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哈克特·费舍尔在《价格革命》一书中，总结了一千年来最主要的四次通胀浪潮（也是战争高发期）：
l 14世纪价格革命：黑死病冲击
l 16世纪价格革命：美洲贵金属冲击）
l 18世纪价格革命：殖民地和工业革命
l 20世纪价格革命：信用货币和信息化
一千年来同样也有四次价格均衡期（相对的和平期）：
l中世纪均衡期
l文艺复兴均衡期
l启蒙运动均衡期
l维多利亚均衡期
每次价格革命都始于繁荣，终于危机，归于均衡。
前面三次价格革命周期距离我们都比较远了，我们比较接近的是70年代至今的大通胀周期。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正处在这一轮价格革命的尾端，疫情、大通胀、欧洲大战，剧本又是如此熟悉。对普通人而言，“努力获取财富”的优先级，正在逐步转向“努力保住财富”。
在每一次价格革命的顶峰，结局都是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社会暴力和文化危机，然后轰然崩溃，产生剧烈通缩，才能带来一段新的均衡和恢复。
和平与繁荣，似乎正在渐行渐远。
二十世纪以来的大通胀
1896-1996年期间，美国的物价几乎翻了十倍，整个20世纪，人口加速增长，社会所有阶层都对物质生活产生了连续不断的期待，世界上的“边疆”基本都闭合了，欧洲的扩张达到了自然极限，全球化产生了巨大的突破。
1918-1939年间，法国换了30届政府，光1935年一年就换了五届。大萧条催生了德日意法西斯化，也催生了前苏的高度集权经济模式。这两种经济具备一些相似的特点：它们是私有制与公共控制、封建采邑和官僚调控、国家独裁和跨国征服的混合体，经济依靠军队开销和公共工程的刺激。
1938-1968年间，美国采取的办法是使通胀制度化：采取“限底而不封顶”的管制，这产生了“物价-薪酬螺旋”，并进一步催生了类似欧佩克这种国际卡特尔组织的限制供给措施，这是20世纪国际经济一体化造成的不对称机会。
此外，美国商界还发明了“竞争性通胀”：降低产品档次、无休止的广告、不同的包装和提高单位价格来提高毛利率。英国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森认为，这来源于卖方相较买方的知识、技术和权力优势越来越大。
1970年的“滞胀”并非新鲜事，它在每个价格革命周期后期都出现过：生产率停滞、失业率激增、货币贬值、财政恶化，由于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的石油禁运和价格提升，伴随着布林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的巨幅贬值，油价从3美元一路涨到了1980年的40美元，1974年，美国CPI达到了11%,PPI达到了19%,而黄金从每盎司35美元一路上涨到875美元。
通胀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比发达国家大得多，阿根廷1980年通胀率达到了88%,土耳其则高达108.3，以色列更是冲击到了132.7%。80年代初的通胀还造成了配给制在苏东国家的再次出现，食品严重短缺，进而引发政权危机，通胀还进一步引发了贸易失衡，引起了日渐激烈的美日贸易战。
由于价格高涨，能源和食品业的资本开支剧增，产能急速扩张，到80年代末，反而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1981-1986年间，全球经历了一次剧烈通缩，体现为大宗商品的超级熊市：石油价格回落到八美元，白银价格下跌了90%，这摧毁了以能源和大宗商品出口为主的苏联经济。1989-1992年间，美国利率经历了急速下降：从9.2%下降到3.5%,此后才是“克林顿繁荣”。然而，日本却再也没有恢复：从失去十年，到二十年，再到三十年。
1979-1999年间，整个冷战“边缘地带”都陷入战火之中，从两伊、中越、阿富汗、非洲到南斯拉夫，再到拉美的不断政变，直到中国加入WTO之后，物价才得以逐步缓和。
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胀的脚步看似停歇，实际上转移至了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全球主要大城市的房价在那之后又经历了一次飙升，更不用说股票市场中垄断巨头的表现了。新冠危机本身又似乎是个修复窗口，然而，在“现代货币理论”的魔术下，通货膨胀再一次脱缰。
“石油美元“的丧钟响了？
“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而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防止上一次危机再次发生，然而下一次的情况总会有所不同”。
费舍尔指出，在每一次价格巨浪来袭时，首先体现为人口大量增长，然后是食物价格和能源价格的飙升，接下来是住宅价格，然而工业制成品却没那么显著。16世纪价格革命期间，英格兰的人口在120年里翻了一倍，但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了六到八倍，而工业制成品价格只是原来的三倍。
反过来讲，当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也开始压制不住地上涨时，价格周期便进入尾声：危机即将到来。
