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建党101周年，也是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天法新社有一篇有趣的文章，说回归25年后，香港经济前途未卜，GDP从1997年占中国大陆的18%下降到2020年的不到3%。网友们看到这篇文章后直呼离谱，然后纷纷编排段子拿法国开涮。
实际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法新社在香港的一个本地记者HolmesChan，一直持港独立场，曾经称乱港分子黄之锋为“你的友善邻家小男孩”，所以制造出这样的神论也不足为奇。
实际上，1997年香港回归时，人均GDP为27330美元，到2021年人均GDP为4.9万美元，人均水平不光远超发达国家两万美元的门槛，超过日韩台（分别为4万美元，3.4万美元，3.3万美元），也比英国的人均GDP高了15%。这足以说明回归之后香港经济又有了长足发展，只是以中国今天的体量，如果香港GDP还能保持在中国的18%的话，那香港显然已经不会是地球上的城市了。
当然，香港的GDP构成中，有太多外部因素，比如庞大的离岸人民币支付，各种金融银行机构，排名全球第四的香港股票交易所，至今仍是全球主要港口之一等等，而本地产业又是一直以房地产为主，房地产至今仍占到香港GDP的25%，金融业也占到接近20%。对比当下房价饱受诟病的大陆，今年一季度，房地产业占GDP的7%，加上建筑业约为14%。
房地产占GDP比重过高的后果自不用说，像金融业，从业人口由1997年的5.4%，到2015年仅上升⾄6.5%，说明金融业的单纯发展并不能让大部分普通人明显受益。
无论如何，回归之后香港的经济确实是长足发展的，人均寿命水平都是在回归之后才发展到全球前列。但与此同时，很多香港人又觉得生活越来越不幸福，并且错误的把这种不幸福归结到回归上面，最终在各种因素和势力的引导下造成了2019年六七月间的种种暴乱事件。
如果我们看香港的平均月薪，就远没有人均GDP那么亮眼，根据港府公布的2021年数据，人均月薪为税前不到1.4万人民币。
这个数据受到疫情以来香港旅游业被重创的影响，这离内地网络上很多人的想像有不小差距，当然，和大陆大部分地方比仍是高很多。相对GDP来说，香港的普遍工资收入从9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也涨了一倍，不过，即使不考虑买房问题，香港城市生活中的物价也比内地大城市高不少，而且有不少大陆居民不需要的开支项目，有在香港长期生活经验的朋友应该知道，月入一万这个水平实际上对香港普通市民来说，往往处在收支刚刚相抵的状态。
其实，回归前后香港一直都如此。那么，比起当下，九十年代香港居民的“幸福感”从哪来？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是当时相对大陆重要的文化和物质优越感。文化方面，90年代正是香港文化峰巅时期，不止相对大陆，对于日韩东南亚等地也处于潮流输出的位置。物质上，90年代，大陆工资的普遍水平也就几百元，和香港比差距在十倍以上。
《赤子威龙》经典台词：一个月几百块你玩什么命
正是大陆当时廉价的物质水平和低收入，使得香港岛内分配机制不公的后果被化解不少。至今一些人，仍然会经常提起90年代香港一个卡车司机都能在大陆包几个二奶，在当时，广东不少城市都有所谓的“二奶村”，就是香港人来内地搞“第二个家”的集中所在。从更广泛的层面看，如欧美社会底层白人吊丝，一到东南亚就变成狂嫖烂赌的高贵洋大人，也是同样的转嫁逻辑。
如今，香港卡车司机的工资水平大概在一万五到两万间，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想重现当年随便包二奶的风光，是万万不可能的了。
有意思的是，一边是港独废青们“今不如昔”“一切都怪大陆”的愤懑盲动，一边是直到现在，大陆网络上仍然有不少“港吹”，言必称香港收入高，贷款利率低，买房“更容易”等等。这两个群体的观点显然颇为矛盾。问题在哪里？
国内网络上各种“精X”群体从来不少，港吹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这类人群的问题往往是根据一些表面指标，非常片面的看待问题，完全不考虑各地不同的实际生活情况和内在逻辑问题。比如，如果真对各国各地区房价泡沫历史有所了解，就不可能把“房贷利率低”这种东西拿出来吹嘘。而且各类的“精X”群体往往习惯性的把自己代入当地中产以上人上人的位置，比如吹香港，就更喜欢盯着中环金融白领。
比起大陆网络的“港吹”，香港“废青”们的苦闷感受显然会更真实，但他们的确也看不清香港问题的根源性所在，这些年，不少港人不光吹回归前，甚至吹港英政府殖民严厉度更甚的六七十年代，完全忘了香港老一辈人是如何控诉那个年代，以至于这两年闹出不少欲润到英国而不得的笑话，这种现象和内地的“民国粉”高度相似。
