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黑恶分子围殴女性事件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怒。人们愤怒于犯罪分子在大庭广众、灯火通明之下的极度嚣张，也感叹那么多人无人相救，敢斗歹徒。
于是有人说女性晚上最好不要出门；有人说要加强法律打击力度，最好再来一次严打。前面的说法，让我们想起多年来专家们的办法，比如加强个人保护意识，学习防身术等等；避免激怒罪犯，不要同罪犯硬抗，以免受到伤害；更有专家建议要顺从罪犯，如果女性遭到强奸，就要亨受过程。这些方法，或许对某些个体，确实管用；但对于大多数人，对于人民群众，有用吗(作者本人并不反对人们习武)？其实只是助长犯罪分子的气焰罢了。至于再来一次严打，也许能收效于一时，但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再说我们不是经历过一次严打吗？从那以后的社会现实来看，这些现象是减少了，还是严重了？就像反腐一样，被判刑的贪官可比毛时代多的多了，效果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毛时代只杀了张子善、刘青山等极少的人，就制止了官场腐败呢？就像马门列夫老师的说法，现在的反腐，好比围着粪坑打苍蝇，能打尽吗？还有好多问题，如娼妓问题(应该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从五十年代初取缔妓院后，在改开前再死灰复燃过吗？还为此搞过“运动”，或诸好此类的“专项行动”各种“整改(治)”吗？
有人说，黑恶势力横行，就像回到了解放前。徐明天先生在公众号中说，在八十年代引进关于黑社会、高利贷的香港影视剧之前，人们尚不知黑社会为何物，以为是影视剧中编的故事；现在的现实黑恶比当时影视剧中更为触目惊心。
有专家说，出现黑恶势力、官场腐败等现象(还可以举很多例子，如娼妓遍地、赌博盛行、毒品泛滥、拐卖人口、各种高利贷等等)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国外都是这样。这专家真是放屁，言下之意就是前三十年经济没有发展。不过这专家还是不小心说了一些实话，这几十年是发展了经济，不过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而已。在私有制下，才使得这些现象死灰复燃，不可禁绝。这些都成了“新常态”，与国际接轨嘛。
私有制是产生黑社会等黑恶势力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制度下，就像围着粪坑打苍蝇一样，黑社会等犯罪是禁绝不了的。在私有制社会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阶级共同体，成了一个个分散的原子、碎片，只能单独面对罪犯，能不能指望上警察、法庭等国家暴力机器的帮助，就靠运气了。一是因为有时犯罪只是几分钟内的事，警察不可能时时处处在你身边。二是你制服了罪犯，有可能犯了罪。你要具备高超的武功，既能制服罪犯，又不对罪犯构成伤害，还要避免罪犯的事后报复。既要有相当的技术能力，又要把握罪犯的真正动机，还要把握交战时机。这太难了，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许多擂台运动员也在街斗打斗中栽了跟头(当然有擂台赛并不等于街头搏杀的原因在内)。昆山反杀案，如果不是网民的强大舆论，绝不会有正当防卫的判决。邓玉娇最终被免于刑事处罚，也相当不易。至于被判了刑的，就更多了。所以才有人寻求像教父一样的保护者为自己伸冤，但教父这样的人并不总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是黑社会头子。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甚至需要教父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特别像黄赌毒这样的产业)。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法律主要针对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反抗(这就是人民成了维稳对象的原因)，至于有些犯罪，只要不危及阶级统治，能容忍的就容忍。能把阶级斗争转化为族群斗争、恐怖仇杀、宗教矛盾，冤冤相报何时了，统治者甚至乐观其成。
那么，坏人气焰嚣张，好人窝囊受气，没人敢同犯罪分子积极斗争的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社会是如何失去的？或者得到这样的结果，它的原因是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毛时代，失去了公有制，失去了阶级共同体，失去了集体共同体。相信了个人奋斗的梦想，相信了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欺人之谈。
