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左右我就“国家安全”和一位著名自由派朋友的对话。
这是我写的发言稿，他纳入了他的全集，不幸他英年早逝。
今天，2021年11月19日，为庆祝党中央政治局再次通过加强国家安全的决议，找出了这篇文章。顺便纪念一下，多年前的争论。
我1998年最早在经济学界提出“国家安全”概念；1998年与胡鞍钢，朱宁等合著《大国战略》。1999年支持国家在香港抵抗国际金融资本冲击，建议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2000年主编《21世纪选择丛书》，10本，其中大部分与安全有关。2004年组织“非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新自由主义；2005年提出“改革要注意公平”，“开放要注意安全”，并写出长文，把安全逻辑与资本逻辑相对立；2008年提出《战略产业论》；主张自主创新。当时我提倡“国家安全”是这样地有名，招致了自由派的忌恨。2003年借“杨帆门”事件来围攻我。当时我按校方意思不辩解，我说是为“奥运安全”，结果刘晓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批判我：“杨帆又拿国家安全说事了”。
现在相应机构已成立，党中央政治局也再三强调国家安全。回忆起来，我觉得很欣慰。
这是我 2005年发表的文章。
打破资本逻辑，
以国家安全逻辑指导战略调整。
一，中国学术思想界已开始大争论。
关键是需要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各方平等对待，坦诚相见，澄清观点，尊重立场与人格，尽可互相批判。目前学术界不正常情况完全是 “经济学主流派” 的话语霸权造成, 他们既然占据了优势地位, 就以沉默封杀对手, 诬蔑对手的学术水平与人格，使学术界真名真姓的批判与反批判不能开展。2004年他们被迫参加公开辩论, 马上就暴露出专横与无礼, 他们在主流媒体上是明星, 但在网络上是过街老鼠, 说明精英之路线与社会大众之间出现巨大社会分裂。是非曲直自有实践与历史证明。进行公开学术争论，最积极的意义不在谁能取胜，而是打破在“不争论” 幌子下实际形成的经济学主流派话语霸权，这是企图把中国改革开放引向“权力――寡头――买办” 道路的，非常危险的新自由主义思潮。
二，所谓“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已被实践摈弃。
2004年8月我们“经济学非主流派”支持郎咸平打破他们的封锁，进行国企改革大辩论，其意义不在学术，也不在国企，而是暴露问题和澄清观点。在这次争论中，盛行10年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已失语，在“中左，中右，极左，极右”、四种思潮中出现重要格局：以中左派提出问题，老左派响应，中间派和中右派跟进，在网络民意强大支持下，形成前所未有的，社会性的，批判极右翼的社会潮流，促使政府重新审视政策，出现中央决策与民间舆论的良性互动，为揭露和纠正中国的实际问题，维护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创造出实践和理论结合的新模式。其实这种模式，在孙志刚、拆迁等问题上已出现了。
只要是结合重大问题, 就可以发现, 思想阵营并不是按照“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划分的。这是自由主义在90年代中期制造的话语陷阱。在策略方面他们把邓小平说的 ”左是主要危险” 绝对化，不分时间地点具体问题，把所有不同意见全部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左派”政治帽子。
在认识论方面，他们没有看到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根本变化，延续80年代“改革与反改革”的思路。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社会迅速发生变化，多元化力量形成但极不均衡，市场经济基本上确立但极不完善，改革开放已不可逆转，但政治与社会改革滞后，权力体系没有受到制约，存在不同的选择方向。
真正能够破坏改革开放的正是国际极右翼的“新自由主义”，他们采取了“默认强者，依靠强者，壮大强者”的路线。强是谁？国内是权力，国际是国际大资本。因此，1995年以后中国改革就一步步向权力资本化方向蜕变，2000年加入WTO以后，开放就向买办化方向蜕变，他们的目标是在中国发展“权力――寡头――买办”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其代表人物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界一小撮人的“精英联盟”。他们是得到国际反华势力长期支持的。他们如果得势，首先破坏的就是国家安全和大国利益，大多数人民和民族企业失去国家保护，在国际竞争中难以发展甚至无法生存。
在这样的形势下, 新老左派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其性质和具体作用具有新的内涵，它们不是反对或者妨害改革开放的力量，而是维护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制约强势集团的恶性膨胀。即使他们的立论不正确，思想不自觉，客观性质就是如此。
以“大国”立论，无论观点如何，首先打破了“经济理性人”的假设。何谓“理性人”――资本是也，国际资本是也。在国际资本主导下的世界是不承认发展中国家“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的。2003年 以来中国盛行“安全热”，“大国热”，都标志“经济学主流派”话语霸权的破产。
