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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双十一开启！”
有没有觉得有点搞笑？
11月11日的活动，竟然提前二十余天，明年是要提前一个月吗？
那什么时候开始，资本会包圆全年、“天天购物日”呢……
除了周期拉长，更令人咋舌的是10月20日当夜淘系两大头部主播李佳琦和薇娅一晚上的直播战绩：李佳琦销售额破百亿，单品最高销售额1.67亿；薇娅销售额也达到了82亿，俩人一夜的销售额加起来超过了4000家上市公司的全年营收。
去年，某龙头财阀双十一实时成交额在半小时内突破3723亿，整个活动期吸引超过8亿消费者、25万品牌、500万商家共同参与……没想到今年的热度和数字比去年更恐怖。
一分钱没花的我忍不住问一句：中国人这么有钱吗？
我之前在房产税的文章才提到，从消费的角度看，今年国庆，出行人数的体量已经达到2019年（疫情前）的90%，但是旅游消费却只达到60%。
中国老百姓可支配收入的规模只占GDP比重42%，最多数的群众其实真的哭穷啊。
提前预售的玩法倒不算财阀即时的创新，早在2013年就开始，今年已是第九个年头。
仅仅一个24小时已经是不够让那帮资本割菜，狂欢日变成了狂欢周，狂欢周又变成了狂欢季。
预售的锣鼓声就是在提醒你：盆友，该花钱了。
昨晚的推送音又是在提醒你：盆友，该付钱了。
“先抢再付尾款”的方式，也让用户被深度捆绑在财阀打造的消费场景与购物池中。
迫于近两年来基于强大算法和社交流量而奔涌出现的新电商（快手、抖音、拼多多）的威胁，某老牌电商财阀早早打出“与双十一同价”的口号，将一部分商品提前做了折扣——这部分就早早被先结账、先成交，等于是百米赛跑中的抢跑。
买家始终是被制造消费欲望的卖家所引领的，双十一也不再是一年中的某一个24小时。
该财阀甚至公然呼吁“提前收快递的快乐要来了！”，庞大的网购群韭们也应声而舞、兴奋异常地抱着马粑粑馈赠的花呗增额，疯狂剁手。
以去年同样从10月下旬就开始的双十一为例，到去年11月1日进入“尾款人”状态时，便如愿迎来了第二波小高潮：日活用户规模达到6.81亿，比2019年增长了39.7%；双十一当天的日活用户更是高达7.89亿，比2019年增长24.0%。
对此效果，去年在做双十一销售数据总结时，资本家们直言不讳：“更长的销售周期为商家带来了更多的生意机会和更大的销售爆发，更丰富的供给也满足了数亿消费者更加多元的消费需求。”
于是，今年如法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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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去年长达二十天的“狂欢”时间里，还是今年同样已开启了十余天的又一度“狂欢”期，我们如约见证了数据疯涨的资本成绩——以及，朋友圈里的小姑娘们以“参与狂欢盛会”为荣而晒出的九图下单截图，并配文“又省到了！”
省到了吗？数据会不会骗人？
不好意思，还真没准。
直播抢货的场景非常微妙，在一阵阵惊呼“怎么又没了！”、“这抢得也太快了”中，我当时很恍然的错觉就是：这和以前超市里吸引大妈们的“鸡蛋一毛钱一斤”、“大葱两块钱十捆”然后引得一群大妈蜂拥而至、挤得拳脚相加、抢得面目狰狞……好像没有任何区别。
结果，弄了那么多鸡蛋和大葱等打折品回家，根本吃不完，大概率最终的结果是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
同理，绝大多数消费人群在所谓“购物节”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很耐人寻味。
疫情之下，如坐针毡的食利阶层一不满足，麾下的宣传机器和算法部门便立刻开动阀门，满大街挥洒着优惠券：来来来，都给我狂欢！谁也不许躲开！
资本需要韭菜们持续作战、长达半月的挑灯扫货，你若稍有遗忘，一个接一个的天猫商铺短信、财阀控股下的所有app开屏广告，以及准时到位的花呗增额，都会时时刻刻地敦促你：别停，马上给我消费！
恰如直播带货第一人李佳琦那句露骨的：“别睡，一睡几百块就没了”——他指的不过是优惠和赠品罢了，但是每一笔优惠背后的流量辐射边际以及实际层面的消费者时间成本，都不在李佳琦们以及资本的宣传范围内。
所谓“优惠”，是否真的优惠呢？
