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斗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在上海还会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局面并造成蔓延，是让人窝火的。又因为我们面对着这样的困难与复杂形势，我们才更要及时吸取教训，总结正反两面经验，以使我们的工作能及时改进，不至于重蹈覆辙。
疫情发展到当下，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抗疫斗争，它不是一个短期斗争，而且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斗争。它是我们当前一系列挑战中的一环，而这些内外部的困难又是彼此联系，相互呼应的。这也就是在说，我们要做好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而打一场持久战，就不能不及时调整我们的战法，充实我们的队伍，克服各种不良的倾向。
现在，我们面临很大的困难。用兵之害，犹豫最大，如今一些地方的极度困难，恰恰是既不能在初期很好控制疫情，又不能实行严格有序的封控，乃至有人从中浑水摸鱼所造成的。个别人把有序的封控和一些地方如今无序无能的管理混为一谈，试图把这种混乱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归结于封控政策本身，别有用心地鼓吹外国经验，攻击动态清零政策，这是完全错误的。
一些地方在抗疫斗争中是出了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看恰恰是片面抗战，没有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一些地方的经济发达了，社会主义的成分恐怕就弱化了。像某些地方喜欢标榜国际性，走小政府的路线。平时号称精强的队伍，其实更多是依靠大城市的资源富集效应，真正办事的基层干部长期大进大出，留不住人。
又因为基层力量实际上并不充裕，不得不把大量基层工作交给社会和市场，只依靠少数精干队伍的高强度工作来撑门面。这样的基层队伍，在日常工作中尚能应对，实际上持久力不足，不少问题还要靠舆论优势来掩盖。
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还是加强和充实常态化防疫下的基层一线队伍。自武汉初战直到今天，无论是日常防疫还是全面会战，特别是刚刚摆在我们面前的经验教训，抗疫的经验千万条，第一条就是要加强基层一线的力量。
基层平时承担着巡查补漏、防范未然的任务，一旦出现大规模疫情，又是沟通上下，组织群众，引导各级下沉力量，坚守阵地的关键。从实践来看，基层工作的好坏，特别是平时对本辖区真实情况的掌握，是直接关系到下沉力量能不能到位的关键。基层平时有余量，资料清晰，战时才有领路人，基层混乱，战斗中就没有发力的基本点，下沉的力量就会无所适从，要花费很大的力气重新补课，并容易造成漏洞。
充实基层并不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武汉疫情结束不久，各地就都先后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包括清退借调人员回原单位，保证基层人员在编在位，尽量扩充网格员等编外辅助人员，强化基层党群组织。但随着国内疫情的相对平稳，许多地方在又很快故态复萌。该借调的借调，之前充实的人员又挪作他用，不顾实际的增派任务，使基层疲于奔命，力量有减无增。基层虚化的顽固性存在，说明充实基层这件事看似简单，却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具现，其背后是地方治理思路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公职人员占人口比例在全球范围是比较低的，加上内部分配不尽合理，一线基层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大家所知，减员增效又是我们一个机构改革方向。所谓减员增效，合理而言，应该是增减两个部分共同构成，在削减冗员闲职的同时要把减掉的部分用来充实一线力量，通过合理调整实现增效。
但很多地方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本末倒置。冗员闲职的形成往往有各种历史原因或者特殊背景。于是这些人不去触动，哪怕迫于形势，送到一线也只当菩萨供奉起来，空占编制，不发挥实际作用。结果，只能是靠进一步压榨在做事的一线力量，以透支来实现增效，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不可否认，自疫情爆发以来各地在防疫斗争中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家底子削弱了。而大环境的恶化，又使过去的很多矛盾尖锐起来。在疫情催化下，全球范围的萧条，冲突正在逼近，国内也不能独善其身。面对种种困难，各地要出成绩的压力大，可支配的资源又少，不约而同选择了加大压榨最为弱势的基层，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吃草。