我在1994年提出“超越左右翼”，2000年以“经济学非主流”批判主流，我对主流的定义就是“以经济学面目出现的国际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最大意义就是以新的线索分析中国问题。这种划分的科学性在国有资产大辩论中被实践所肯定，“经济学主流派”在网络上已成过街老鼠。某些人极力抹杀我们 “经济学非主流派”的存在，但是，主流的对立面就是非主流。我们多年以来对于经济学主流派的批判，能够揭露中国社会理论与实践的真问题，是不可能被封杀的。
文化学者不懂经济, 他们把经济争论作为全部争论的分支。其实不然，25年以来中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其中出现的问题与辩论，当然就是全部中国问题的核心，好像遵义会议集中纠正教条主义军事路线一样。
中国目前思想界的核心任务是批判和揭露“经济学主流派”所代表的寡头主义, 由此必然从经济问题延伸到各个文化领域。自由派和左派都会发生分化。希望我与王先生的讨论能够符合这一趋势，促使自由主义与寡头主义划清界线，促使“左翼”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共同走向爱国主义和新社会主义。
三，以“大国”立论的另一个积极意义，是首先承认国家利益的现实存在。
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其出发点不是资本逻辑而是国家安全逻辑。风行中国15年的新自由主义不承认中国国家的合法性，认为只有资本控制和民主选举的政府才有合法性，在民主化以前不能谈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产业，人民福利，甚至宏观调控也一再被批判为“恢复计划经济”。他们尤其否定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期的合法性，只要能够改变“毛泽东式的集权”，怎么搞都可以，搞成权力――寡头――买办社会也可以，经济崩溃也可以，台湾独立也可以，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建立“新制度，理想社会”的代价，他们甚至到数学找根据――叫作“次优”。
国家要素包括领土，主权，人口，文化和政府。政府好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因为政府体制有缺点就否定国家利益。政治学, 法学和社会学可以批判国家体制，但国际关系学和地缘政治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
其实，我们判断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证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如不能保证就丧失基本合法性。民选与否当然很重要，其作用是：当政府不能保证国家和人民利益时，人民可弹劾之。在本质上，要求民主和维护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以国家安全否定民主是错误的，以民主名义否定国家利益也是错误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实践的突破，要把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民主从维护国家利益开始，比如对台湾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对WTO在人大公开辩论和表决，民主主义必然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卖国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是压迫大多数人民的，怎么能够喜欢民主呢？
1995年中国自由主义右翼达成共识，把自由与民主分开并且抛弃民主，片面追求形式自由而不顾实质自由，以效率否定社会公正，甚至鼓吹以效率高低改变产权归属。从乡镇企业到国有企业推行权力资本化，经济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与权力结盟。在2001——2004年党和国家最高层权力过渡期, 一个以MBO 为幌子, 以部分地方政府, 国企负责人, 管理机构与金融骗子为动力的, 全面权力瓜分国有资产的局面已经形成。只是由于偶然事件被揭露, 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
四，我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权力资本化所形成的精英联盟，必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并走向买办化。
我的预言在2002年成为现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借修宪保护私有财产之机，提出“赦免原罪论”、“神圣不可侵犯论”, 企图为权力资本化直接争取合法性，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来源。修宪结果是把公有财产“神圣”去掉, 实现了“公私财产对等”。
想直接推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暴富阶层争取合法性是不容易的。于是以”开放”名义走买办化道路就是权力资本发展之必然，但是这样以来，也就毁灭了民营资本自身。
中国即将发生爱国主义与买办主义的大辩论. 其社会背景是:
——加入WTO 对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冲击。
——以张维迎设计北大教改方案为代表的文化买办主义，由于大学生泡膜的破灭，加速事业单位改革，知识分子进一步分化，大部分向左转；
