人收益良多。其次，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取政权后，又亲自指认普京掌权。从某种角度上说，没有戈尔巴乔夫，或许普京还在干克格勃或者开出租车。再次，普京是一个极端反共的领导人，而戈尔巴乔夫执行了葬送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职能。所以，从物质、情感和意识形态上，普京理应感谢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普京也的确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尊重。

　　然而，苏联后期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能和美国抗争的存在。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根本无法正面和美国抗争。从早期多次寻求加入欧盟，不被接受而被迫成为美国维持对欧洲干涉的棋子，到如今被迫拖入俄乌战争的深渊，这使得做着强国梦的普京无比希望回到苏联，当然，是没有一丝共产主义的苏联。所以，普京对苏联解体、霸权变弱相当不满。他曾公开表示：

　　“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罪犯，是一个把权力扔在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怯者。”如此可见一斑。

　　至于中国，对一个名义上社会主义大国的失败，当然要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反思，但是和欧美类似，由于中苏关系改善、苏联解体而少了一个威胁，所以既不能表示明显不满，又不能像欧美那么积极，只能礼仪性的赞许戈尔巴乔夫对双方关系的维护。

c.消极评价

　　最后一类是对戈尔巴乔夫的消极评价。然而，消极的评价也分三种，首先是朴素的共趣爱好者。他们觉得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共产主义，毁灭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国内舆论占主流的，就是以胡锡进和张维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者。

　　张维为在戈尔巴乔夫逝世的当晚就发文“戈尔巴乔夫，一个失败者”。胡锡进和张维为都认为戈尔巴乔夫受到西方思想的蛊惑，走向了解体的道路，使得苏联老百姓经受痛苦。而中国没有，所以，我们赢了，赢了两次，走向了正确的道路。有意思的是，俄共的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惋惜的主要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强大的国家。

　　还有些声音认为苏联解体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产物，戈尔巴乔夫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丑，这也是我们的观点，下文会详细论述。

二、一个庸人如何登上历史的舞台

　　戈尔巴乔夫上台，正是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称新保守主义经济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后在反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

　　新自由主义具有以下几个特性：

　　1、主张市场化：推崇市场原教旨主义，反对国家干预。

　　他们推崇“市场万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干预越少越好。

　　2、主张私有化：宣扬“私有财产神话”的永恒作用，反对公有制。

　　3、主张自由化：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在思想政治领域都提倡“自由”

　　4、主张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提供空间。

　　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

　　从安德罗波夫开始，苏联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当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原则是：在保证国家集中计划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扩大企业制定计划和经济活动中的权力。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改革政策在全国的推行缓慢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他将改革效果不佳的原因归于苏联僵化的生产关系，认为单一的公有制使得经济成果只归国家所有，调动不了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必须更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实质上是将原本扭曲的计划生产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修正回自由竞争的轨道。在人民不实质掌握生产资料的前提下，计划体制下的绝对垄断，就是对人民绝对的压迫，所谓的积极性自然是没有的。而进行物质刺激鼓动短期的积极性，就必然走向市场化的道路。戈尔巴乔夫虽然早就背叛了共产主义，但是他懂得资本的基本逻辑。

　　在市场万能思想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继续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同时削弱国家的计划性。他制定了《国营企业法》，从法律上确定了企业的自主权。企业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承包制为主的经营方式，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同时，戈尔巴乔夫也激进地在经济上搞对外开放。其执政时期，苏联加大开放力度，使苏联经济日益国际化，融入世界经济。为此，戈尔巴乔夫实施以下措施：1、赋予各部门、企业直接进入外国市场的权力。2、学习中国等国家改革开放的经验，建立合资企业，自由经济区和免税区等。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明确所有制改革的方向是非国家化、民营化和私有化。其改革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

　　然而，无论是欧洲传统列强，还是亚非新生政权，所有实施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随后逐步转向凯恩斯主义道路，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而各国的无产阶级也用自己朴素的方式对施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领导人表达自己的不满。

　　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热衷于改革的人们认为改革前的苏联是僵化的，没有活力的。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当时的官方和知识界也持着乐观的态度，积极“取经”。随着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继续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推出了“休克疗法”，彻底使整个国家经济休克。这些改革爱好者们才开始找些新的理由，比如，方向是对的，走了邪路，等等。

　　其实，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党对当时的“苏联道路”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苏联被安了顶“苏修”的帽子。中国党当时已经窥破了苏联的性质，它遇到新自由主义并且拥抱它，只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三、一个庸人该背多大的包袱？

　　今天的人们讨论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大多把他当做是历史承责任的承担者，觉得他要为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然而，在历史上，没有一个个人需要为这样重大的事件负责，历史不是一个人创造的。

　　苏联的崩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戈尔巴乔夫只不过是承担了这个职能的人。无论是谁，坐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免要为维系这个系统做斗争，也都不免要目睹这个系统的崩溃。这个系统走到这个样子，是历史的必然。苏联统治集团在八十年代不得不选择戈尔巴乔夫这个能进行这样的改革的人，戈氏也因为能进行这样的改革才在初期的权力斗争中坐稳了位置。至于那些策略、方法上的问题，只是让这个社会变化趋势以暴烈的方式展现出来，但趋势还是那个趋势。

　　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还是要回到生产方式上来。当他们采取物质刺激的时候，当他们采用一长制的时候，当他们排除了广大工人群众协作的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决定自己国家命运的权利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资本主义方向上奔跑了，苏联的命运就显而易见了。官员的贪污、匮乏的出现和物质刺激的推行也是一体的。它们都是资本主义道路的表征。

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变化，就要看在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趋势。如果在苏联社会，资本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社会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少，那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个确定了的方向。

　　方向错了，无论选择什么路线，只是使得那个结局或快或慢的到来，但不能够根本的改变这个结局。

　　自从苏联走上了这条道路之后，它就不可避免地朝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向发展。无论它使用苏联这个载体，还是使用独联体各国的载体，还是使用俄罗斯的载体，或者别的国家的载体，都是如此。

　　所以，甚至可以说，虽然苏联解体好像是个大变局，其实只是一个资本主义化连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在表象上看，人们能观察到苏联改革了，动荡了，解体了，国家政权消亡了，独联体国家们建立起来了，休克疗法了，经济崩溃了，俄国对外发动了几场战争，等等，其实，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这一切都是整个社会系统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当中运动所必然走向的结果，是个方向问题。无论是当时贪污腐化的干部，还是今天在游泳池里享受惬意生活的富豪们，他们承担的社会职能是一样的。无论是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普京，他们所承担的职能也是一样的，他们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事实上，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直在按照其发展的规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政权的更迭、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都是它的表现形式。政权看上去变换了，主要的社会关系却仍旧维系着，资本主义只是换了个政治和法律外壳，从贪污腐化变成了巧取豪夺，统治者从官僚资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原先半遮半掩的资产阶级法权变成了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脱光了遮羞的衣服，露出了丑陋的身躯。但，他还是他。

　　个别领导人只能使这个速度变得更快或者更慢，使这个过程变得迂回或者更加直接。戈尔巴乔夫看样子好像技术不行，玩砸了，但击鼓传花的游戏总要停在某个人手中，不是你，就是他。他葬送的只是苏联的政治外壳，这在国家强权的爱好者看来是一件大事，但在社会变迁史上，却只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件，是连贯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经关口。作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政客，一个庸人，他无法挽救苏联政权，因为苏联政权必然要崩溃；他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苏联-独联体各国社会的性质和运动方向。他只是个醒目的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