如果还是公有制经济，不独黑社会，像腐败，黄赌毒，高利贷，拐卖人口等等，绝没有泛滥成灾的土壤和空间。那是一个人民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各种犯罪分子如过街老鼠，夹紧尾巴做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风清气正，人人见义勇为的时代。绝不会出现见义勇为者甚至只是受害者单打独斗，他人漠不关心，充当麻木看客的情形。因为集体的力量，正气压倒邪气，人们不怕坏人，反而坏人怕的是好人；因为集体的保障，如果有人见义勇为负了伤、甚至献出生命，绝不会有后顾之忧。一般也不存在向犯罪分子负法律责任的问题，因为那时的法律是保护人民的。
首先是失去了公有制经济，恢复了私有制经济，恢复了雇佣劳动，才有了这些丑恶现象(不独是黑社会)产生的土壞和空间。经济基础变了，属于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人们的道德观念、文化思想等等都要发生变化。于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一个冷漠自私的、精致利己的“守法公民”成了人们明哲保身的最好选择。下面主要说说资产阶级是怎样在法律问题上达到他们的目的的。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受法律的束缚。人民在公有制的保障下结成了牢固的阶级共同体、集体共同体，对敌对阶级实行阶级专政，这些并不只是国家机器军队、警察等的职能。不仅阶级斗争，同反革命做斗争，就是同一般坏人做斗争也并不只是警察的权利。
在私有制社会中就不一样了，由于剥削阶级的反人民性，人民就没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要限制这样的权利了。君不见抗战中蒋介石就不允许人民抗日，实行片面抗战政策，因为他怕武装人民。更不用说和平时期，只是打击一般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凭什么赋于屁民使用武力的权利。《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命根子是脖子上的一块通灵玉，剥削阶级的命根子就是他们的权力，如法律制度，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这是他们须臾不可离身的东西，失去这些东西，简直比要了他们的老命还要不得了。平常老百姓连染指都不行，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看一眼都不行。于是，这些东西要“专业化”了，只能由“专业”的人去做；可不能做那授人权柄，太阿倒持的蠢事。于是，菜刀也要实名制了。
资产阶级，除了废除公有制，实行私有制，把人们变成只为自己、原子化的一盘散沙外，在阶级和法律问题上也跟列宁和毛主席背道而驰。于是，借着要法治，不要人治；以法治国；把法律交给专业人士；除了法律，任何人无权裁定与法律相关的事物；警察、法官、律师等要专业化；法律不讲道德等等，把人民的权利一再限制、剥夺。像官僚专业化，管理专业化，技术专业化，军队专业化，都是借着美丽的包装，行欺骗人民，限制人民权利，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东西。于是有了昆明火车站5名恐怖分子致31死、141伤的重大惨案发生。只有5名歹徒，火车站那样人员众多的地方，却无一人反抗；如果人们展开发抗，区区5人根本致死致伤不了那么多人。很像抗战时数量不多的日寇能够屠杀或驱赶数量众多的中国军民。这次唐山案件也有这个特点。还有“政府要做民营企业家的店小二”，“谁和企业家过不去，我们就和谁过不去”，“企业家犯了罪，能不抓的绝不抓，能不判实质性的罪，就不判实质性的罪”；这才有了讨薪女工周秀云被警察扭断脖子、阆中公审农民工“恶意讨薪”的事件发生。法律为谁服务再也明显不过了。这次唐山打人案中有的罪犯就是企业家。
不要说那些案件，就说一般的案件中，见义勇为者或受害者自己受伤固然不幸，就罪犯受到伤害轻者花医药费，重者吃官司，也让一般人承受不起，反抗不起，见义勇为更是不敢。因为在资产阶级眼里，反抗、见义勇为也是法律分让给人民的一种权利。
为了将主要方面对付人民群众，瓦解阶级共同体，消散集体共同体，只能提出所谓的“以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那一套；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犯罪问题，只能搞严刑峻法那一套；于是法律越来越多了。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一个私有制社会，那么那的法条、折腾真能防治犯罪吗？对于一个普通人，分别某人某事是否违法犯罪，过去只要凭借道德就大体可以了；因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可是现在却有点不好判断了，因力现在文明了，“法律不讲道德”了。至于那些“成功人士”、“企业家”、黑社会流氓恶棍，更得精通法律，或者聘请“法律专家”，怎样才能游走于法律边缘，钻法律空子，一句话，怎样做恶又不受惩罚。所以，说犯法者都是些不懂法的人，我是不全信的；做大恶者必是那些精通法律的人，窃钩者诛，窃国者候，就是说的这些人；可是少数有些人，或者他们的奴才，就不能保证事事时时处处做一个太平绅士了。所以胡锡进才会良药苦口、老婆心多地经常劝这些人，要低调，要低调。你看胡锡进多贴心啊！
