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像过去几年那样,公布上一年的出生人口数据。而在2月8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中,透露出一组数据:
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其中男孩529.0万,占52.7%,女孩474.5万,占47.3%。男孩比女孩多了5个多点,多了50多万人。
对照一下上一年——《2019年全国姓名报告》给出的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179万。也就是说,2020年新生儿比2019年少了170多万。
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2017年为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2019年为1465万人。也就是说,从2016年到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在逐年递减,一年比一年少,从1786万减少到1465万,4年少了320多万。
于是有人惊呼:狼来了!
狼真的来了吗?狼是怎么来的?又该如何把狼赶跑?
回顾一下历史,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开,计划生育运动作为一项国策,轰轰烈烈搞起来了。为顺利推进,落实政策,先给马寅初平反,说什么“错批一人,误生三亿”。接着是正能量正面宣传,反正就是独生子女好,“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给独生子女家庭颁证并给予相应物质奖励。
同时,如果有哪个刁民,要是胆敢超生,就扒房牵牛,有啥拿啥,不罚你个倾家荡产不罢休。有公职的,开除公职;逃跑的,逃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追回来,小品《超生游击队》很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点。我小时候在农村就见到过这样的情景,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追找要超生的孕妇,就像国民党抓壮丁,弄得满村鸡飞狗跳,杜甫《石壕吏》中描写的那一幕再现了。看看那时的雷人标语可以想见:
一人超生,全村结扎。
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
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
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
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该引不引,株连六亲。
打出来,堕出来,流出来,就是不能生下来。
………………
赤裸裸,血淋淋,今天看来也让人胆战心惊,心有余悸。
而今天要生小孩的青年人,正是在计划生育最严酷的八九十时代里的幸运儿,有幸抢跑到了第一,有幸没被打下来堕下来流下来。
不让父母多生,又让子女多生。岂是轻飘飘一句“此一时彼一时”就能敷衍过去的?如果说是狼来了,那时就没有料到今天吗?
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不容易,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也不容易。一个活在八九十年代不让多生不容易,一个生在八九十年代能生下来不容易。一个是不幸的,一个是幸运儿。
如此,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不正证明了计划生育工作搞的好吗?不正减轻了计划生育工作难度了吗?不正省着扒房牵牛四处追逃超生游击队了吗?也省着境外势力借以人权之名干我们内政。
这样看来,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是好事啊,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又哪里是什么狼来了?美国人口3亿多,不足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欧洲人口加在一起4亿多,也就是中国人口的一个零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头顶的月亮的圆。
40年多来,中国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瓦解了也正在瓦解着一切,“一亩地,两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作为老古董被抛弃进了垃圾堆。当初出生于六七十年代的青年人还想多生,而现在他们的子女——出生于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根本就不想生了,思想文化观念上产生了差异。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独立,孔夫子的那一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太陈腐不堪了。
这就在两代人之间产生就代沟,逼婚与不婚,逼生与不生。老代人语重心长苦口婆心,劝说青年人:孩子,现在你年轻呢,以后老了怎么办?青年人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老了的事呢。
另一方面,是来自工作、经济上的压力。贫困山村穷,男的想结婚却娶不起老婆,孩子又如何生?代孕吗?不违法也代不起。进得城的城里的,如果不是富二代官二代,没有父母的帮衬,只靠自己个人的打拼奋斗,想想高高的房价、生养孩子的成本,结婚了孩子也不敢马上要。工作难,结婚难,生孩子也难,事事都难。或者,也干脆不结婚了,就那么单着。
前面说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是幸运儿,幸运的一代,但结不起婚,生不起娃,这又是幸耶?还是不幸?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经济状况无从改变,婚育状况也无从改变,其结果必然是人口断崖式下跌。现在还不是最坏的时候,还会进一步放大,将跌破千万大关,以后新生人口突破千万大关难了。
二胎政策放开时有一个乐观估计,然而在事实面前,被无情地打脸了。生孩子毕竟不是菜市场买菜,想买就买,想不买就不买。看着和当初计划生育时的二胎政策的宣传,不禁让人发笑。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的人口断崖式下跌是四十年改开、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要想扭转过来,也绝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得需要个时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防止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首先要改善结婚不起的经济状况,其次是整体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再有一个,需要一场思想文化上的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再颠倒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