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抱怨
新冠疫情以来，小微企业压力山大，焦头烂额，叫苦不迭。
不少小微企业主抱怨：“税负太重，撑不下去了”。尤其是说到疫情期间“员工收入比我的还高”，小微企业主就愤愤不平，并把原因归咎于“国进民退”……
晚近以来，官府想方设法为小微排忧解难，但小微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内卷，生存越来越艰难，几近成了无解的、不可逆转的趋势。
经济学有一个反映企业生存状况的指数，叫PMI指数（注1）。据官方公布的数据，2011年以来，大企业的PMI指数有95%的时间高于“50%荣枯线”，而小企业的PMI指数却只有12%的时间高于“50%荣枯线”。二者的差距在2016年底达到最大值，直到最近二者的差距依然高达3个点左右。（注2）
“50%荣枯线”是啥意思？简单说，PMI指数高于50%，企业就活的比较滋润；PMI指数低于50%，企业就活得很惨。所以，50%被定义为经济状况的“荣枯线”。
近十多年以来，小企业只有12%的时间高于“50%荣枯线”，那么微型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且不说小微企业的“两高两难”了（即“成本高、税负高，用工难、融资难”），即便是“员工收入比我还高”的反常现象，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小微企业中恐怕也不是个例。
所以，当小微企业主因“员工收入比我的还高”而愤愤不平时，我就想起了《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是一部幽默的电视连续剧。剧中同福客栈老板佟湘玉虽然是掌柜的，但却经常被她的伙计“欺负”和“要挟”。佟掌柜与伙计们的八卦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小微企业主与员工之间的真实关系（不过，今天小微企业的竞争环境远比同福客栈恶劣多了）。
也就是说，小微企业主的身份虽然有幸忝列“资产者”队伍，但其地位与其说更接近资本家阶级，不如说更接近个体户和劳动人民。
有趣的是，将小微企业竞争越来越内卷的原因，归咎于“国进民退”，归咎于官府对“民企”（其实就是“私企”）的歧视政策，这不仅是主流经济学的定论（注3），也是很多小微企业主的看法。
我认为，这样的“定论”把人们的认识带入了严重误区，有必要给与澄清。
2
根源
公允地说，在疫情的压力下，“税负太重”以至于“撑不下去了”，是很多小微企业的真实感受，并非虚言。但是，小微企业越来越内卷的根源，却并不在于“国进民退”。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12至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数量从1085.7万户增长到4457.5万户，10年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提高到92.1%。
也就是说，2012年至2021年这十年间，资本竞争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国进民退”，而是“国退民进”。把小微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的本源归咎于“国进民退”，显然有悖于事实。
那么，小微企业越来越内卷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在于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要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必须学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自由竞争必然走向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必然导致资本垄断——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什么是垄断？垄断就是“大资本进，小资本退”。
谁是大资本？所谓大资本，当然是“资本”，但不是所有资本。比如安邦保险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吴小晖，仅个人资产就高达857亿。857亿一个什么概念呢？如果把这笔钱存银行，一天的利息就是将近1000万！
有人算了一笔帐，假如你每天中彩票500万，大概47年才能挣到857亿（857 / 0.05 = 17140天）。也就是说，假如你一出生就开始中彩票，每天中500万，中到你快50岁的时候，才能赶上吴小晖。
总之，只要你实力足够雄厚，你就是大资本。这里的“大”，与资本所有者的归属无关，它是指实力雄厚的资本：既包括实力雄厚的“国有资本”，也包括实力雄厚的“私人资本”。比如安邦保险集团是典型的“民企”，它的资本大不大？海大！
那么谁是小资本呢？就是小微企业呗。
列宁同志告诉我们，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
只要有竞争，那就必然是大资本吃掉小资本，不论吃掉小微企业的大资本是“民有”还是“国有”，结果都一样。
中国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2年半，且越来越内卷的趋势就是明证。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只能是众多小微企业加速关门倒闭，这就是所谓“民退”的真相所在。
顺便说一句，即使在“民企”发达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小微企业的命运也大抵如此。
所以，在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中，大资本的“进”与小微企业的“退”，乃是资本垄断的必然结果，而并非什么“国进民退”使然。以为“国退民进”就能根本扭转小微企业内卷的命运，大谬不然也——进一步的“私有化”并不能拯救小微企业于水火之中，只能制造出新的吴小晖。
由此可见，把小微企业越来越内卷与“国进民退”挂钩，其实只是事情的表像。背后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所致。
3
操心
我很惊讶，对于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马恩指出，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小市民（其主体是众多的小微企业主）活得很内卷，他们的普遍情绪是充满了焦虑的“操心”。
