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26日，美国中文网发表文章《贫富分化令人咋舌 全美顶级富豪疫情期身价飙升40%》说，一家非政府组织“争取美国人税收公正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nd Americans for Tax Fairness)当天发布报告：自去年3月中旬以来，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增加了近40%，总计1.1万亿美元。换句话说，超级富豪们不但很快从疫情初期的打击中迅速恢复，而且许多人的状况比之前大幅提升，而股市大涨起了主导作用。特斯拉的市值飞涨使得创始人兼CEO马斯克(Elon Musk)身价暴涨约1550亿美元。
顶级富豪在疫情期获得的财富，与工薪阶层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其中许多人遭受了失业或减薪的痛苦。有数据显示，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仅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根据芝加哥大学和圣母大学经济学家发布的数据估计，2020年下半年，有超过800万美国人陷入贫困，贫困率上升了2.4个百分点，几乎是1960年代以来最高年度贫困增长率的两倍。其中美国非裔的贫困率比2020年6月高出5.4个百分点，有240万人陷入了贫困;高中或以下学历的人，贫困率从去年6月份的17%上升到现在的22.5%。
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是贫困率上升幅度最大的州。州一级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失业保险制度不健全的州，贫困显著加剧。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美国人不断刷新历史记录，最高时突破2200万，实际失业率高达22.8%，创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高值。南加州一处临时设置的食物发放区等待领取免费食物的车辆大排长龙，队伍接近2公里;住在得克萨斯州的利亚姆·阿佩利失业后一直拨打失业管理处的热线电话，手机记录显示他一共拨打了5257次，全部没有接通。目前美国每晚约有65万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有2800万人可能发生债务危机而再无家可归。
基本结论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新冠疫情中大幅拉大，穷人更穷，很多在死亡线上挣扎;富人更富，大发横财!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呈现出严重四分五裂状态，不仅有贫富阶层的纵向撕裂，还有种族群体的横向撕裂。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达里奥公开说：美国群体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已经到了“国家紧急状况”。
美国的政客们不是口口声声宣称美国社会是“公平”、“平等”的，人民是自由、幸福的吗?为什么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等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顽疾，并且在新冠疫情灾难中进一步加剧呢?老夫认为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天然缺陷紧密相关。
首先，在经济制度方面，美国实行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更多强调自由竞争，过度“放松管制”，特别是过去四年保守的共和党执政，一味地强调小政府、大社会，使得美国政府调控市场的能力减弱，纠正市场分配的能力失灵，从而人为地导致美国收入差距扩大。
始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自由，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会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等连锁反应。由于没有强势的工会继续为工人争取利益，普通工人的市场势力日渐式微，因此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
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公布的《高管薪酬观察》报告，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酬，1965年约为普通工人工资的20倍，1987年为221倍，到了1999年高达1077倍;2015年标普500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为1240万美元，是一名普通美国劳动者的1000倍左右，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中;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至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目前，年薪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高管比比皆是，像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莎福拉·凯茨年薪高达5690万美元，成为美国薪酬最高的女高管。
其次，联邦税率的累进性质明显减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税率变化的趋势发生了逆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而美国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资产是房产，而且杠杆率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资产。因此，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采取逆全球化政策、给富人减税、威胁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缩减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都从根本上助推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在政治制度方面，众所周知，美国玩的是金钱政治，所谓的民主选举其实就是“砸钱”的游戏，这就使得富人有了比穷人更多的政治机会。富人通过提供或筹集政治捐款影响选举结果，通过游说活动或者直接为政府官员提供“公司董事”之类的兼职工作等，影响政策制定，以小钱换大钱，从而获得丰厚的“政策红利”，形成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层面的政策因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的主要因素。”
第四，美国经济霸凌直接导致中低阶层家庭利益受损，比如在中美贸易中，中国输美价廉物美的商品原本平均每年可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约850美元生活成本，特朗普近几年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战，大幅加征输美产品关税，其结果是大部分转嫁到了美国老百姓头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撰文称，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创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近些年来，美国社会动荡不断加剧，各种抗议示威活动显著增加，尤其是枪击暴力活动频发，大多是由于美国民众发泄对不平等待遇的不满。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纽约扩散到全美各大城市，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老夫注意到，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减税计划，与特朗普为富人减税的政策相反，他准备上调针对企业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税率，同时对中低收入家庭实施一系列税收减免，通过这样做来缓解疫情造成的财政困难，同时希望能够刺激支出为经济重新注入活力。
美国独立税法调查研究机构Tax Foundation的一项分析显示，根据拜登的税收计划，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人群税后年收入将下降11.3%，4%收入最高的人群税后年收入将下降1.3%。到2025年，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税后年收入将增加10.8%。
不过老夫认为，这些临时性措施虽然可以一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和进程，但只是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美国政府是资本的傀儡，它不代表美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早几天老夫写过一篇文章《美国人民应当重温<独立宣言>“初心”》指出，美国人民应当重温建国先驱们建立政府的“初心”，就是为了保障人民“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现有政府丧失了这种保障功能该怎么办?《独立宣言》写得很清楚，自己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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