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事件已经尘埃落定，当事人吴啊萍供奉战犯，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
在这样一个饱含民族血泪史的城市里，发生这样践踏国人尊严的事件是不可原谅的，包括此前几十座城市举办日本传统节日“夏日祭”，某某明星参拜靖国神社等等。
无关文化信仰，而在乎人伦良知。
这件事不只是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更是传到了大洋彼岸。日本朝日电视台、共同通信社等多家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吴啊萍是一名90后女性，大学学历，曾在医院工作。这样来看她既是年轻人，又有着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体面的工作，不可能不知道在南京寺庙供奉日本战犯意味着什么。
2017年12月18日，吴啊萍前往南京玄奘寺，要求供奉5位“朋友”，其中就包括南京大屠杀首恶谷寿夫、松井石根，杀人竞赛参与者野田毅和田中军吉。
当值僧人灵松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历史，也没有警惕性，以每个牌位每年100元的收费标准提供了供奉服务。直到今年2月才被一名信众发现，警方立即介入调查。
据吴啊萍供述，自从自己了解侵华日军的暴行以后就产生了心理阴影，长期焦虑、失眠。接触佛教后产生了为日军战犯“解冤释结”、“脱离苦海”的想法。
出于自己对因果释结的错误认识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吴啊萍在佛门净地供奉侵华战犯，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知法犯法的民族败类，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僧以及管理严重缺位的寺庙，造就了这样一桩社会丑闻。
在国内，对于类似事件的舆论基本都是一边倒，在原则问题上，中国人民是空前团结的。但是在日本，民众对于战犯的态度却显得十分割裂。
相对客观的日本媒体通常都会使用“战犯”来称呼死去的军人，而相对保守的媒体则会用“旧日本军人”来描述，潜台词就是并不认为他们是战犯。
在中国，这绝对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在日本也不例外。但事实是，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此感到困惑，甚至是一脸懵逼，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会如此愤怒。原因也很简单，不是因为日本民众全都坏，而是真的对历史一无所知，或者是“被一无所知”更为准确。
说到战犯就不得不提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着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战死的军人及军属，实际上就是供奉战犯的地方，政治执行性明显，完全就是给右翼势力量身打造的精神交流场所。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新闻，实际上不管什么国籍都能入内，即使是中国游客或者留学生组团参观也不足为奇。
在盂兰盆节（中元节）等特殊的特殊的时间段里，日本右翼分子就会在神社举行政治活动，为军国主义招魂，而神社则通过售卖各种政治活动的道具大赚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神社将死去军人的家书和遗属装订成册供日本民众拜读。要知道，当年的日本军人大多接受过浓厚的军国主义教育，神社用那些“忠君爱国”的思想和文字继续蛊惑年轻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在我们看来，靖国神社很多做法都带有十分的意识形态色彩，其推奉的价值观思想更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基本的历史常识和政治素养还是有的。
但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却并不了解，因为从日本战败以来，日本人就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政治教育，在去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中，大多数年轻人对政治几乎一无所知，并且完全对政治不感兴趣。
年纪稍长一点的朋友可能还有看新闻联播的习惯，不管是老同志还是年轻人，对国内外时政都有着基本的认知，甚至还能侃上一侃，可以说很多人都是老吃瓜人了。但要说你有没有真的参与过政治生活，那可能不少人都要说没有。
说起参与政治，行使投票权是最基本的，比如不少朋友都有过选人大代表的经历，记得笔者上一次投票还是高中时候学校组织的。对普通人来说，基本没有什么政治生活，可能关注本地的一把手是谁，但至于是什么时候选的、怎么选的、谁选的、有啥承诺就不大清楚了。
许多日本年轻人就从来不参与选举投票，主要就是因为不关心，没时间，但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认为“无论选了谁，都没办法改变什么”，自己投不投这一票对结果都没有影响，政治路线不是老百姓能够左右的。
日本在战败后颁布了教育基本法，规定学校教育禁止支持或者反对特定的政党以及政治活动。看似是一种战后反思，实则完全回避了政治教育，然而逃避问题并不代表解决问题，只会埋下更大的祸根。
1954年，日本继续颁布法令，强调在义务教育阶段确保政治中立性，教育与政治完全脱钩，只要言论思想稍微有所倾向就会被批判。结果就是日本人经历60多年的去政治化教育，政治历史素养几乎为零。
举个简单的例子：8月15是什么日子？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的盟友是德国和什么国家？相信大部分朋友都能答得上来这两个问题。那普通的日本民众是怎么回答的呢？
大概是吃鳗鱼的日子
8月15日是日本投降日
日本的盟国是美国
日本的盟友是意大利
街头抽查显示只有一半人知道这些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和日本政府利益相悖的历史遗留问题，了解真相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所以当你跟日本朋友闲聊的时候，基本是不会聊到历史这一块儿的，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懂，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工作、物价、经济，只有经历过的老一辈才会对那段历史心怀愧疚，而那些冥顽不化的右翼分子，大家都懂的。