这种未战先疲的状态，本身埋下了隐患。很多地方正因为知道基层工作虚多实少，力有不逮，尤其在抗疫达不到上级要求。于是，面对疫情时必然要风声鹤唳，过度紧张，层层加码，使整个社会盲目空转，干部群众过度疲劳，造成了无谓的消耗，看似小心谨慎，其实是在削弱长期抗疫的潜力。
这种情形，当然是和打持久战的斗争原则背道而驰的，却又是当前抗疫一线普遍存在的。造成这种情形，不仅仅是方式方法的问题，更是斗争路线的问题。而要解决这种问题，不能只靠一时人力物力的加强，更要改变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足够的资源，也能挤出资源去做，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有多余的资源，也往往会被挪走。
疫情虽然进入第三年了，但一些地方还是格外顽固地把防疫当做了临时性任务。正是因为这种心态的普遍存在，所以，一些地方的常态化防疫还十分生疏，在抗疫投入上能省则省，大量存在形式主义。比如，纸面上有一套颇为完善的制度，却大都停留在纸面上，干部对自己在预案中的任务，职责都十分陌生。平时缺乏专人专职，被临时抓丁的干部工作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水平有限，把防疫搞成了徭役。不少地方的熟练骨干陆续流失，只能不断拉新人填战壕来维持。
顽固坚持防疫临时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疫情防控不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还要占用较多的人力物力。不少地方心存侥幸，明知疫情的可怕，也不愿投入成本，就像不少资本家甘愿让工人顶着爆炸危险施工，也不愿意为安全生产多出一分钱，活脱脱野蛮生长的嘴脸。于是，面对疫情的社会管控往往在宽严两个极端横跳，不能真正做到有常有度。
造成这种思想的根源，还是几十年来行政惯性，经济一日千里，发展掩盖了矛盾，使很多地方一直以击鼓传花式的方式在前进。如今随着土地财政走向尽头，传统的地方发展模式也在走向尽头。这种情形下，很多地方的不知所措，困窘集中传导到基层。不少领导干部甚至抱着最后再传一手，再榨一波这样不责任的态度来处理这种空前困境的，这就难免使问题恶化而不是改善。
地方当前的这种困难，不是一时的，将是长期的。要克服这样的困难，就必须地方和中央通力配合，调整好新的治理模式。土地财政已走到尽头，经济也已经从高速度增长走向高质量增长的模式。过去那种自由，散生的经济发展要日趋走向全国一盘棋，具有高度规划性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抗疫斗争的本身就在要求中央具备更强大的权威，防疫政策一定要协调一致，任何一个地方少做一点，漏掉一些，别的许多地方就要做很多工作才能弥补回来。千里之溃于蚁穴，就比如我们如今面临的困难，恰恰是一些地方依仗自己的优越地位，自行其是闹出来的。现在讲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越来越明显的外部压力下，做大做强内部市场是必然需求。而要实现这一点，就更要加强全国一盘棋的意识，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独善其身的顽固山头。
面对当前的困难局面，三四城市势必越来越依靠中央财政的支持，一二线城市则要更加配合中央的调度。那么，地方要从中央得到更多资源，就不可避免要让渡一些自主权，相应的中央也必然要以全新的方式来考核地方。
这种新理念的核心是什么，我看就是地方要逐渐从过去那种围绕GDP增长为中心回归到为人民服务为中心，实现发展和服务的两个平衡。过去，很多人讲小政府，其实暗含着一种给甩包袱的心态，把一些服务，监管都当做无益的负担，一心只想扩大财源，减少支出，多拿权力，少担责任。
一些大城市，恰恰是打着小政府的名义，堂而皇之地把社会管理交给市场，看似减轻了负担，甚至实现了隐蔽的利益交换，实际上却失去了复杂情况下直接管控的能力。未来，这些将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使命，而要真正落实这些，就必然要改变原来的资源分配体制，社会管理模式。
这种转变当然要经历长期的磨合，冲突，乃至反复。但没有什么比疫情管控能更好考验一个地方社会治理的真正水平。斗争当然都是不断发展的，旧办法面临的困难很大，我们不反对新形势下探索。但也绝不会容许出问题以后的滞后与摆烂，而一些腹心地区，既然自认大到不能倒，就更该稳重一些。甚至产业在一些城市的过度集中，在未来也该思考如何合理的分散布置，均衡发展。