由于没有了公有制，没有了阶级共同体、集体共同体，才使得黑社会犯罪猖獗，犯罪分子极为嚣张，我是流氓我怕谁，相反的是人们不敢反抗，不敢见义勇为。在毛时代，在那个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的日子里，在那个风清气正的社会里，犯罪分子都是躲在阴沟、见不得光的屑小之徒，不要说人民警察，武装民兵了，就是普通群众，街道大妈一声怒喝，也要屁滚尿流，抱头鼠窜。
公有制之下，人与人是共生合作关系，人与人要互相关怀、帮助、支持、原谅，也必然会这样。而在私有制之下，人与人要无事无时无处不激烈争夺。赢者通吃，输者无生存资格。整个社会充满撕杀、陷阱、暗算、勒索、欺骗。赢者高人一等，输者低声下气。人和野兽，没有区别。私有制社会，一切文化、教育、文艺都在宣扬美化这些思想。一切法律、制度、传统、风俗、习惯都在固化这种思想。在私有制之下，对于正义，就算有人良知未泯，想有作为，在法律和金钱的压力之下，迫于势单力孤，也会无奈止步。
最后，就人治和法治，严打和运动再说几句。说毛主席爱人治，不依法治的人，本质上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剥夺人民的权利。希望大家不要被其迷惑。资产阶级真的做到只依靠法治，不依靠人治了吗？就说这次案件，要不是网友发声要求，他们会怎样处理，还真不好说。这样的事太多了。聂树斌是怎样被冤判的？明知是冤案又是怎样才被昭雪的？被冤固然是人治，昭雪又何尝不是人治？
说毛主席爱搞运动，不靠法治，而某人的运动同毛主席的运动能相比吗？真的做到了只靠法治，不靠人治、不搞运动了吗？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以后，毛主席好象在黄赌毒黑方面，没有专门搞过运动。某人的严打，是不是仅仅为了治安而搞的运动？他在某些地方否定了运动，却在反面又偷偷恢复了运动，还说这样的人懂得矛盾，懂得辩证法，不是很可笑吗？其继任者搞的这样那样的“专项治理”、“专项行动”还少吗？在战争年代，王明等要么御敌于国门之外，采取冒险主义，要么畏敌如虎，采取逃跑主义；要么极“左”，要么极右。毛主席在中美接触后说，打仗时要防”左”，谈判时要防右。有的人在革命高潮和革命低潮时不能采取正确的进退方法，要么冒进，要么投降。都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可他们又是怎样“张”“弛”的呢？在站桩中也有类似的道理。站桩要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即筋的相对紧张拉伸(但不同于平常如舞蹈杂技等的拉筋)，肌肉的相对放松，不用拙力而能放松用力，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是也。而错误的做法是，筋用不上舒展的力，肌肉用拙力，关节相压迫。用腰椎盘凸出做一下说明。腰椎凸出就是腰椎关节因为不能保持自然挺拨的姿势(懈了)，而导致各关节互相压迫(僵了)，时间长了，腰椎关节突出错位。这个病，有所谓的牵引疗法，但怎比得上站桩的功用。你看，你若不能体会正确的松紧矛盾，不等于这个松紧矛盾就不存在了，它会以错误的方式，以松懈、僵紧的方法表现出来。彼亦一矛盾，此亦一矛盾，彼此亦一矛盾也。
像解决腐败、娼妓等问题一样，毛主席也解决了黑社会问题，某人及后继者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挑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利用矛盾倒是真的。成为“新常态”，与国际接轨，然后说这是世界难题，这倒是某种诚实。
徐明天先生说毛主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是高明。而我要说，当然高明，但这只是一方面。因为他是按马列毛的方法解决的，是从阶级，所有制等问题上，做为一个整体，一以贯之，来解决的。这又是大道至简的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从术上着手，就是办法想尽，也是枉然。就是毛主席也解决不了，因为毛主席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讽刺某人的说法)。因为这是围着粪坑打苍蝇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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