——“‘操心’不过是受压迫和受抑制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小市民中间是劳动的，即为了保障自己微薄薪金而从事的乞丐式活动的必然伴侣。‘操心’在德国善良市民的生活中间以最纯粹的形态盛行着，在此它是慢性的、‘老是一样的’、可怜的和可鄙的”。
马恩用“操心”这个词，不仅生动地揭示了小微企业主的生存状况和阶级地位，而且也击中了当下时代的痛点。
据统计，我国现有小微企业约5000万个。与大资本不同，小微企业主的身份介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属于“半资产者、半劳动者”的灰色地带。尤其是微型企业主，他们也要剥削雇佣劳动者，但雇佣工人的数量十分有限，自己必须参加劳动或能勉强维持下去。所以，他们常常表现出受压迫和收抑制的“操心”的心理特征。
这就好比《武林外传》中同福客栈的老板佟掌柜，她的收入比有技术含量的员工或许高不了多少，但“可怜的和可鄙的”操心，往往比她的员工白展堂、李大嘴、郭芙蓉和吕秀才要强烈得多。
4
定性
同福客栈佟掌柜的经营行为，与伙计们的雇佣劳动毕竟有别。佟湘玉的操心，当然不同于白展堂的跑堂、李大嘴的做饭、郭芙蓉的扫地、吕秀才的算账。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给佟掌柜的“操心”定性呢？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既不能把小微企业主的操心等同于无产者的贫困，也不能把小微企业主的操心与大资本的豪横混为一谈。
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
——“‘操心’不过是受压迫和受抑制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小市民中间是劳动的，即为了保障自己微薄薪金而从事的乞丐式活动的必然伴侣。‘操心’在德国善良市民的生活中间以最纯粹的形态盛行着，在此它是慢性的、‘老是一样的’、可怜的和可鄙的；而无产者的贫困却有急性的、猛烈的形式，它推动他们去进行生死的斗争，使他们革命化，并因此产生热情，而不是产生操心。如果共产主义想消灭市民的‘操心’和无产者的贫困，那么，不言而喻，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
马恩为啥要将小微企业主的操心与无产者的贫困进行对比呢？因为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小微企业主距离无产者阵营其实并不遥远，“一不小心”，小微企业主的操心就会沦落为无产者的贫困。
马恩为啥要把小微企业主的操心定性为“可怜的和可鄙的”呢？这倒不是在贬低小微企业主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小微企业主“慢性的” “老是一样的”内卷心态，是绝不会像无产者的贫困那样，会“推动他们去进行生死的斗争”的。
在我看来，马恩对小微企业主的定性，与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有同样的问题导向：“哀其不幸”。
不同的是，鲁迅在“哀其不幸”之后，是“怒其不争”；而马恩在“哀其不幸”之后声明：我们是不会让小微企业主个人对造成不幸的生产关系负责的。
5
消灭“劳动”
我要提醒大家，马恩不会让小微企业主个人对造成内卷的生产关系负责，并不等于马恩主张“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此话怎讲？容我慢慢道来。
在马克思、恩格斯上面的论述中，有四个关键词值得大家琢磨一下。这四个关键词分别是：
（1）“劳动的”——虽然小微企业的利润中包含有员工创造的剩余价值，但小微企业主必须参与和付出自己的劳动，才能维系生存。因此，小微企业主的操心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属于“劳动的”范畴。
（2）“乞丐式活动”——马恩为什么把小微企业主的“操心”等价于“乞丐式活动”？因为小微企业主“一不小心”就会沦为无产者。与无产者的贫困一样，小微企业主的“操心”是竞争的伴侣，不论是无产者的贫困还是小微企业主的操心，都跟“乞丐式活动”没有什么不同。
（3）“可怜的和可鄙的”——虽然都是“乞丐式活动”，但小微企业主的操心与无产者的贫困仍有区别：小微企业主的操心具有“慢性的”和“可怜和可鄙的”的特征，而无产者的贫困则凸显出“急性的、猛烈的”的特征。正因为这不同的特征，小微企业主缺乏改造现存生产关系的内在动力，往往寄希望于改良而不是革命。而无产者却不乏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动力，这个动力“推动他们去进行生死的斗争”。
（4）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只有消灭“劳动”，才能消灭“操心”和“贫困”。那么，马恩要消灭的是什么“劳动”呢？从生产力的角度讲，“消灭劳动”是指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自然力对人力的逐渐替代；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讲，“消灭劳动”是指用社会主义公有制来逐渐替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
也就是说，所谓“消灭劳动”，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一言以蔽之：
——“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
6
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小微企业摆脱内卷指明了根本出路：消灭雇佣劳动。
一听说“消灭雇佣劳动”，有人就流鼻血，就着急上火：“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不就消灭了劳动自由吗？！”
“劳动自由”是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的“政治正确性”。然而对于所谓的“劳动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告诉我们：
——“劳动的自由是工人彼此之间的自由竞争……。劳动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已经是自由的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