——经济严重依靠于国际市场，。国家安全形势日趋严重。
我们的目标是把辩论纳入爱国主义框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盲目与国际接轨论”、“静态比较利益论”、“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论”、“国家不能干预论” ，帮助民营资本认清自己的弱者本质，联合起来要求国家保护，反对跨国公司贿赂政府加剧腐败，实现向民族资本的提升。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制之争，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加工链条实现与民营企业结合。在国内外市场连通，国内外资本全面竞争的背景下，争取国家产业技术结构的真正升级。真正技术升级不能依靠外资，而是依靠以国防为中心的国家战略产业。国家不必过分强调企业国有，而应把控制重点放在非股权控制方面。
我们从逻辑上导出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国家安全为中心进行全面战略调整的必要性，设立假想敌人的重要性。
我们的目标是确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爱国主义目标，重塑“新的改革开放观”，与已经蜕变为“权力——寡头——买办主义”的假改革开放观划清界限，揭露和否定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误导。
五，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可以包括基本理论和调整战略两个方面。
基本原则是:
——确立国家与民族崛起的基本目标。
中国崛起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现代化民族国家，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在世界发挥重要作用。绝不能在经济繁荣中丧失警惕性，走入依附性的“拉丁美洲化”歧途。新的大国崛起是要受到世界现实利益格局的打压和遏制的，无论中国采取什么体制都是一样，必须以综合手段冲破这种打压和封锁，特别要警惕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破坏，不受国际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误导，在关键时刻敢于和国际强权势力摊牌。
——选择中国崛起的基本方式。
大国崛起的传统方式是科技革命，体制改革和战争，部分国家以和平方式崛起取决于特殊的国情和国际形势，有的以主权为代价，有的在经济上依附于人。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和理论，争取和平崛起但不放弃武力，特别不能贬低国防的重要意义。即使中国有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是以可观的国防力量，独立的技术体系和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
所谓 “霸权禅让论”鼓吹向国际霸权妥协甚至做帮凶，断言挑战国际霸权必败，已经对国家战略产生了消极影响, 应该肃清其流毒。
——采取综合一体化的手段。
在虚拟空间高度发达并且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安全已从传统领土安全扩展到综合安全，战争从常规军事战争扩展到科技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上升到国家民族和文明层次，而涵盖了科技军事金融和媒体关键部位的虚拟空间，将成为竞争和冲突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崛起的不能从单个个人和企业出发，必须是个人，家族, 企业，国家和民族的有效整合，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手段并用的长期奋斗过程——这是新爱国主义产生的基础。
我国新安全观包括主权安全，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
国家享有主权，包括独立权，管辖权，平等权，自卫权。国家综合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信息安全等等。经济安全是国家综合安全的核心，因为和平时期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对外依赖性应该适度，经济命脉不能被外资控制，外国势力不能干政，宏观经济运行要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从经济安全派生出来的信息安全非常重要。军事安全仍旧是国家安全的支柱。
六，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与安全脱节。
开始是以经济增长代替安全，“安全” 二字甚至成为禁区，谁谈安全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科索沃战争以后国家安全形势日趋紧张，从炸馆，撞机，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逼迫朝鲜；日本武装和台独嚣张，促使安全讨论成为热点。但是，安全口谈安全，对经济不入门，单纯军事观点，片面安全观点，缺乏综合性和预见性。许多人简直就是在猜测美国的态度。而绝大部分经济战略，完全以资本逻辑为起点和终点，只考虑利润和GDP，毫无安全概念。其假设前提就不牢靠。一个明显的战略错误就是不存石油存美元，等到我们计划扩大石油储备的时候，价格已经从每桶15美元上升到55美元!
