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标题为《中科大教授阮耀钟谈：教育必须去政治化》（下简称“阮文”）的文章在网上传播甚广，其核心观点就是教育必须去政治化。这一观点是不是出自中科大教授阮耀钟之口，还是有人“借钟馗打鬼”，我们不得而知。但不论是谁说的，这一观点，我们都认为是不可取的，也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讲政治是教育的重要职能和使命担当，教育去政治化，教育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教会学生审美和逻辑。审美就是解决学生的“三观”问题，也就是解决学生的信仰问题。我们这里逻辑，泛指科学知识。
我们并不否认“阮文”中所说的“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这一事实。但是，这一现象不是“教育必须去政治化”的理由，恰恰暴露了我们的政治教育不到位，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短板。这个短板不补起来，我们的教育还会一如既往地给他人做嫁衣裳。
事实并不遥远，依稀可见。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教育强调与国际接轨而淡化了对自己国家应有的担当，强调知识灌输而淡化人的思想改造，甚至出现了“科学无国界”、“毕业四年挣不到四千万就别来见教师”等等奇谈怪论。如此教育我们的学生，焉能不出问题？这样办教育，怎能不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怎么不会去“接资本主义的班”？
而“阮文”不去分析原因，却倒打一耙，把问题归结于“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导致的结果，由此得出“教育必须去政治”的结论，并作为教改的药方，这就本未倒置，是非不分了。
教育不讲政治，是相当危险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教育不讲政治，那么，人的信仰就很难在教育中树立。
“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这些新中国建设的伟大的科学元勋之所以甘愿放弃国外优渥的生活回国过穷日子，把自己的所学报效自己的国家，恰恰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有信仰的教育。信仰，难道不是最大的政治吗？“阮文”却把家庭出身与信仰混为一谈，并把之作为对“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嘲讽的把柄，这就贻笑大方了。
“阮文”说，教育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主张“教育像科学研究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并以美、英教育为例加以佐证自己的这一观点。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这就更是大谬其趣了。
不说别的，如果美、英教育不讲政治，那么，当年钱学森要回国，美国为什么不放人、直到我们的国家总理出面并以11名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交换才得以回国。纵是这样，美国仍然后悔不已，说“放走了这家伙，等于给了共产党五个师”。与钱老同期回国的科学家也是同样遭遇。
细读“阮文”鼓吹美、英教育不讲政治的这些文字，我们会发现“阮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阮文”只是把眼睛盯在美、英大学教育的表层小细节上，而无视美、英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中讲政治的大环境大手笔，这就又是一种误导了。
就拿“阮文”中津津乐道的美、英大学的“招生制度”、“教会学生独立思考”、“国家行政不怎么干预教学”等事例来说吧，深入其里，我们就会发现 美、英的教育特别讲政治。他们的教育从来都是如何培养“资本主义接班人”展开。而且，他们的教育讲政治已是到了“大象无形”的程度。
不是么？你看，他们“招生制度”哪一家不是为上层社会和政治精英设计的。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去800多年，英国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等重大变革，但英国的社会阶层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当年跟着威廉二世到英国的诺曼人大姓达希、蒙哥马利、裴希、曼德威，经过了二十七代，今天依旧继续占居高位，中下阶层的人也继续呆在中下层。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是教育。好的学校费用高得出奇，中下阶层的人根本进不去，只能去那些“公办”学校，学些生存知识，在学校就像一群牧羊。
美国也是一样，上哈佛、耶鲁的都是精英阶层的子弟。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世人皆知的事实中看到美国教育讲政治的惊人程度：即使加入美国籍的外国人，不但要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合格后还必须对着美国国旗宣誓：“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地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借口或保留，请上帝帮我。”
以上这些，“阮文”不会不知道吧？
美、英等国的教育确实国家行政干预不多，那是因为，掌握教育的都是特别讲政治的国家精英，政府根本不必为教育讲不讲政治操心。政府只要把政治可靠的人放在管理学校的领导岗位就行了。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对大学校长精挑细选，万里挑一的原因。而“阮文”却对此麻木不仁，还以此反噬教育不能讲政治，着实让人感到无知和可笑。
古往今来，自从有了国家，国家教育就无一不讲政治。
这是必然的。因为，国家能不能稳如泰山，需要一大批有国家文化认同感的人来维护。国家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有坚定国家文化认同感的精英，并通过他们管理国家，培养和传播民众的国家文化认同感。这个目的不能达到，国家就会完蛋。“阮文”强调教育“必须去政治化”，可谓是连教育的基本常识都没有搞懂，还依然装出一副教师爷模样，堪称是“越是无知越是无畏”的现实版。