十余年前，拉古拉迈·拉詹曾在《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中预言，如果后发国家不能远离出口拉动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诱惑，提高家庭消费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那么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失衡必将引发“断层”灾害，就像20世纪20年代，德国从国外大量举债来支持国内的消费繁荣，以此来缓解困扰魏玛共和国的潜在社会矛盾，而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
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经济上的困境，而德国则不愿意也不能够作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当希特勒利用经济危机登上权力舞台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德国不会偿还其外国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务。他所传达的仇恨和复仇欲望恰恰迎合了认为自己被全球化经济剥夺了的德国民众。
今天，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某种类似的镜像。
瑞银的明星分析师Zoltan Pozsar今年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布雷顿森林体系III”，即二战后的第三代全球货币体系。他引用《新伦巴第街》的作者，当代美国货币银行学领域的权威人物，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佩里•梅林(Perry Mehrling)的四要素框架进行了分析。
梅林认为，货币存在四种价格，它们分别是：
(1) Par 面值，不同货币类型，现金、存款和货币基金份额应始终以 1:1 的比例进行交易；
(2) Interest 利率，未来货币的价格，也即是你在一段时间内暂时放弃货币支配权的价格；
(3) Foreign exchange 汇率，外国货币的价格——比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格；
(4) Price level 商品价格，商品的货币价格，包括化石燃料，金属，谷物，稀土等等。
Zoltan称，在1972年美元脱钩黄金后，通过石油和大宗商品、全球贸易的美元结算，建立起了布雷顿森林体系II，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石油美元，其中银行创造欧洲美元，OPEC和中国用欧洲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注：欧洲美元是在美国境外持有的无抵押美元存款。它们不受美国法律管辖，也不受美国储备系统监管，最初起源于马歇尔计划，后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担心美国制裁，也将自己的美元储备存放在欧洲的银行系统里，实际上欧洲美元的清算中心在伦敦，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得益于此）
美联储对这些交易进行担保，保证欧洲美元、各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美元，和美国本土美元，都可以以同样的价格进行无缝兑换，对于银行来说，外汇储备可以按面值兑换成货币；对所有非银行机构而言，在一家银行的存款可按面值兑换为另一家银行的存款；而银行存款都可以按面值兑换成货币，不管在哪里记账的一美元，都可以兑换成一美元的现钞。
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中，纽约货币市场上出现货币基金单位份额交易价格低于1美元的情况，布雷顿森林体系II中货币价格这一支柱事实上已经摇摇欲坠了。其他三个支柱中，利率实际上在2020年3月已经失控；汇率则在亚洲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中多次失控，商品价格目前则受到俄乌冲突而失控。
他得出一个结论，“央行擅长抑制需求，而非创造供给“，为此，必须提供新的四根支柱，以使当前问题丛生的这一代货币体系得到更新，这四根支柱分别是：
1.commodities 商品价格
2.Foreign cargo (priced in U.S. dollars) 外国货物（以美元定价）
3.Shipping 航运
4.Protection 安全
过去，问题可以简化为“我们的货币，你的问题”。现在则是“我们的商品，你们的问题”，这是因为，大多数需求来自发达国家，但大多数供应来自发展中国家。“你可以印钞票，但不能印石油、铁或小麦，也不能印超级油轮或其他船只-即使是3D打印机也不行“。
Zoltan认为，如果俄乌冲突不能在西方框架下解决，则意味着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彻底崩解，因为美国无法保证欧洲的能源和粮食安全，甚至也可能无法保证主要海运通道的安全，因此欧洲和沙特、俄罗斯这样的主要原材料生产国由于对中国制造业产能的依赖，将不得不转向采用人民币进行支付结算，因而会形成事实上挂钩商品、同时采用人民币和美元来进行结算的两种货币体系。