25年的资本逻辑洗脑，即使是爱国者也相信“先经济后国防”这一套，殊不知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有利于 “权力——寡头——买办”形成的，社会财富越多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经济发达了, 寡头们势力也强大了, 他们进一步削弱国家安全, 结果是：GDP越高越没有国防，两者未必正相关。历史上GDP 低, 文化落后的小国打败高GDP，文化先进的大国，几乎是普遍规律。中国宋朝最为典型，经济自由且腐败，繁荣但限制国防，如果没有敌人, 已经是世界超级大国，可惜假设前提错了，宋朝覆灭是中华文明下坡路的开始，1840年以后一系列战败使文明陷入谷底。文明的复兴来源于抗日战争和以后一系列战争的胜利。
国家崛起的根本标志是对外战争的胜利，是国防高科技的强大，而不是消费和福利的提高，尤其不是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两极分化。即使是“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也没有消失，只是转变形式而已。竞争的本质是冲突而不是交易，结果是单赢而不是双赢——经济学主流派的误导实在是太多了。
大国战略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可以自成体系，对外贸和外资依赖程度低。而中国似乎采取小国战略，对国际市场依赖太高。即使没有台独和战争，发展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资源远远不够。经济上依赖国际市场而又没有强大国防，这是国家安全危机的根源。
树立独立发展理念，打破对“全球化”和“与国际接轨”迷信。
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在“地球村”里民族国家已经没有用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为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的穷兵黩武和限制移民使我们认识到，原来以“理性人”为出发点的资本逻辑所描述的“全球化”，只要求发展中国家给发达国家以资本流动自由，而发达国家却不给发展中国家以移民自由，以资本权偷换了人权。新保守主义倾向于以武力推行自己价值观念，在国际范围内以专制取代民主。他们的自由理念，总离不开一个强权者来确定自由的社会条件和规则。所以，中国不能盲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念。
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要解决世界1/5人口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问题大多数都带有世界性，中国的特殊性往往带有人类普遍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和学习，融合和交流都是相互的，不能单方面谈中国与国际接轨和融入国际社会，更不能不顾国情不惜代价照搬发达国家标准，犯历史上王明那样教条主义错误。
要为“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国家定位。中国对外开放不能放弃国家保护，只能改变保护的形式。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府和军队，在国际霸权和国际资本面前都是弱者，因此需要国家的保护和整合。国家不是为国际资本服务的，应支持民族企业介入国际竞争，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保证基本竞争地位。
确立国家安全的底线和国防地位。国家安全的底线首先是传统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概念，然后扩大到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各个方面。
开放的市场经济要求“大国防”概念。与自然经济讲生存权不同，市场经济讲发展权，并将国家安全边界扩展到领土边界之外。以马六甲海峡为中心的制海权是国家安全的中心，未来中国崛起的要害是“角逐马六甲”。保障国际贸易通道，应以此为目标发展中国的海陆空天力量。
市场经济和资本要求市场与资源扩张，16亿中国人进入小康社会需要占用相当份额的世界资源，或者大批向海外移民。如果没有能力达到，中国人只能是少数强者占有稀缺资源，这是两极分化的深层原因。中国已经有条件把经济力量向国防力量转化，开始新的“国防优先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期。如果周边紧张，则需要优先发展国防。巴基斯坦阿富汗；朝鲜半岛；马六甲海峡是中国传统地缘屏障，属于中国安全边界，必须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力量能够达到。
全球化条件下军事力量应该保卫国家的发展权而不仅仅是生存权。国家安全不仅是生存概念，更是发展概念。与自然经济的国家安全观念不同，中国国家安全应是维护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概念；国家安全应从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政治经济利益安全；外交和国防应从独守家门转变为积极进取；从制陆权为主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以现代信息高科技为主导的制海制空权。中国已形成强劲发展的生产力，未来5年世界经济萧条，大量过剩资本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强供给能力，使供求矛盾更加突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并维持海外市场，没有这两条，市场经济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终将因为没有出路而崩溃。任何大国的高速全面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本国资源。在国内能源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水平的历史阶段，空谈什么“立足于国内开发，多元化能源战略”等等，实际是回避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或者使用国内高价能源以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国民消费水平，或者打破美国封锁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廉价能源。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海权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美国海上霸权发生冲突。
正确估计未来20年安全形势。
美国制造的“民主和平论”, 说非民主国家经济强大了必然侵略别人，这是美国蓄意制造假想敌，制约中国国防的战略谋划。在理论上说，对外战争与内部民主与否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一基本历史常识。一再制造中国大陆将主动进攻台湾的舆论实际上，就目前大陆状况而言，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我所担心的恰恰相反，是台湾独立势力利用我们的弱点悍然独立。形势的判断相差如此之远，不可不讨论清楚。
中国目前是什么形势?
