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协主席想祸害我的作品，大爷！你以为你是谁？”
郑渊洁6月8日的一条置顶微博，重新撕开了与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几十年的新仇旧怨。
令郑渊洁“出口成脏”的，是一本即将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库的工作人员，发短信来要求作品授权。郑渊洁不仅被气得直接回绝，还警告对方如果擅自收入，将会采取法律手段。
郑渊洁之所以如此众怒，可能跟编委会主任之一是曹文轩有很大关系。一年多以前，郑渊洁在微博上公开揭露“一些童书作家打着讲课的幌子，和书店、学校勾结起来进入学校占用学生上课时间向学生兜售童书”，炮火直接对准的正是曹文轩。
这次事件也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作家进校园强制卖书”的讨论。早在2010年，就有一位青岛家长在微博上爆料曹文轩到小学强制推销。
然而，从郑渊洁2010年、2014年的屡次呛声及其他微博用户的反馈来看，这些年来曹文轩进校园卖书的行为似乎未受影响。
不只是曹文轩，通过将作者带入校园演讲来卖书的方式早已成为部分图书从业者的“套路”。江苏某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负责人曾发文表示“校园是书店重要的销售终端”，在校园这一细分市场中，“目标读者的数量，目标读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频率以及整个市场容量和规模，均大得惊人。”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进入中小学校园推销商品。但是与演讲、报告等活动捆绑起来的图书销售，似乎从来不受此限制。
“这种事情我小时候也遇到过。强迫买书，订杂志，不买老师就在课上故意讲那本书里的事情，然后嘲笑你给你穿小鞋，号召同学像孤立白痴一样孤立你～”谈到校园卖书，很多人都想到了被疯狂英语支配的恐怖。
面对郑渊洁几次三番的质疑，曹文轩始终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让大家去判断吧”。倒是被骂的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库发起方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第二天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令人遗憾”，还向受波及的“曹文轩老师致以深深的歉意”。
昨天，读物博主@不作为的笑道人在微博上透露了曹文轩新的“卖书之道”。他表示“曹文轩的售书噩梦，早就已经不限于几年前郑渊洁曝光的他如何进校推广卖书了。”
“自他担任了部编版语文教材小学、初中的联合主编后，通过教材配套的‘统编语文教科书必读书目快乐读书吧名著阅读课程化’工程，曹先生的作品使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段混迹其中。”@不作为的笑道人在微博中写到。
一年前，知乎用户@卢比斯 也发现过同样的“骚操作”。他发现在京东上，曹文轩的《草房子》的评价量几乎都是35万+。而同样达到35+级别的，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湘行散记》《名人传》《猎人笔记》这类经典名著，和《草房子》一样，它们都是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快乐读书吧”里面的推荐书目。
在京东上搜索曹文轩的作品，“学校指定版”“学校指定阅读”“老师推荐”“教育部推荐”的标识高频出现。而片段入选语文教材，也是这些书的重要卖点（比如《青铜葵花》的片段《芦花鞋》入选人教社四年级下语文教材）。
2018年，《新京报书评周刊》曾发文质疑学校强制学生阅读曹文轩作品的合理性，在作者常立看来“文学的世界如此辽阔，哪里有什么必须要读、不读不行的书呢？”
且不说曹文轩在自己主编的教材中推荐自己的作品，是否有以权谋私之嫌。作为出版市场的“指挥棒”，所谓的“阅读工程”“必读书目”“指定版本”中间又存在着多少“寻租”的空间？
在北京开卷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教辅图书市场的20年》中，提到了一个现象——小学同步类和课外文教读物类市场的码洋比重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快乐读书吧”“和大人一起阅读”这些课外延伸阅读栏目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而《草房子》等入选图书无疑是最大受益者。
2018年，《草房子》出版20周年之际销量突破2000万，“进校售书”“指定阅读”在其中应该功不可没。
《中国教辅图书市场的20年》还写道：随着课外阅读成为“必修”，课外文教读物在实体店和网店均有着不错的表现，也是2019年教辅市场中唯一一个在两渠道均呈现正向增长且增幅较大的细分品类，成为图书市场几乎唯一的“亮点”。
每一次郑渊洁对曹文轩的发难，都很容易变成对作品孰优孰劣的争论。尤其是《草房子》等作品深受很多读者喜爱，他们不愿意看到喜爱的作者受此非难。
其实，我们应该抛开作品本身以及作家之间的私人恩怨，从公共利益和儿童阅读的角度来审视“指定读物”这件事，而不是要专门针对曹文轩。
就像鲁迅作品退出教材曾经引发广发讨论一样，中小学的“指定读物”也需要经过广泛的公共讨论，而不是沦为利益输送的暗箱操作。
当然，更好的做法是只给引导而不强制，将阅读的主动权交还给家长和学生自己。
今年4月，教育部首次发布《中小学阅读指导目录》，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这份目录立刻就成为入选图书的营销噱头，但家长应该意识到这只是指导书目，而不是必读书目。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拥有不被强制的阅读自由，对阅读的热爱不要一开始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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