现在我们回到本质问题，实际上，这二十来年的香港，就是一个“你想要一个自由的金融和商业城市，你就会得到它的全部”的故事。在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下，除了赶走了港英政府，实现港人治港之外，香港实际上没有本质的改变，只不过是在原来的路径上一路狂奔到极致。
从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香港如今的几大特色，房地产，金融股市，港口，旅游业等，比起刚回归时，在世界上的重要程度都是大为提升。而这些领域之所以在回归之后发展程度更高，恰恰是因为既有大陆作为靠山，又获得了“50年不变”保证的结果，比如，如果不是回归，97年的香港金融业在索罗斯的狙击下就已经会崩盘了。而且，香港的自由度之高，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方的认可。一个以全世界最大市场和工业体为依托而发展到极致的金融商业城市，这就是香港的本质，一个依托这些产业，人均GDP从2.7万美元发展到4.9万美元，但港独废青们仍然要“一切都怪大陆”的魔幻城市。
至于香港曾经辉煌的文化产业和还有一定分量的制造业的没落，显然和回归无关，不提大陆本身的崛起，文化上，在美日韩文化的冲击下，回归前后的香港文化产业本身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制造业更不用说，在东亚地区各经济体间，香港是最没有制造业前景的地方。
很多人会扼腕回归之初，董建华先生提出的房地产改革，工业港，科技港等等构想最终成为泡影，然而在“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前提下，这些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工业港，科技港这些构想，本来就需要香港扭转以房地产和金融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并深度参与大陆工业和科技腾飞的过程才能实现，这势必又会要求大陆要对香港有远超出“一国两制”框架的深度干预。如果说真有什么事情怪大陆，那就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长远来看严重阻碍了香港产业转型和与大陆融合的历史进程。
然而，我们回到97年那个节点来看，可以不选择“一国两制吗”？这个问题和49年时为什么不武力收回香港一样，没有什么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只能这么选的问题。这里引用沉思录作者黄三思19年一篇老文来总结：
讨论香港问题，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97年的回归实质上属于高位接盘，毕竟这个机会窗口的时间点非常尴尬，如果按英国人的意思延期回归，考虑到时局的发展，这个延期很有可能会变成长期甚至无期，但是按期回归的话，即使不考虑到英国刻意埋下的各种钉子，面对香港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体制（97年时香港的GDP占比大陆为18.6%），大陆在实质上也并不具备维持其正常运作的能力；而为了向台湾树立一个典型，回归就暴毙的局面显然是必须要避免的。
所以，基于以上几个前提，香港问题的解决方式变成了上层路线：与李先生们妥协，大陆要面子他们要里子，以实质上的治权换合作——换言之，羁縻体系。
末代港督彭定康退任之前，发扬大英搅屎棍特色，在香港各界中广布暗雷
说的更直白一点，97年左右的中国，实际上是处在改开后几十年来内忧外患最严重的时候，外部来说，美国携手日台对大陆步步紧逼，内部正处在国企大规模破产，大下岗，XX邪教遍地开花等等问题的前夜。可以想象，两岸三地中，有多少人是带着“变天”，“早晚被资本主义同化”的预期看待香港回归后的前景的？
我们再从香港人的心态方面来说，90年代的香港人，大多都还有对同一个中国的朴素认同，当时香港文化产品的主流内容之一，以《霍元甲》为代表，也是在塑造从1840年以来的民族家国认同，回归之前，香港GDP是上海的四倍，虽然大陆是个穷亲戚，但多这样一门穷亲戚也不是坏事。但要说对大陆的意识形态认同，这就很稀缺了，香港当年影视界，一边塑造家国认同，一边抹黑大陆意识形态是日常操作。在当年就变成社会主义香港，对大部分香港人来说，同样是不能接受的。
说到这，很多人会提到香港曾经的红色传统。的确，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到，香港曾经有很长时间的红色传统，并在六七十年代达到了高峰，但也要注意，这时候的香港，经济远不如之后发达。在革命退潮后，红色传统一部分演变为家国情怀，另一部分则被资本金融股票房价等等彻底淹没。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之后，到了97年还想原地激活这种红色传统已经是空谈。