——经济的繁荣消磨了中国人的斗志，一个时期的“韬光养晦”，使绥靖主义思潮滋长蔓延。趁机发迹的“精英阶层”，本来也没有多少文化底蕴和尚武精神。在许多“高层智囊”会议上，我们大量听到的是如何合纵连横，把祸水引向他人，如何投机取巧搭便车，缺乏大国思维和大国战略。
——鼓励奢侈消费而贬低诚实劳动，排斥富国强兵鼓吹短期行为。据他们说世界变了，中国国家安全可以依靠美国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国为他们提供市场和赚钱机会，在价值取向上“靠拢主流”就可以了，发展国防不但打不过人家，还会刺激人家遏制你的发展。废除武备不会带来强敌外侮，而是一个永久和平与发展小康社会。
绥靖主义说中国有20年发展机遇，是因为美国20年之内反恐，不会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具备国际眼光” 的那些精英，其实也离不开僵化过时的“经济决定论”，他们鼓吹中美经济互相融合与依赖，鼓吹中国拿一亿条裤子去换美国一架波音飞机；他们假定美国是一个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坚持意识形态的国家，假定美国理想主义是假的，现实主义是真的，而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只要中国以丧失自己的航空制造业为代价，每年购买美国几十架波音飞机，就可以依靠或者利用美国来制止台独和日本军国主义。这种分析只能是一种预测，一种可能性，而且极不可靠。绝对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于他人。那些把美国看成人类救星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又把美国看低了。日本正在从经济动物向政治军事动物转化，而美国从来就是意识形态挂帅，并且设立假象敌人最为成功的国家。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又在大洋彼岸，是最安全的国家，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来不这样讲，他们的“威胁”名单越来越长了。
九，设立“假想敌”是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关键。
我们应选择“树立假想敌”的预测方式，在台湾和日本问题上绝不让步，在关键时刻敢于对抗美国。只有如此，邻国才不敢追随美国，而美国就无法遏制中国。
“国无敌国外患，国恒亡”，中国许多弊病都源于此。应重新解释“和平与发展”，和平是目标而不是现实，不能不惜一切代价求一隅偏安，争取和平的最有效手段是发展国防。以备战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偏安则和平亡，中国不仅不能崛起，反而被台独势力逼到 “不外战就内战” 的境地。
与“制度决定论”迷信不同，我认为必须注意制度与战略的互动关系，关于安全的战略假设可以决定制度变化的方向。不存在单一的，绝对的制度改革大方向，说全世界必然走向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走向东方文明或者西方文明，国有或者私有产权最优越之类，都是直接发展历史观，只是一种假设而已。不同制度有文明循环和现实发展阶段的背景，有互相融合互相学习，也有互相竞争和冲突。毛泽东“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其实是为了推行军事工业化和计划经济的一种战略假设，何为因何为果？我看是互为因果, 而战略假设是逻辑前提。所以当我 26岁上大学那年听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题”的时候，就认识到他是先改变战略假设，才可能推行市场经济，出口导向，沿海优先，利用外资，先经济后国防，军队要忍耐等等这一套战略。25年的现实符合了邓小平的假定，所以中国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就。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也与没有假想敌人息息相关。内部问题如果没有外部敌人的假设, 是很难解决的。
关于中国未来30年战略的焦点，就是如何假设安全环境。“20年战略机遇期”之说有什么根据?无非假定美国的主要敌人是恐怖主义，中国不必改变25年以来的假设，通过经济融合与韬光养晦，争取和平实现小康。问题在于如果假定错误，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宋朝的教训值得汲取。
