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左”的讨论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民左”这一概念最先由刘继明老师在讨论俄乌战争时提出（刘继明《俄乌战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但作为一种思潮的“民左”，却早已出现，只是通过俄乌战争的争论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系统的思想体系。
因而，不仅仅是针对俄乌战争的评判，实际上对于所有涉及中国舆论场热点问题，我们都能看见“民左”活跃的身影。不错，现今的“民左”与自由派公知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舆论场的主要意见领袖之一，并且正在与自由派公知激烈争夺着话语权。
事实上，如果说最初的“民左”在与自由派公知逆向民族主义的斗争中起到过积极作用（滠水农夫《激昂旧小丑，慷慨新沙皇：给“民左”人士画像》），那么现今的“民左”已经高度“公知”化了，用同志们的话讲，叫做“胡锡进化”（青年毛泽东信仰者《也谈一类人的“胡锡进化”》），所谓的“胡锡进”化也就是公知化，因而公知化的“民左”与自由派公知一道，实质上成为资产阶级的两翼，同志们已经说得很明白：“自由派公知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牧师，而民左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牧师，前者主要效劳于私人垄断资产阶级，后者主要效劳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二者只是分工不同，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文人。（社会主义煽动家《吴铭的大杂烩：民族主义“牧师”的说教》）”如果还要增加说明一点的话，那么相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基础，民左的阶级基础更多是依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肉眼可见的网络舆论场，最活跃且影响力最大的也就是这两类意见领袖和大V，而真正坚持马列毛主义原则的左派，鲜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主流舆论场更难与前两类资产阶级公知等量齐观，甚至无立足之地，正如刘老师所说：“无论是影响力还规模，根本无法与前两派相抗衡，以至鲜有人知道。”而且“（他们的）立场不会被主流舆论场重视，甚至连学院左翼也嗤之以鼻。”（刘继明《俄乌战争：要么民族主义，要么自由主义》）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刘老师指出“民左”的实质，同志们亮出马列毛主义左派的观点，立即遭到“民左”阵营群起围攻，什么纯左、极左、教条主义、唯我独革——简直是帽子一大堆。
这样的现象正不正常，我们说，既不正常又很正常，说不正常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各种抵毁歪曲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的理论、思潮横行，到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洪钟毁弃，瓦釜雷鸣，各种否定和变相否定革命的言论和观点甚嚣尘上；说正常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所揭示的，一个社会的主流思想必定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民左思潮能够在主流舆论场能获得与自由派公知抗衡的意见领袖地位，不正是这种规律的反映吗？反之，我们也可以从中认识到民左思想底色到底是什么？其政治立场到底何在？因而我们也就完全不必为马列毛主义左派在主流舆论场所处的窘迫境遇而伤感泄气，如果不这样反倒是不正常了。
上面讲了“民左”的一些基本特征，下面还是回到我们讨论的起点，那就是民左绝不是什么偶然出现的孤立个人和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一种社会思潮及其背后反映的政治立场，因而当社会上出现任何舆论热点问题，民左必然要站在自身的立场，依据自身的思想体系，亮明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舆论场中最大限度争夺话语权。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在关于俄乌战争的争论中，“民左”实际贯彻的实际是“比坏”原则。在他们看来，因为美帝主义是世界头号霸主，而且对中国威胁最大，俄国进攻乌克兰起到抗霸的作用，因而要挺俄反美。而他们这样做恰恰犯了阳和平老师所说的“反美不反霸”错误，只看到俄国反霸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反霸为争霸的一面。有的人虽然也认识到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性质，但认为俄国虽然也坏，但美帝更坏，因而要利用一个相对不太坏的俄国去抗衡最坏的美帝。显然，如果我们拘泥于“比坏”的原则看待俄乌战争，就只能陷入挺俄还是挺美的二元选择，但是我们真的就只能有这样非此即彼的选择吗？
事实上，仔细分析所谓的“比坏”原则，不过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视角，站在这样的视角，也就只能局限于挺俄还是挺美的二元选择。而一旦超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视角，运用阶级的视角重新看待俄乌战争，就很容易跳出挺俄而是挺美的二元选择，而这正是我们与民左分歧和争论的焦点所在。
