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是怎样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激流按：斯人已逝，争议犹存。李泽厚在他的名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说，并对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自由主义思潮借新启蒙叙事兴盛起来。本文是1990年的旧作，对李泽厚的新启蒙说提出不同看法，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李泽厚

　　李泽厚同志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一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以下简称《启蒙与救亡》)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救亡压倒启蒙”说。他要论证这一观点，就必须从根本上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否则，这一全面颠倒中国现代历史的论点是无从说起的。那么，李泽厚是怎样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呢?

　　《启蒙与救亡》中，李泽厚首先把新文化运动与爱国反帝运动割裂开来，把五四运动论定为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此文开宗明义就写道:“‘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页，以下凡引书文字，只注页码)然后，他紧接着就把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所提出的“六项主张”，拿来作为对新文化运动性质论断的权威根据，他说:“在《敬告青年》这实际的发刊辞中，以中西文化对比的方式，抨击了各种传统观念，提出‘六项主张’，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即是不久后提出的‘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先声。”(第8页)“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面西化，在近代世界史上也是极少见的现象。这个运动就其实质说，至少在其发展初期，却只是上一阶段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历史工作的继续。……就是用‘西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反‘中学’(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第8页)。不同之处只是在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激烈的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第8页)。因此这种“新”也就只是体现在“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第11页)，体现在“这时先进的知识者整个兴奋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是集中在文化上了”。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上得到证明;而陈独秀也“曾明确地宣称，他办《青年》杂志，‘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以此要求与当时其他一些报刊明确区别开来”(第11页)。因此，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的，只是由于“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不久，就碰上了救亡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才“很快合流在一起了”(第13页)。

　　这就是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一文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基本解释和论断。从他的这些阐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三点，一、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旧民主主义化了，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论定为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来彻底反对和否定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二、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非政治化了，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论定为是与当时的爱国反帝、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没有内在本质联系的纯文化运动;三、他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非群众化了，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论定为只是一部分“纯粹近代知识分子”(按照李泽厚的观点就是指非从事群众革命运动的职业的教授、学者)办杂志、写文章，高踞于群众之上并向人民群众进行启蒙的活动，“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第11页);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斗争实践与这种启蒙运动是具有不同性质、不同方向的运动。总之，经过李泽厚这番解释和论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变成了只是一部分“纯粹近代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来启封建之蒙、改造中国国民性的纯文化运动。我认为，这种解释和论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李泽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来反对和否定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这不符合由五四前旧民主主义启蒙运动转变为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历史事实。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陈独秀在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杂志为标志(原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第一号(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最初由陈独秀自己主办，到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成为主要撰稿人(参见彭明:《五四运动史》，第131—133页)。《新青年》这些编辑部成员的政治思想虽然是很不一致的，但他们共同的指导思想是进化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主要是以西方的这些资本主义文化思想为指导来倡导科学和民主，反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他们共同的政治理想是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从而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由此可见，他们在那时都是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连李大钊也是如此。他们进行文化启蒙高举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旗帜。这些事实表明，五四以前的文化启蒙运动在接受十月革命影响之前，其性质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的，那时的所谓新文化，仍然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在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之后，具体说就是从1918年下半年之后，其性质开始发生转变。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使一部分最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看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认识到在新的时代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于是，他们逐渐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在这方面，伟大的先驱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在1918年下半年和1919年初就连续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1日)、《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11月15日)和《新纪元》(1919年1月1日)等。在这些论文中，他赞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他号召中国人民对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明显地表现出主张中国应该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思想，初步确立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

　　正是因为有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由此而产生了一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所以，当着段祺瑞政府的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后，中国的爱国学生们就主要是在这种文化思想背景下，在这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影响下，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而通过五四运动，中国的新文化，就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性质向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转变，即变成了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他接着义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658—659页)

　　因此，即使从文化启蒙的角度看，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对新文化的理解和宣扬，在阶级倾向、政治方向和启蒙目的上，也是有着明显的，根本的区别的。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介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武器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教育和促进人民觉醒起来、团结和组织起来，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并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急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则主要是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论、人权平等学说和个人主义思想等，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则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反帝反封建，而是企图通过引进资产阶级的某些学说和思想，来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改良。他们倒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所以，他们最终也只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绊脚石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对象。

　　李泽厚采用实用主义态度和以偏概全的手法，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截取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情况，作为总括和涵盖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全貌的东西，人为地掩盖和抹煞五四运动时期在文化启蒙上的不同阶级内容和政治方向，企图把以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排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之外，这只能表明他自己已完全站在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其次，李泽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作和论定为与当时爱国反帝、救亡图存的政治运动没有内在联系的纯文化运动，是不符合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和实际表现的。