第二、强化教育讲政治及其范围，是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复兴、行稳致远的重要保证
学生的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就是学生的国家信仰。这是教育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要么就是国家”墙头草“，要么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国家死对头。对此，料想稍有逻辑常识的人都不难理解这个道理。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最根本的是人民有信仰，而在人民这个概念中，学生占有重要位置。让学生有信仰则关乎未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有没有希望和力量，就在于能不能培养有信仰的接班人。
教育要树立学生的国家信仰，就要搞清楚什么是国家信仰？国家信仰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让学生有国家信仰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弄明白，那么，教育就不能很好地肩负起树立学生国家信仰这件大事，甚至南辕北辙，延缓我们这个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国家信仰是人的最高信仰。然而，它却长期以来被人为地神秘化，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信仰和国家信仰。这很不好。信仰、国家信仰神秘化要么让学生对信仰望而却步，要么就成了教育的装饰品。无论哪一种，都会损伤信仰本身。弄不明白这些道理，是“阮文”闹出“教育必须去政治化”这种幼稚的笑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揭去信仰的神秘面纱，我们不难发现，信仰、国家信仰其实就产生于环境对人的启发。这个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教育环境。
1、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
大自然对人的启发是丰富的，也是直接的。也是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和由此给人的启发各异而有了各色人种及其不同的信仰。
这一现象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生活在物产丰富的热带、亚热带的黑色人种，自然环境中给予他们的启发是靠天吃饭。只要狩猎和采摘就可以过日子。生活在幅原辽阔的寒带和亚热带的白色人种，大自然给他们的启发是游牧，因为他们没法像黑人那样向大自然直接索取。
相比之下，我们这个黄色人种既没有靠天吃饭的自然条件，也没有辽阔的草原可以放牧。大自然给我们的启发就是农耕，一定要创造，弥补天然条件的不足。
因此，我们的老祖宗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这一道理，用今天的话讲，不是政治又是什么？把这些灌输给学生，增进学生对不同民族文化信仰的理解和对国家及民族文化认同的理解，便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阮说“教育必须去政治化”，实乃幼稚可笑。
2、社会、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
社会分工不同，理想信念不会一样，家庭教育不同，形成的观念也会有区别。
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谁，都是家庭与社会的一个具体存在，并与之时刻互动着，离开了家庭和社会，人就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
人们常说的家国情怀，其政治色彩，其实就是人的家庭出身和思想观念。
社会、家庭环境对人的影响，使社会地位、家庭境况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追求。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人更多地表现为守成，而社会底层的人更多地表现为求变，社会矛盾由此产生，还难以调和。
化解社会矛盾，也就成了国家政权的基本的和重要的职能。如果不满社会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些抱有这种情绪的人就可能演变为国家的“掘墓人”。
化解社会矛盾，需要有能力的人去做工作，培养这样的人，自然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对此，“阮文”却强调“教育必须去政治化”，可见糊涂到了什么程度！
3、教育对人的影响
这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教育才是拓展人的视野情怀，提升人的知识技能的最可靠和最有效的途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和逻辑。人之所以要接受教育，道理也在这里。
国家、民族及个体的人之所以不断发展，是因为继承。继承的途径，主要就是教育。
通过教育，把一路积累的文明继承下来并发展下去。
教育让人能够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能够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能够感知到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那个婴儿。教育让人跳出家庭、社会的束缚，变得愽大而深刻。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切大事业之大作为者的相似经历。而这一切，正是教育的政治使命和必须担纲的政治担当，没有这一使命担当，教育就会黯然失色。而“阮文”对此又进入了盲区。