由于有关俄乌战争的争论已经比较充分了，大家写的文章很多，不再赘述，下面想着重谈一下关于此轮新冠疫情防控的争论。
如果说“民左”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在有关俄乌战争的争论中贯彻的是“比坏”原则，那么在关于疫情防控的争论中贯彻的则是“比烂”原则。这种“比烂”原则突出体现在“共存派”与“清零派”的抗疫模式之争。
按照“清零派”的说法，美西对新冠疫情肆掠早已直接躺平，而国内“共存派”与西方敌对势力内外勾结，企图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故意制造混乱，逼迫诱导国家放弃清零政策，与美西接轨。在“清零派”看来，此轮魔都疫情扩散，正是“共存派”的故意纵容，扩大事态，以便制造舆论为共存打开方便之门。于是“清零派”加大火力对准“共存派”，斥其为汉奸买办，竭力将抗疫推向政治化。同时还指责“共存派”，借科学防疫之名玩政治，而且是按外国标准完政治，于是在“清零派”眼里，抗疫就几乎完全成了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各人只需按照政治立场站队，否则就有汉奸买办之嫌。这样，如同俄乌争战中的争论一样，人们似乎只有“共存”与“清零”的二元选择。
但事实真是这样吗？
首先是关于美西是否真的已经完全躺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应实事求是地等待，尽管从目前来看，中国抗疫成果无疑优于西方，但西方为什么置中国有效抗疫模式而不用，而采取自己的共存模式，客观地看其原因，更多是非不想效仿，而是无法效仿，因为西方的制度模式、文化传统与中国迥异，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经历漫长的封建时代，历来强调社会整体性，因而清零这种国家严格管控、限制个人自由的抗疫模式比较容易实行；而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发祥更早，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出的个人主义传统已经非常发达，因而清零这种限制个人自由、对社会严格管控的抗疫模式就不是那么容易实行。既然清零模式因为水土不服不能实行，那么他们就自然会发展出一种适合他们制度和传统的另外一种模式，那就是所谓的共存模式，客观地讲，两种模式都在各自的范围内探索前进，都既有长处又有短处，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进行有益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非武断地认为只要别人与自己不同，就把对方直接贬低为躺平。更何况，早先有效的抗疫模式不一定以后永远领先有效，一切都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根据现实的情况评判，否则就可能犯固步自封、盲目自大的错误。
其次是关于阴谋论的问题。我们说不能否认阴谋客观存在的可能性，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泛滥的阴谋论却将所谓的阴谋刻意渲染，无限放大，好象任何社会问题背后都有一个无形魔影在幕后操纵控制，难道西方敌对势力真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能量真的无比强大吗？正如同志们所说，阴谋论的流行实际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崇美恐美症，与西化派的崇美恐美症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病根却是一致的。按照阴谋论的说法，将中国发生的任何社会问题甩锅西方敌对势力很容易，但这是一种懒汉思想，更是一种回避掩盖对真问题探讨的态度。而且阴谋论还为“没有敌人，制造敌人也要上”提供了依据，正如同志们所讲的，在武汉疫情期间，他们制造了一个敌人方方，在此次魔都疫情期间，他们又制造了一个敌人张文宏，不管他们最初出于什么动机，客观上都起到转移焦点的作用，使那些能够从转移视线中得益的人逃脱人们关注的眼光，从而也就使一些亟待解决的真问题就此搁置和掩盖起来。
再次是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防疫既是科学又离不开政治，我们既不能象“共存派”那样以科学的名义反对政治化，又不能象“清零派”那样以政治划线漠视科学原则。而从现今两派的争论来看，似乎科学与政治互相冲突，顾此失彼，不可兼得。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问题，在一个阶层分化、阶级对立的社会，由于利益分殊，科学的效用发挥总要受到局限，因为运用科学的选择是以是否符合精英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标准，而非与利益分殊和对立的底层民众相关。因而我们通常能看到，在阶级社会里很多对普通民众有益而对精英统治阶级无益或者有害的科学技术得不到应用推广，大批的科学技术成果不是应用到改善普通民众的生存权力，而是应用到更好维护精英统治阶级的统治。只有到了克服利益分殊、消灭阶级对立的平等社会，科学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施惠于所有的人，也才能真正体现造福于民的宗旨，这时的科学与政治就不是对立错位的关系，而是彼此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当然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却为我们正确理解科学与政治关系提供了参照。反之，当一个社会出现在科学与政治两端患得患失，顾此失彼，这时必定是既不科学也非善政。脱离政治，不联系社会平等谈科学是自欺欺人，而既不联系社会平等，又无视科学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则是既蠢又坏。