　　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之初诚然讲过“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话，他当时也企图在实践上这样做。问题是他的这个办刊方针本来就是错误的，因而在实践上也是做不到的。新文化运动即使在初期，其宗旨也主要是政治性的问题。它虽然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但在这两者之中，主要内容和主要方面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是鼓吹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争取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这本身在当时就是最大的政治，因此是不可能不涉及到时政的。当时的时政，就主要方面而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北洋军阀依靠帝国主义支持搞封建专制统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封建专制统治，因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如果文化启蒙不涉及和批评这些现实政治问题，就会成为没有针对性的空喊，就没有现实的积极意义。正因为这样，所以陈独秀本人很快就觉悟到他原来提法的错误。他在1916年2月发表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就承认:“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抉择政体良否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7页)而待到文化启蒙运动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文化启蒙运动就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特色。由此可见，李泽厚抓住陈独秀那句“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话，大加发挥，并由此论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没有关系的，纯文化才是它的真正本质，后来它与政治问题搞到一起去了是走上了歧途，不仅根本不符合当时文化启蒙运动的实际，而且是别有用心的。

　　在发生五四运动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反封建的文化运动与爱国反帝的救亡运动能够完全割裂和对立起来吗?不，不能割裂开，更不是对立的。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家贫弱落后的状况是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者共同造成的。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的封建势力，不仅结成了政治上的而且也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联盟。帝国主义列强要达到侵略瓜分中国的目的，各自就要在中国内部找到为他们效力的政治势力。当时各帝国主义列强找到的这种势力是互相争权夺利的各系军阀。中国的各系封建军阀要实现争权夺利的目的，则要投靠一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靠卖国活动换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这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结成的反动联盟。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对中国人民宣扬奴化思想，而且支持和维护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因为中国人民越受封建思想的愚弄，对他们侵略和奴役中国就越有利;封建势力不仅继续鼓吹尊孔读经，维护和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而且欢迎和支持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奴化宣传，例如，帝国主义列强派往中国来的传教士所宣扬的“在现世受苦赎罪”、“勿抗恶”等宗教教义，对维护封建统治就是极其有利的。在这种现实状况面前，中国人民要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怎么会不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联系在一起呢?而要救亡图存，谋求民族解放，如果不反对和推翻投靠帝国主义、卖国求荣的封建军阀势力，这一目的也是万万不能实现的。

　　事实上，当时从事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是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而走向民主主义的，其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又由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像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乃至于鲁迅等都是这样。他们都是早在学生时代，因为痛感列强横行，国家危难，人民贫穷落后，从而发愤献身于救国事业的。因此，他们一开始进行文化启蒙活动，就是把反对封建统治(包括文化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把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同谋求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作为不可分割的战斗任务来对待的。五四运动宣言中所提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战斗口号，就鲜明地表现出这个特征。李泽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非政治化，采用人为割裂的手法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本质联系一刀斩断，其用心就是要为他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张目，从而达到否定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的目的。

　　再次，李泽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非群众化，即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论定为只是一部分“纯粹近代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向国民进行文化启蒙、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性的一种运动。这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严重的曲解。

　　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其显著的历史特点之一，就是与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的内在本质联系和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大众化方向。同时，这种新文化还具有为工农群众易于接受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风格。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文化主张和活动，就初步地同时也是明显地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基本特征。

　　其一，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明显地表现出了代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的特点。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发表的《劳动教育问题》中指出，人民民主主义的精神，“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李大钊文集》<上>第633页)李大钊这些论述明显地体现出了新文化要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精神，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大众的方向。

　　其二，在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是力求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而且这种结合是日益发展的。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初步地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均见《李大钊文集》<上>)中明确表明:(一)他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用以为实际的行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研究怎么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三)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当着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并迅速发展成为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与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直接结合起来了。在五四运动发展过程中，《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湘江评论》等刊物及时地发挥它们宣传、动员、组织和促进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的作用，而革命群众在斗争中也最能及时地掌握和实践它们所宣传的思想和主张。在五四运动后，各地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又创办了许多旨在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报刊，创办了许多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平民学校等，这是新文化运动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实践进一步结合的表现。

　　其三，在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再一特征，就是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并开始实践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认识明显地表现在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发表的《庶民的胜利》、《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和《“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等论文中。例如，他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李大钊文集》<上>，第649页)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既阐明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表明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不是一方只做启蒙者、教育者而另一方只做被教育者、被启蒙者的关系，而是两方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打成一气、共同战斗的关系。

　　在五四时期，由李大钊所团结和教育起来的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已经开始在实践中探索着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和具体形式。其中，“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学校(日校或夜校)和各种补习学校，是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一种普通形式。”(《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460页)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一方面向工农群众学习，另一方面在工农群众中传播新的文化思想，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邓中夏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所从事的工运工作，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地区所进行的工运工作和农运工作，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李泽厚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纯粹近代知识分子”只能是工农群众的启蒙者、教育者，工农群众只能是被他们所教育和改造的对象，这充分暴露了他的精神贵族式的唯心史观。

　　综上所述，李泽厚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加以旧民主主义化、非政治化和非群众化，这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面曲解，是很不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实际的。他的目的是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人民革命割裂和对立起来，与社会主义道路对立起来，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从而很方便地去宣扬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和所谓“转换性的创造”(即“西体中用”)的观点。这是不能不予以揭露和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