在Zoltan构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III中，银行创造欧洲人民币（即离岸人民币），并积累欧洲人民币余额，以购买中国国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迫在眉睫的)，购买黄金等外生货币，而不是G7国家内生货币，以及购买大宗商品储备，而不是外汇储备。商品储备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III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美国的商品储备状况堪忧。
情况很严重：布雷顿森林体系II引发通货紧缩(全球化、开放贸易、 准时制供应链，单一供应链、富士康-苹果模式)，而布雷顿森林体系III将引发通货膨胀(去全球化、自给自足、 以防万一的商品储备和供应链重复建设，还有增加军事开支以保护任何残存的海上贸易)。
通胀的元凶不是疫情，“脱钩”才是
整个世界，无论中美欧非，当下信息技术和工业技术的整体水平都远远超过社会意识文化的整体水平，全球大循环的结果是各个主要政治实体现存的生产关系都不符合生产力的要求，主要实体生产关系的现有受益群体为了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防止进一步冲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脱钩搞新循环，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就是供应链危机：钱多货少。
沃尔特·沙伊德尔在《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不平等》一书中给出的解读，便是将“马尔萨斯陷阱”的解决方案移用到不平等问题当中，提出了矫正力量的四骑士：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认为除了外加暴力，人类社会对不平等现象的修正能力微乎其微。
格里高利·克拉克在《告别施舍：世界经济简史》当中，则认为各经济体人均收入的差异只可能有三个源头：人均资本的差异、人均土地的差异，以及效率的差异，而效率差异几乎可以用来解释各国收入水准的一切差异：“效率差异主要是无法有效利用技术所致。不过这里所谓的‘无法有效利用’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其根本在于无法将劳动力有效地运用在生产上，所以就算用的是最先进的技术，贫穷国家每名工人的产出仍低得可怜。”
在既往的全球化循环中，西方向中国出口技术管理和资本，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廉价商品，然而，资本品价格的下跌先于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所以越是资源依赖的地方，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越会空心化（这正是俄罗斯正在发生的现象）。同时，在全球化循环中获得最大利益的阶层是知识阶层和管理阶层，以及职业投资者，受损最多的是的西方国家的下层中产。
再者，全球化循环中，教育投资回报相当高，而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的回报没怎么提高，无力继续进行智力投资的下层中产只能向下流动，技术变革使得旨在维持充分就业的公共政策只能作用于服务业和零工经济（灵活就业），而无助于生产率的进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下降了。
在《人口大逆转》一书中，古德哈特甚至已经预见到了美联储的说词：“那么当局的反应会是什么？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它们会说这是暂时的一次性现象。第二，货币当局会说，这正是非常希望的一种情况，是对之前几年未达到的通胀目标的一种再平衡，可以与平均通胀率或价格水平目标完全一致。第三，疫情冲击如此之大，将失业率降到2019年的水平需要时间，而且大量行业（航空公司、游轮、酒店等）可能仍处于困境。
2020年以如此广泛的方式扶持企业之后，在2021年又让它们因利率上升和财政紧缩而倒闭，这有什么意义吗？无论如何，借贷游说团体（政府、行业、抵押贷款者）在政治上比储蓄游说团体强大得多。”
疫情实际上是战场之外的战争，更多体现在各国的“内战”之上，各国不同的抗疫方式，已经决定了各自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及其经济结果：为维持需求、消费而战，则必然迎来通胀和供给短缺，为维持供应、生产而战，最终将体现为通缩和产能过剩，汇率和利率的变化，只是反应在这场“无形世界大战”中战略的取向不同罢了。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出发，“布雷顿森林体系III”实现的可能性很小，除非欧洲能够真正实现能源和防务政策上的独立自主，而中国能够具备维持人民币国际支付信用的安全保障能力；又或者陆运成本能够实现颠覆性的下降：低于或持平于海运的安全平价；那位过去秩序的维护者“海警”也不会彻底变身海盗，大发私掠证。
这一波通胀，短期还真的不会是中国的问题，手里有厂，心底不慌，只要不瞎折腾把厂都折腾完了，那工业产能，就还是人民币购买力最大的压舱石。所以，接下来在仍然看不到明朗曙光的时间内，中国仍将坚持怎样的策略，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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