我认为未来战略应该设“假想敌”，那就是台湾独立势力与日本右翼，假设他们能够成气候，背后是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对手关系，所谓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只存在于1971——1989年苏联占领阿富汗到瓦解这段时期，历史上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这种关系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但根本上是地缘政治关系。恐怖主义就其手段来说是全人类的敌人，而不是美国的敌人。亨廷顿把它归结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种误导。在9.11以后他改口说，这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如果真是后者，那么恐怖主义就不仅是美国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敌人。中国怎么会有“20年战略机遇期”？美国是以反恐为名占领中东，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其威胁中东朝鲜和台湾，本身就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是中国人战略思维的退化, 这也是经济思维的负产品。
假设有敌人，才能够优先发展国防，才能恢复信仰，激发爱国主义精神，才能遏制腐败，所谓“先进制度” 才能真正起作用，才能有强大的国家和政府，而不是被金融寡头操纵的政府，以承担一系列市场经济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美国的经验，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能够向美国学习?
十，2009年发展与安全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平均年增8%，90年代9%，21世纪前10年可达到8％，基础设施能力有很大提高，国家外汇储备创6000亿美圆高峰，可通过进口缓解通货压力。人民币还有20-30％上升空间。2009年以美圆计算GDP可提高1倍超过日本，人口14.8亿，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
总量膨胀，财富增加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如果财富分配如果失衡，中国发展前景面临巨大风险。经25年改革开放，中国出现多方面不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国防和公共教育卫生发展不平衡；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可持续发展不平衡；经济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不平衡；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阶层发展不平衡；经济与思想文化不平衡。失衡的核心是新增利益和原有利益如何在社会各集团之间，在局部和整体之间，在眼前和长远之间分配，在国内和国际之间分配的问题。只有调整利益格局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条件。
不平衡发展在一定发展阶段是必须的，只要能够及时调整就没有问题。但是“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任何发展模式都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它们会反对调整，使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经济表面繁荣背后积累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因素。
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已经出现并将继续恶化以下问题：需求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严重依赖于进口；国际跨国公司控制我经济命脉；腐败蔓延降低政府能力；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加剧；权力资本恶性膨胀并有买办化趋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等。以上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经济与社会不安全。当内部矛盾激烈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买办化来维护自己，绝无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言，这就会导致中国的现代化利益大量流失，最终结束经济增长，陷入长期的半死不活的危机之中，这样的经济结构就是不能打仗的结构，怎么会威胁台湾或者亚洲?