实际上直到2015年，年满18周岁的公民才享有投票权，教育系统也开始进行政治实践教育，培养未成年人的政治意识。
由于年轻人没有基础的政治教育经历，只能被动接受媒体给他们灌输的信息，而网络上基本也是充斥着国外的一些负面新闻，特别是和韩国中国不对付，日媒再加以炒作，整个社会都弥漫着反中抗韩的气氛。
近些年来的日本领导人都是些右翼分子，对华态度愈发走向极端，媒体也是跟风渲染，这也导致日本民众听风就是雨，没有理性判断的思维，就像西方国家靠抹黑、妖魔化中国给民众洗脑一样。
因此，日本民众对政治和历史的了解都充满局限。在右翼依的推动下，日本人民正在逐渐遗忘历史，更难以明辨是非，有的人完全不懂，有的人则沦为右翼分子，对政治历史的认知两极分化。
由此带来的结果便是，日本民众不但对日本侵略史难以形成正确认知，还在日本右翼政客鼓噪所谓中国威胁论之下警惕乃至敌视中国。
由于大量极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坛扮演着重要政治角色，越来越多的政界人士带头否认战争罪行，而以所谓“旧日本军人”形容战犯正是极右翼思想的表现。
回到吴啊萍事件本身，在许多日本人的认知里，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存疑的，甚至很多人都不相信30万这个数字，觉得太夸张太离谱。也就是说在事件真实性上，因为有各国亲历者的见证和史料等铁证，所以日本赖不了，而争议主要聚焦在遇难者人数上。
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史料的缺失，由于日军销毁了资料和证据，大部分资料是都是亲历者的描述和战犯的口供，不准确的因素很多。关于遇难者人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主流意见认为在20~50万之间。
在战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战争罪行的反思并非禁忌，但进入冷战时期，日本作为东亚“桥头堡”的重要战略地位再次凸显，追究战争责任自然要让位与大国对抗的现实考量。日本社会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打上了“反共、保守”的标签，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在教科书问题上。
1955年，日本文部省公然干预教科书内容和相关表达的尺度，多数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对南京事件的记述只能停留于南京攻城战的表达，对暴行完全不能涉及。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然而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日本逐渐淡化了战争的历史记忆，右翼学者开始否定东京审判，斗争日益表面化。
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但随着经济文化往来加深，战争责任的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一时间，主流媒体出现了许多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报道，“否定论”也日益升温。
自由主义和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态度截然相反，针锋相对，这也导致从70年代开始，南京事件逐渐成为广为知晓的事实和公开讨论的话题。
1985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竣工落成，“遇难者300000”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主要有三种观点：“虐杀派”在死亡人数认定上接近中方观点；“中间派”并不否认屠杀的事实，但主张以实证的方法确定遇难者人数，也就是有名有姓头户口才算数，当然这个数字远不如30万；“否定派”则是极端保守的代表，否认大屠杀的历史事实。
经过这场大论战，“虐杀派”成为主流看法，虽然时不时会有逆流和回潮，但也不会出现大幅后退。中日学者都认为在该问题上不要再出现大的摩擦，力求避免中日关系的颠簸。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为了隐瞒黑历史近代史，在青少年教育中把历史和音乐、美术并列定为选修课，而许多学生不愿学习枯燥的历史，所以相当一部分学生甚至连侵华战争这回事儿都不知道，更别提南京大屠杀了的诸多细节了。
而在大学，日本文部省则是篡改和歪曲南京大屠杀，轻描淡写地描述了罄竹难书的暴行，绝口不提30万亡魂，反而强调日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今天，日本也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
反战教育的缺失让民众无法理解日本给世界人民造成的苦难和创伤，而政客媒体甚至教育机构又罔顾侵略战争的前因后果，把日本包装成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受害者，使得国内产生“反战败而不反战”的思潮。
目前，日本政坛大有修宪之势，所谓修宪就是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之“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继安倍晋三之后，岸田文雄致力于让和平宪法失效的修宪派在国会也已占比2/3以上。按照日本律例，岸田文雄已经有了修宪的基础，至于什么时候正式提出草案还不好说。
一旦修宪成功，日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扩张军队，并且再次拥有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简直就是军国主义复辟的前奏。虽然政府积极推动修宪，但相当一部分日本民众仍对修宪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就算国会通过修宪动议，还要进行国民投票，一旦被否决，内阁将被迫辞职，对岸田文雄而言，若他志在长期执政，应该会避开无谓的修宪争论。
对于我们来说，血泪未干，创伤犹在，历史的真相绝不能被掩埋，永远不要遗忘，永远不要原谅，但也不要永远心怀仇恨。而日本，只有恪守和平宪法精神，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和殖民历史才是恢复国际信任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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