综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政治是无处不在的，你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教育必须去政治化”更是荒谬的，也是无法做到的。同时，由此也使讲政治必然是教育的要义和灵魂。而且，教育讲政治还不能限于课堂，还要普及到生活、家庭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才是教育的实质和方向。
第三、正确对待“阮文”
这是因为，“阮文”除了政治错误之外，并非一无是处，而且不乏“闪光点”，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强调的地方。否则，我们评价“阮文”就会犯下“给婴儿洗完澡后，倒洗澡水时连婴儿也倒掉了”的错误，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阮文”关于教学方法上的论述颇有见地，关于科大成功的经难总结更是具有方法论层面的指导意义，对于教育如何讲好政治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阮文”强调尊重教学规律，学术环境的轻松自由，学术氛围的人性化，不给教员安插“间谍”，课程设置的科学合理，让懂教学的人管理或参与管理教学工作，素质高于考分以及教育资源均等，教学方式的改进等等方面的见解，都是真知灼见，且具有“有教无类”的普遍意义，这是我们的教育工作必不可少的，也是当前我们教学工作中必须克服的弊端。
这些真知灼见，对于教育如何提高讲政治的效率和效果也是很有用的。现在，我们教育工作中讲政治效果不尽人意，毛病也是出在教学的方式方法上的生搬硬套，不能很好地让学生融会贯通。课堂上的政治教育，教员基本上是照本宣科，这种教学方式方法，别说是学生，就是让政治家去听课都会打瞌睡。
提高教育讲政治的效果，还真要从“阮文”总结和提炼的方式方法上吸取营养，搞活教育的方式方式，把讲政治寓于自然学科之中也未尝不可，也定能产生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奇效。
提升学生的逻辑知识能力，“阮文”中总结和提炼的方式方法更是少不得。
“阮文”对教育改革的思考，指出了“教育产业化”是对教育本身的“背叛”，可谓一针见血，这是需要勇气的；“阮文”毫不留情地强烈批评我们国家的大学情愿在吸引外国留学生之事上砸钱，对本国学生的关心和体贴远不及外国留学生，更是彰显出“士子”风范。
“阮文”呼吁国家实行免费教育，并现身说法，生动阐释了国家免费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阮文”以自己学生时期国家那么穷尚能基本实行免费教育，相比之下现在国家这么富了竟然让教育产业化，后果是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就要花掉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不够。这些话，如暮鼓晨钟，震聋发聩，也代表了普通百姓和社会的声音。这也正是国家正在考虑的大事。从这层意义上看，“阮文”也汇聚了民心民意并响应了国家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
“阮文”不可取的是“教育必须去政治化”，而不是其他。讲政治是教育的根和魂，“教育必须去政治化”就会使我们的教育丧失根和魂，这才是我们不能不说清楚的问题。
【文/佛兰次小区，本文为作者投稿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的原创稿件】
中科大教授：阮耀钟
附：《中科大教授阮耀钟谈：教育必须去政治化》原文（转发时略为精简了文章中与论题无关的冗余内容）
2019年4月，我度过了80岁生日。如今，我已是名符其实的“80后”。
回首往事，最令我魂牵梦萦的是校园的生活──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接着又留校教书直至退休，退休后依然住在校园里!这一辈子，我与学校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一辈子经历了新中国的“教育改革”。因此，我很想在有生之年谈谈自己对教育的几点拙见。
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理工分家，文理分家，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教育改革的序幕。
往事历历，我依然记忆犹新。读初中时，我学的是英语，髙中和大学改学了俄语。念高中时，学的是米丘林学说，并把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现在，事实证明，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对的)。1958年我上大学时，国家搞“教育大革命”，新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培养党的驯服工具，让人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旧教育”，全国停课闹革命，从1966年至1969年大学4年不招生。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大学生。工农兵大学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实际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能叫大学生吗?文化大革命实际是革文化的命，毁了教育，毁了一代人。1977年，恢复高考，第三次开启了教育的大改革。随后，又有1985年的教育体制改革，2000年前后的高校合并、教育产业化……
如今，教育改革已折腾了几十年，直至2007年10月24日，时年91岁的申泮文资深院士仍然在质疑：“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过去我们常说，教育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但是，历史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它：新中国成立伊始，那些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培养出来的钱学森们，毅然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回归，报效祖国;而如今，我们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却纷纷跑到美欧日澳等发达国家，去接资本主义的班。