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下的劳动相比较，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当然是“自由劳动”，这种“自由劳动”已经给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内卷与躺平的劳动异化，财富与贫困的两极分化，恰恰是“自由劳动”的必然伴侣。其实，雇佣劳动的“自由”仅仅是“选择雇主的自由”，而并非“拒绝雇佣的自由”。一旦离开交换过程而进入生产过程，“自由劳动”就像一张皮一样，只能任由资本搓揉。这样的劳动能是“自由”的吗？
把小微企业的未来交付给雇佣劳动制度，寄托于进一步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这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也只能导致小微企业越来越内卷。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特定经济形态的内生困境，是绝不可能在该经济形态中得到解决的。正如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得到解决一样，资本主导的经济形态只能导致小微企业越来越内卷。
要想彻底消除小微企业主的内卷和操心，消灭无产者的贫困和躺平，那就必须逐步消灭雇佣关系下的“自由劳动”，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自由人联合体”。
7
现实
对于“消灭雇佣劳动”的愿景，不仅西方经济学拒绝接受唯物史观的结论，即便是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学界，也颇有争议。我注意到，在“两个绝不会”的呼声中，“两个必然”已经日益淡出（注4）。
按照“两个绝不会”的逻辑，如果消灭雇佣劳动的条件尚不具备，那么在竞争和垄断的趋势下，内卷和操心就必然是千万小微企业的宿命。
问题是，在资本主导的生产关系中，小微企业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若一个小微企业有4个人，那么5000万个小微企业就容纳了2亿人就业。
虽然小微企业在大资本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不堪一击，但是，若没有千万个小微企业的前赴后继，充当竞争的“炮灰”，就不会有赢家通吃的垄断资本。这就叫：“一将功成万骨枯”。
所以，随着千万个小微企业的不断“退出”，还会有千万个小微企业不断“进入”。也就是说，“生命不息，内卷不止”——这，或许就是“某某创业，某某创新”的无奈和迭代效应吧。
面对小微企业日益内卷的生存环境，官方强调“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发誓要“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就成为缓解小微企业主焦虑和压力的实操手段——当然只能是治标手段。
雇佣劳动的消亡不可能一蹴而就，小微企业在中特社会将长期存在下去。基于资本主导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中特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减税降费”以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必须要投赞成票。
8
越来越
离开“两个绝不会”来谈小微企业的出路，当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用“两个绝不会”来回避甚至否定“两个必然”，那绝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阉割马克思主义。
事实证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发展到了与狭隘的资本私有制越来越不相容的程度。换言之，雇佣劳动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代生产力的性质了（请参：赵磊，赵晓磊《AI正在危及人类的就业机会吗？——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期）。
在我看来，正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越来越不相容”的历史背景下，小微企业才会越来越内卷。
遗憾的是，面对“越来越内卷”的社会现实，主流学界却有意或无意地回避 “越来越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道理，要么高调指责“国进民退”，要么高声吟颂“两个绝不会”。
人们应当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
（1）雇佣劳动消亡的条件究竟是什么？
（2）难道只有内卷化的竞争或者只有异化劳动，才是激励的唯一动力吗？
（3）雇佣劳动消亡的条件是否已经出现，是否正在具备或已经具备？
（4）代替雇佣劳动的将是什么性质的劳动？
（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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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PMI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即“采购经理指数”，是对采购经理的月度调查汇总出来的指数，用来反映经济变化趋势。如果汇总后的制造业综合指数高于50%，表示整个制造业经济在扩张的讯号。低于50%表示制造业经济下降，接近40%，则有经济萧条的情绪。PMI大于50，表明经济在前进，PMI小于50表明经济在衰退。
注2：转引：刘海影《中国内需不足的成因》，《FT中文网》2022-01-19。
注3：比如，发表在2022年1月19日《FT中文网》的《中国内需不足的成因》一文，就仍在重复着这个“定论”。
注4：“两个必然”是指：“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两个绝不会”是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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