最后，“民左”挑起两种抗疫模式之争形成的舆论泡沫，一定程度上不仅变成浅薄的情绪渲泄和粗暴的按线站队，阻碍了真正严肃讨论正常开展，而且还遮蔽了真问题，客观上转移了矛盾的焦点，比如说官僚主义、民生等问题。尤其是官僚主义的问题，一路伴随疫情防控的整个过程，从武汉、西安到现在的魔都，出现的种种乱象无不与官僚主义相关，经历这么长时间，官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恐怕是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近日上海卫健委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证明官僚主义对基层为害到了什么程度，这其中难道就没有民左不断制造敌人将官僚主义成功掩盖保护起来的“功劳”？
再说民生问题，随着疫情的持续和深入，民生问题越来越来显现和严重。清零政策下的不时封控，使底层打工者失去收入，坐吃山空，竟然出现了所谓“恶意打工”的现象。本来在疫情影响下，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打工者生存维艰，加之官僚主义作风下的一刀切政策，更是让底层民众雪上加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对清零封控政策由最初的坚定支持到现在的逐渐松动乃至怀疑，民众的厌烦情绪正是增加，忍耐力也正是一天一天消耗殆尽。可见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不见底，而又不能稳妥解决民生基本问题，还任凭官僚主义泛滥，那么清零封控政策总有一天会难以为继。这样推想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劳动者所处的雇佣生产关系不会改变，因而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打工挣钱解决，如果长期无工可打或不能打工，那么他们的基本生存都会出现问题，那时再强调防疫又有何意义。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是如此，在现有体制下，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依靠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反得了吗？因此说，官僚主义和民生这两个关键问题不解决，在现有条件下也无法解决，那么清零政策总有一天会突破极限，那时就不是主动更张，另寻良方，而是被迫放弃，真正地躺平了。
可见，我们要争论的真正问题不是“清零”或者“共存”两种不同模式，而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这就需要跳出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的立场，真正回到打工人的阶级立场，从打工人的立场来看待怎样的防疫政策更符合大多数的利益。
现在再来看民左关于疫情防控的“清零”和“共存”二元选择，就能发现他们囿于自身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已严重脱离实际，尤其是严重脱离底层民众，变成权力附庸，也就失去了面对实际问题的想象力。除了浅薄浮躁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只剩下做体制应声虫和帮忙帮闲的作用，完全失去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在这一点上，甚至连右派公知也不如。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民左”的观点越来越走向主流，有时甚至分不清楚到底是“民左”的观点还是体制的观点，甚或“民左”就代表了体制发言，体制也默认了“民左”观点。
但是“民左”的过度狂热性，有时让体制也难以忍受，如关于进口美国特效药的问题，也无限上升到政治高度，不是去探讨美国特效药是否确实有效，而是采取逢美必反的方式，对特效药无端怀疑。再有就是关于中西医的争论，本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医疗产业化、市场化政策下，无论中西医都改变不了资本食利性质，只是西医由于来自西方，与外国资本更接近，就要极度抹黑，竭力反对。他们就看不到中医同样是被资本控制，不过更多偏向民族资本而已（其实外国资本也可而且已经渗透），他们以科学的名义行反科学之实，将中医和西医绝对对立起来，其实已经陷入一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把科学的理性变成政治的偏激。
正是由于“民左”不断掀起的狭隘民族主义舆论热潮，一定程度上对体制形成裹挟，使体制也不堪其扰，但这又怪得了谁呢？民族主义热潮最终反噬到自身，加之官僚主义的威权政治，使防疫很容易脱离科学理性立场，成为无人敢于置疑的政治正确。当此，实事求是，依形势变化而适时调整防疫政策变为困难，形成路径依赖，一切与自身有别的举措都被视为异端，不可接受，那样的话，就真的非常危险了。
总之，正如同志们一针见血指出的，“民左”实际是打着马列毛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一旦他们背弃马列毛主义原则，也就意味着失去了马列毛主义的总体世界观，堕落为实用主义、机会主义者，成为附庸，失去对认识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想象力，在盲目鼓吹自信中自大自嗨。这正是他们的悲哀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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