如此看来，说什么培养这样那样接班人，这种提法本身就不科学。我认为，教育像科学研究一样，本身并没有什么阶级性，没必要给教育强加什么政治使命。
……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了6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科大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以下三点也许是科大成功的原因。
第一，科大的“教授治校”相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中科院赫赫有名的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等等大教授，再加上校领导比较开明，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安排，全听教授的，一切由教授说了算。
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据黄吉虎回忆，钱学森给科大1958级近代力学系讲《火箭技术概论》，期末考试从上午8点30分开始考试，是开卷考试，可以带讲义和课堂笔记，甚至做过的作业。考试一共有两道题目，第一道是概念题，占30分，这道题还比较好做，第二道题非常棘手，占70分。考到中午，竟然没有一个人交卷。钱先生一直在考场陪着同学们。到中午了，钱先生说，先去吃饭吧，吃完了午饭回来再考。说真的，午饭谁也吃不好，脑子里一直在想着这道难题。
当时的考风真好，在饭厅和来回的路上，各人思考各人的试题，没有互相讨论的。那时的人们都认为，作弊是十分丑恶的事情，所有的同学都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大概在下午三点多钟，陆续有四位同学晕倒，被监考的助教抬了出去。其余同学继续苦战，一直到傍晚，大家只好交卷了。
考试成绩出来后，卷面竟有95%的同学不及格。当时，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书是怎么教的?谁敢责问钱学森，你的题目是怎么出的?等黄吉虎他们快毕业时，钱学森说，你们的数理基础不行，得延长半年毕业。二话没说，黄吉虎他们就延长半年毕业，教授说了算。从这个例子，我想足以说明科大的“教授治校”比其它学校做得好。
第二，科大的“民主办学”相对也比其它学校做得好。建校伊始，科大给学生讲课的全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专家，当时的口号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合肥，给我们上课的专家都没来合肥，“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们这些猴子就称“大王”了，谁愿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绝无人干涉。1980年，我在美国碰到一位北大副教授，她跟我说，她想做什么课题，必须经她老师同意。老师要她做什么课题，她不得不做。她的老师三十年代有过成就，可如今已跟不上科研的发展，落伍了，她很痛苦。
科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我还只是个讲师，选什么研究课题全由自己作主。并且科大下迁后，不少新的校系领导都是我们的同学，相互直呼其名，谁也不敢摆领导的架子，所以整个科大民主气氛特浓。后来等我们这些“猴子”当了教授，我们尝到过学术自由的甜头，科大学术自由的风气自然也一代一代往下传。
第三，科大相对的比其它学校宽容。
科大第一任党委书记郁文收罗了不少“右派”和其它单位认为政治上有问题的年轻人，充实科大的教学队伍，有人说，郁文发了笔“洋财”。科大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又保护了这笔“洋财”，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所以，正因为科大的宽容，能做到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兼容并包”，才有科大今日之发展。
我在科大学习、工作、生活六十年，对科大的宽容深有体会。我在科大一辈子没挨过整，一辈子没整过人，就得益于科大的宽容。
……
其实，这三条决不是科大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早就提出过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因此，科大只是根据这三项基本原则，按教育规律办教育而已。
退休后，我一直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原是殖民地，建国才二百多年，就成了世界头号強国，这是为什么?我想，这必定与美国的教育有关。紧接着的问题是：中美教育的差距何在?在此，我谈三点浅见。
第一，美国的教育理念就是教导学生独立思考。网上有文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亲自为美国小学撰写的誓词是:“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
我的初稿曾送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科技史王作跃教授审阅。他指出，上面这段话不是杰斐逊所讲，而是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赛根(Carl Sagan)在1992年7月4日，在杰斐逊故居芒特切罗的独立日庆祝会和入籍仪式上的讲话。
他说：“……所以，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公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不要因为恐惧而随大流，而应该保持质疑。你们几分钟之后就要进行公民宣誓了，而我希望你们的誓言里应该包含类似下列的内容：‘我承诺我将质疑我的领导们所告诉我的一切。’这倒真是杰斐逊的思想。‘我承诺使用我的批判能力。我承诺去发展我的思想独立性。我承诺加强自己的教育，这样我就可以做出独立的判断。’而如果这些话不是你们誓言的一部分，你们还是可以做出这些承诺的。在我看来，这些承诺将是你们给你们的国家【美国】的礼物。”
虽然不是杰斐逊说的，而是卡尔·赛根说的;不是小学生誓词，而是公民誓词中应新加的。但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美国公民应该做到这三点。