在发展与危机并存的条件下，关键是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把迅速膨胀的财富用于国家民族需要的长远发展方面。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需要以国家安全为核心，取代“理性人”（即资本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原则，以统帅全局性的利益调整。而没有假想敌, 就不可能进行利益格局调整. 中国的崛起倒是可能被人从遏制到扼杀。
十一，以战略产业为主导实现所有制改造与产业结构升级。
以“国家战略产业”为主导，超越“维护国企”和“私有化”之争。特别防止少数人利用权力侵吞国有资产，防止跨国公司整合国家战略产业。要以动态比较利益为理论指导，以国家鼓励和国家控制为原则，发挥市场经济与对外开放的作用，确立独立自主战略产业的发展, 包括核，航空，航天，电子，常规军事武器，战略能源原材料储备。
在航天技术突破以后，关键是发展国产大飞机。要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长期发展航空航天事业，财政开支差旅费全部搭乘国产飞机。中国之所以有条件这样做是因拥有最大的国际航空市场，要利用国内市场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品牌。
经济发展战略，防止经济依附性过强，否则无法承受西方封锁与制裁，中国会丧失外交利益。要发展独立自主的高科技与知识产权，注重虚拟空间斗争。防止国内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与买办化，防止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并影响政策与政治。实施内部需求为主导的政策，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进口能源原材料与高科技，把借给外国人运营的中国国家外汇资产变为国家实际能够控制的人民币资产，如石油粮食科技军事储备等等。
在经济与国防的关系上，要对国防进行补偿性的投入。毛泽东时期造原子弹功绩不可抹杀，邓小平“先经济后国防”的标准是国防经费占GDP的5%，而现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国防经费不足2%，再说没有钱，让军队“忍耐”，实在没有道理。高科技的主要部分与国防密不可分，这就是美国维持每年4000亿美元，比中国高10倍军费的道理。
十二，民营资本重新定位，上升成为民族资本。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得到政府的重用和传媒吹捧，极力鼓吹静态比较利益，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又鼓吹技术已经成为流动要素，可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企图毁掉中国独立自主的高科技，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中国民营资本如果要发展就要重新定位，重新选择理论代言人。首先应该定位自己是强者还是弱者。前25年选择新自由主义路线，是由于发展的需要。那时有国家保护，企业家迅速崛起，相信弱肉强食这一套，反而批评政府干预。现在政府不干预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勾结外国资本吃掉民族企业，后几年中国腐败可能加剧到不可想象程度。国际跨国公司行贿操纵政治和政府的手段远高于中国民间资本。以后腐败的实际作用就是政府权力和跨国公司资本结合起来吃掉中国民间资本。
中国民间资本现在应该发现自己是弱者，弱者信奉新自由主义就是信奉吃掉自己的理论。民间资本要上升为民族资本，要求国家保护，这是中国未来民族资本想存在的经济思想，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新社会主义，要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后几年中国民营资本的前途在于自己的选择：是争取国家保护，还是作国际资本的附庸？
十三，文化安全的关键是重建信仰。
300年来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压倒谷底，是因为我们在战争中败于西方，因此精英层思想和价值取向是追随西方，每逢改革潮流就批判孔子。他们一整套世界观，从庸俗进化论，直线历史观，西方普适价值观，西方文化中心论，科技至上论，自由市场论，自由选择论，历史虚无主义和盲目接轨论，在改革初期起到积极作用，在90年代走向反面，纳入新自由主义轨道，填补中国意识形态真空，起到了瓦解国家民族的消极作用。
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应该树立新的文明，这就是以孔子——孙中山——马克思——毛泽东为线索的中国文明，同时能够吸取西方先进的文明。对于西方的学习只能够停留在技术和制度层面是由于，信仰系统无法移植，说全盘接轨等于不要信仰体系，先进制度最终不能建立起来。中国需要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 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民族信仰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能不能克服既得利益集团误导，克服权力资本化买办化倾向，是关键问题。因此，需要新的一次“拨乱返正”，彻底揭露和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树立新的改革开放观和科学可持续发展观，在假设外部敌人的前提下，彻底清除腐败以增加政府能力，扶植战略产业以参加国际竞争。如继续遵循新自由主义路线，那么国内金融危机和台湾独立就可能发生，许多国家和文明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间衰败甚至瓦解的危险，在中国也不是不存在。历史有自身的规律, 但自己的道路总是自己选择的。中国人又一次在选择自己的命运。衰落还是崛起，有时就在观念的选择。
期望与王先生以及80年代共同参加过改革开放的朋友们，有一些真诚的对话，象我们曾组织过的“思想讨论会”，有符合逻辑的澄清，真正的批判和反批判，少一些学术陷阱和话语霸权。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辩论的思想境界。两人互相点名批判十分激烈，但对对方的人品与学问都十分尊重。期望王先生的加入能够积极促进中国思想界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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