在冷战结束的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经济物质基本取代了奋斗理想和公平正义，成为了人们膜拜的图腾。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辩论中克林顿那句“笨蛋，是经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脚。苏联解体前夕民众们对西方物质文化生活的膜拜曾在我们过往的文章中被反复提及，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去谈论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们的成败并没有意义。
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们之所以能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意识形态高度凝聚，除了革命浪潮延续外，民众对帝国主义压迫记忆犹新的痛恨，以及当时信息封闭，日常生活缺乏与西方直接对比的渠道也有重要关系。问题也在于此，在几十年过后，民众对帝国主义压迫的直接记忆渐渐淡化，在信息渠道打开之后惊讶发下现西方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物质生活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自然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危机，以至于催生大批反叛者。
本质上，这是第一代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时代所限，始终没有成功打烂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果。强如苏联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九十年代经济高度发达的香港，看到贫穷的大陆，以及当时所剩无几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认同大陆制度的前景吗？
经典港片《赌神2》中徐锦江扮演的大陆公安的台词
90年代热门港剧《国际刑警》，香港国际武警的老大有一句台词“97之后我还想当公安”，然而现实却是回归之后，阿sir仍然是阿sir，香港法官和律师们的头套也一直戴到了现在，这在全世界都是奇葩现象。说到底，一国两制的回归，从来就不是真正的回归。毕竟，本国正常的法庭系统中怎么会有外国大法官？
直到今天（2022年7月1日开始），香港警队的步操口令、对答才开始使用普通话、广东话。“Yessir”改成“知道，长官”或“明白，长官”。19年港独分子暴乱时，很多人感慨香港回归20年造成的乱摊子不知该如何收拾，20年国安法实施之后，终于开始在整体性的拨乱反正上迈出了步伐，而一国两制50年不变，也终于从时间概念变成了哲学概念。
从一国两制，西式政体，教育认同去中国化，到金融房地产独大，新冠疫情等等，香港这座城市已经当了太久的“试验田”，并且当初给台湾树立榜样的作用到今天已经毫无意义。是该进行真正的回归了。“一国两制”既造成大陆人民去香港旅行的烦琐，也反向限制了香港青年来内地工作安家的可能性。如今，大陆香港两岸青年同受大城市高房价，金融乱象等等之苦，但比起香港青年，大陆终归有广大的腹地，给年轻人有更多的选择。香港的经验和教训足够我们警惕和吸取，起码不要再有一边喷房价和金融一边吹捧香港经济自由的精分举动。
新冠纪元之后，全球经济已经处于事实上的衰退之中，并且不知何时会结束。今年和之后的几年，会有更多打破人们承平几十年的认知，又不得不接受的变化和事实。在比烂中忍耐，在低潮中变革，这大概就是当全球局势的写照。
香港的不幸在于，在回归之后，沿着曾经的老路又走了25年，幸运的是，比起全世界大部分地方，它仍然是最发达的地域之一，依然还有足够的空间和依靠去改变。
所以，“50年不变”已经过了一半，历史会允许香港下一个25年继续沿老路走到底吗，会允许我们在自我改革自我突破的路上停滞不前吗？从今天开始，香港，以及大陆应该做的，是朝向到那一天时，已经彻底完成统一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而迈进，而不是到了那一天，才想着是转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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