美国教育强调怀疑精神。耶鲁大学校长莱文在回答“大学生最重要的任务”时说：“首先，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对任何事情都提出质疑。第二点是学习，虽然你应该先提问题，但你需要学习、读书，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回答这些问题。最后是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学会如何独立思考。”科学的本质是怀疑，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培养了创新精神。而我们的教育则要求学生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这不许怀疑，那不许妄议。（防失联看更多请加微信VC21012注明读者）
第二，美国的教育是前松后紧。美国父母送孩子上小学时，说的是“好好玩!”，而不是“好好学习!”据我所知，美国是从高中开始抓紧的，到了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几乎是“玩命”。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美国大学4年，对美国学生而言是最勤奋的4年，积蓄人生能量的黄金4年。
然而，我们的教育有个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抓得很紧，这种补习课，那种培训班，几乎使人眼花缭乱，小学生就忙得不得了。
我们的教育是前紧后松，高考前很用功，很努力，考上大学后就放松了。而中国的大学又是严进宽出，学生几乎个个都能毕业。中国大学生是放松的4年，很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三，其实这一点对教育是最重要的，比前面二点更重要。美国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行政权力不能干预。英国有个著名的故事：牛津大学是英国政府办的，政府出了很多钱。
几百年的老校了，它有个传统，招生不只看考试成绩，还有个三人教授考核小组的面试，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大概10多年前，英国北部某郡的一个女孩子考了满分，那个郡的人就认为满分了肯定能上牛津。教授考核小组考察后觉得她素质不行，没有要。这个郡的议员就要求议会干预，因为这偏远地区好不容易有一个。
英国教育大臣也跟牛津说情，副首相也去，布莱尔也去。但牛津说这是几百年的传统，学校无权更改考核小组的结论。布莱尔非常失望，有一次和别人谈到牛津，就说牛津太古板了，不与时俱进。牛津的学生、老师对布莱尔非常不满意，就取消了授予布莱尔的名誉博士。这件事闹得不亦乐乎，最后牛津还是没有收这个学生。
英国政府和布莱尔确实干预了，但绝对没有说，“钱都是我们政府给的，你不能不听话，何况还有政治因素。”牛津大学也就敢这么硬，就算是首相也不给面子。政府全力支持教育，就要放手让学校按规律去办到最好。难怪牛津大学现在还是世界一流。
美国的大学校长和系主任都是学校自主，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聘任的。
哈佛大学第 27任校长拉里•萨默斯，是从400人的候选人中、经过9个月的逐层选拔，真可谓“精挑细选”产生的。哈佛大学第 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搜寻工作历时一年，是何等慎重!我们的大学校长都是任命的，岂能与此相比。
行政权力对教育的干预笔者是深有体会，几十年教育改革瞎折腾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科大下迁完全是行政权力干预的恶果。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发展，我很高兴，但我也觉得有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在此谈两点浅见。1.“教育产业化”的口号和做法，我认为是错误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重视教育。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战败国非常困难，但日本政府咬着牙重视教育，才有今日之发展。
十八大之后，我们科大来了几百外国留学生。我的左右邻居住的都是外国留学生。我一家人住一套，他们一个人住一套。我的房子是自己花钱简单装修了一下，家俱全是旧的，一件新家俱都没买。
仅是装修，包括购买家用电器，我总共花了十几万，是我这辈子花的最大一笔钱。而外国留学生住的房子一律是学校花钱装修的，家俱、家用电器配备齐全，都是新的。科大哪来的钱，全是老百姓的钱，纳税人的钱!
2018年3月，新华网的一篇文章，很自豪地宣布：中国成为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国。我国教育部发布的2018年教育预算清单[9]中得知，2018年来华留学生的预算总数高达33亿2千万元，来华留学生资助标准，一个普通的本科生，资助高达6万7千元，博士接近10万元!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纳税人的钱化在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化在外国留学生身上，我很不理解，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
我念书的时候，小学、中学的学费都很便宜，上大学不要学费。现在，我的外孙女上一个好一点的幼儿园，一年要两万多元人民币。须知， 2017年底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不过是25974元，月均才2000多一点点。
……
现在，有的大学在学生中招“信息员”，还有报酬，据说，连续当三年信息员，可以免试保研。“信息员”的职责是专门收集老师的错话，向上汇报。谁能保证不说错话?我奉劝同学们千万别去当“信息员”，别做这种缺德的亊。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参加WTO之后走上了全球化的道路，接受了国际上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国的教育要改革，要不要走全球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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