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灵川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盗窃案，一男子多次到别人的菜地里盗取蔬菜，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法院审理查明，2021年5月29日、6月8日、6月15日凌晨时分，被告人毛某三次实施盗窃韭菜后拿到县城售卖共获利8元。此外，6月15日凌晨，毛某某还到另一名被害人的青豆地里偷摘了青豆去卖。法院认为，被告人毛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触犯刑法，且因其有前科，遂作出上述判决。
这样的司法案例，被当做正面宣传报道，总觉得有点别扭。《刑法》和司法解释上确实有规定，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的规定。尽管只卖了八块钱，但符合多次盗窃的形式要件，就可以入罪，至于盗窃金额，可以抛至一边。
不久前，重庆一名博士生，多次在菜市场偷菜，他分五次在被害人翁某某的摊位盗窃番茄、丝瓜等蔬菜货值46.5元后，被警方抓获。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认为，鉴于刘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认罚，且已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其谅解，犯罪情节轻微。根据相关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最终决定对其不起诉。
当时，为凸显重庆检察院的专业，官方还找了广州大学法学院、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的专家来点评，上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公众号。专家们无非认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是正确的，“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和少捕慎诉的刑事司法理念，充分体现出检察机关办案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捕鱼捉虾被判刑的，比如安徽农民吴某捕捞的鱼虾仅有2两，且是为了自家食用，非营业性的非法捕捞，也没有使用鱼雷等对水资源影响极大的杀伤性工具，因此被判刑了一个月，再加上吴某的确年岁已大，还特地缓刑。吉林省梨树县被告人李某江以猎捕麻雀为目的，在梨树县孤家子镇自家院内西侧，架设粘网猎捕麻雀，捕到一只麻雀并扔掉，法院认为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
说实话，我对这种重刑主义的司法理念颇为反感。在大多数人的理念里，根本不可能作为犯罪的行为，近些年频频当做犯罪处理，连我们这些法律人都觉得莫名其妙。难道，这些司法人员只看刑法分则，不看总则的吗？《刑法》总则第十三条明明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多年前，我曾在湖南某涉黑案中发现类似的一宗奇葩案中案，检方指控被告人盗窃罪，事实是他家装修时工人把电线给搭到楼下租的步步高超市，双方应该是有约定综合计算电费，所以到底他家多用了多少度电其实没法计算，他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多占了多少。该指控不是以盗窃金额计，而是以“多次盗窃”，完全是为了定罪而入罪。但在连涉黑都是拔高凑数的情形下，加个盗窃罪根本算不了什么。盗窃了多少，算不出来，根本没关系，重刑主义下，无罪的辩解很难实现。
司法中机械地以法条为圭臬，而不顾情理法中刑法的谦抑性，这不是法治，而是推卸责任的左倾主义，因为宁左勿右才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司法官员的风险，于是重刑主义才有了大行其道的空间。刑法是调整社会秩序的最严重的工具，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直接上升到刑法，而应该考虑教育、惩戒、行政处罚等多种解决方案。如果以偷了8元菜就判刑半年的打击力度来衡量，那最近热传的“安阳王”的行为该多严重呢？判前者不判后者，怎么体现社会危害性的梯度呢？
偷菜一律判刑，捕鱼捉虾一律判刑，这不是法治，而是法条主义在司法中的体现，是机械司法。把这种新闻当做正面例子宣传，会搞乱我们对社会危害性评价的体系标准，对法治教育宣传只能是殆害无穷。教员说过，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违背常识的严刑峻法，树立不了司法权威，而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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