怎样在这种复杂条件下，统筹协调，抓好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的两头平衡。这两者绝不是对立的，尤其是随着病毒感染力越来越强，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两种任务的压力都空前巨大。怎样在减少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情况下，防控好疫情，服务好群众，兼顾社会发展，是各级地方都要认真探索的首要课题。
那么，我们有了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是不是就足够了？我看是不够的，长时间的防疫工作不可能只依靠政府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的。要打赢持久战，就一定要依靠人民的力量。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我们的基层再怎么充实，各种网格员，临时工再怎么多，一个乡镇按编制，连乡村两级干部，加起来也不过百人，再大举扩编，也是当前财政状况下不现实的。
这点人，要管控住几万人，没有群众是支持和配合是做不到严密防控的。而随着城镇化比例的不断提高，城市作为防疫的重点、难点，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又远远要比乡村复杂。
面对这种高度复杂的形势，不广泛发动群众，不大力推动适应新时期的动员体系建设，不打一场全民参与的人民战争，那就还是片面抗战的路线，是不能取得防疫斗争胜利的。
怎样去动员群众，首先要讲宣传。现在的情形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困难，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劣势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投降躺平的后果又是什么，我们今后到底要怎么做，广大干部群众又要做什么，准备些什么。这些都是我们要和群众讲清楚的。疫情发展到现在，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宣传上的一种无力、混乱。干部不懂，群众也不懂，局势错综复杂，很多时候，只能靠现实的苦难而不是宣传的引导来维持大家的战斗意志。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舆论越应该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越要旗帜鲜明的主动同各种投降论调做斗争，摆事实，讲道理的去动员群众。
二要讲组织，这里的组织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组织生产，一层是组织群众，两者是二位一体的。组织生产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要积极探索在防控好疫情前提下，尽力搞好生产生活。抗疫斗争的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而群众会支持我们，那必须是我们能较好的保护好群众，处理好斗争和生产之间的关系。要是你三天两头折腾群众，市面一片萧条，群众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饿着肚子怎么可能跟你干。
另一个层面就是组织群众，包括我们说的充实基层也是一级组织，说到底，就是人要在组织中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全靠干部自己干，群众只是被动的配合，很少主动的参与，这是不行的。无论是长期抗疫，还是今后更加复杂的其他斗争，都要把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能实现群防群治，挑起大梁。
我们现在的动员机制，框架还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已经不太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变化。像之前，我在农村的工作经验，虽然医疗条件比城市差，往往还更好守些，因为他的熟人社会还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结构还比较明确。而像我从闽东南地区城市地区了解的情形，就特别能感受到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上的困难。
基层的外来人员底册更新不及时，信息落后，单纯的一封了之，保供，管理的能力又容易跟不上。下沉的人员很多基层经验不足，只能作为本地管控力量的补充，党员年龄结构老化，志愿者普遍和政府工作人员重叠，成了纸面上的力量。我们的城市物流，一开始缺乏统一的调度和集中管控，在不断的封控中快速消耗。传统民政的救助又不能很好适应人户分离的情况，尤其是外地务工人员，实际处于一个很弱势的状态，而他们又格外需要救助。
更不用说，确实也存在地方财政困难，往往先本地，后外来的情形。各个社区，街道、村镇又存在相互封闭，只求自保，无论有证没证都禁止出入，影响了统一的人员物资调度。这些问题，我们都先后出现，又下了大力气克服了。
不外乎是机关要及时动员，按局包片，主要干部要带头进入核心区做一线工作，而不是搞遥控指挥。中层干部一定要下沉，这不仅仅是带头作用的问题，也是在管控区里多一个基层向上反馈的行政资源，很多事情，基层没有办法，但他们是有办法，有门路的。
依托本地干部群众，动员的下沉干部要协助建群，做底册，了解自己片区的人员动态，每天报告。物流人员一定要集中管理，统一住宿、使用、检测。纪检监察力量要同步下沉，及时跟进督促，保持压力。物资、财政都在其次，都有办法，首先是要本地坚持住，不要乱，有秩序，外地才有办法支援。
而像一些金融城市，看上去发达，财政充裕，但和制造业城市比，管理上就更加困难。制造业城市，哪怕是深圳这样发达的地区，再小的工厂也是一级组织，提供出租的城中村也是一级组织，都有一定的抓手。但金融城市，白领也好，服务业人员也好，他们都零散又独立，又不同于习惯于集体生活的工人，没有一个统一的大抓手，只能依靠社区。社区又没有多少行政资源，怎么管控的住几万，几十万人。所以，一出现混乱，就只能八仙过海，能力强的社区有保障，能力弱的社区没保障。这种贫富不均，弱肉强食，说到底是一种无组织的体现。
要适应新形式的变化，就要重新恢复并加强基层党组织，基层群众组织的建设。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的第一道堡垒，我们的很多基层党组织，本就老龄化严重，好不容易发展了年轻党员，却在外地工作，这怎么会有战斗力？要搞人民战争，单纯把人封在家里只是初级阶段，县大队还没来，区小队就不能守阵地了吗？我们的干部为什么特别累，因为每次动员，都是一人一个萝卜坑，没有后备队，大家干到累垮拉倒。说到底，就是干部用的多，群众动员的少。
很多时候，不是群众不愿意帮助我们，是我们没有充分去了解动员他们。关键时刻，要清楚辖区内的家底，基层应急物资储备有多少，能撑多久，青壮有多少，老弱有多少，有组织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有多少，有专业技能的人有多少，党员，积极分子、退伍军人，退休的老干部，老工人有多少，谁需要帮助，谁能提供帮助，要充分发挥群众的能动性和无穷潜力。
这样的任务当然是繁重而困难的，对一些害怕工农群众的官僚来说甚至是可怕的。我们说要发动群众，要组织群众，那么群众为什么跟你走。这就涉及到我们的社会治理，一切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不是为了人民群众。
疫情发展三年了，我们说政府和群众都困难。政府困难在哪，我们知道，那么群众的到底困难在哪里？是单纯的不好找工作，还是工作待遇低，强度大，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政府组织了几次减租，发放了不少消费券，一般群众到底有没有得实惠，中小业主的经营成本如何减轻？一些地方面临财政困难，开始推动积极乃至激进的房地产政策，于此同时，商品房存量没有明显的削减，那么这又该怎么办？
我们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有的地方人不少，素质不低，却不好管理，不好动员。平时把城市建设者当耗材，大进大出，一群漂泊的人又如何能指望他们产生认同感，一起保卫城市？
这两年我国社会开始进入加速转型期，改革分配机制，缩减地区差异，实现真正共同富裕是必须发展的方向，疫情只是让这一需求更加强烈了，而随着全球抗疫仍然软弱无力，更新的新冠变种仍然层出不穷，整个人类社会抗疫长期化的概率越来越大。
所以，这场抗疫斗争，也是对我们的一次全面考验。由此，我们将得以检视我们自己长期以来的不足，调整好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要真正打好人民战争，就要尊重一般群众的主人翁地位，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1946年，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时，斯大林是这样说的：
“这次战争可以说是对我们苏维埃制度，对我们国家，对我国政府以及对我们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考试，并对它们的工作做了一个总结，仿佛是对我们说：看吧，这就是你们的那些人物和组织，这就是它们的工作和行动，——请仔细地查看查看他们，并根据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赏罚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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