像雅诗兰黛某款粉底液，已有人算出：在薇娅直播间“买30ml送同款产品26ML”，加上美妆蛋等总价410元；而代购单瓶30ml价格258元——算下来，薇娅卖7.32元/ml，而代购价格8.6元/ml。
“瓶瓶罐罐一大堆”的盛景，加之“抢抢抢、一扫而空”的紧张感，在视觉冲击和心理自攻的双重层面里，万千少女无法不沦陷。
女拳别激动啊，天猫的大数据摆那摆着：直播带货的观看与消费，男女比例二八开。
自己想想，为啥运动品牌、电竞游戏类商品，对直播带货这种形式那么的谨慎……
下面这张电视剧截图，就生动描绘双十一优惠券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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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需要看到，财阀在去年的的双十一狂欢中就已然暴露出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来自于马云外滩演讲后的被敲脑袋（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也不仅来自于疫情的打击，更来自于对韭菜们荷包分量与消费欲望的不自信。
去年的双十一即“后马云时代”的第一个双十一，当天在所谓“继续打破双十一销售额”的当口，就有人爆出天猫销售额数据造假，其逐年攀升轨迹完全呈规律性的公式状。
其实，去年10月20日的李佳琦/薇娅的启动直播，两人的观看量亦是存疑，pv数和uv数的宣传完全是有选择的、可控的。
尽管当时财阀果断出手、全网删帖禁言，但“愈发割不动”的窘境还是藏不住，不论双十一晚会有多么歌舞升平。
每年的“双十一”，财阀自身设有买量/放量的操作团队，道理如同“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兑水”，把全站交易额精确控制在一个自己想要的曲线，这是最简单的ROI算法。
如果内部设了25%的同比增长，但是过了中期发现冲劲不够，那就按照比值加买流量，直到把缺口补足。
这种窘境，早在几年前的美国万圣节消费节就出现过。
2017年10月29日，在万圣节这个早就异化了的消费日里，个人理财网站“walle理财”曾推出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四分之一(26%)的美国人表示，意外金融危机是他们最担忧的金融恐慌因素，其次是失业(20%)、欺诈(11%)和糟糕的信贷状况(7%)。
由于低利率和工资停滞不前，美国人近年来难以储蓄，而工资水平几乎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
当年度的哈里斯民意调查还发现，在18岁至36岁的千禧一代中，近一半(49%)的美国人没有足够资金来支付500美元的应急费用（也就是说没有500美元的存款），而34%的岁数更大一些的美国成年人也表示有同样情况。
美国的万圣节购物狂欢惨淡遇冷，也就不难理解；中国这边的双十一数据造假+被迫加长活动周期，同样不难理解。
可以很直观的体会到，双十一已十几个年头，今年的双十一，是不是很冷？
原因大致有四：
娱乐层面，慑于宣传部与广电对各大卫视、视频网站“过度娱乐化”的敲打，往年双十一明星们赶场子式地加班汇演、、歌舞荟萃、爆炒流量，已经消失不见；
情绪层面，如今中国人的生活几乎已经被资本渗透得无死角、无底线，一年365天，天天皆可购物节，就算最爱抱着手机享受购物的宅女们，也没有了几年前那种“屯钱屯购物车等待双十一”的备战感；
现实层面，蚂蚁集团去年10月外滩风波后成为声讨焦点，上市计划被紧急叫停，业务方向和扩张势头均有所调整，往年常见的“花呗购物节临时增额”也逐步收缩和取消，“导致”消费者在狂欢节里的预算萎缩；
根本原因：近年来，群众穷了+风向扭转（揭露消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呼吁公平主义），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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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购物节“狂欢”时间无限延长，这不只是财阀平台自身，各个品牌方同样拥戴平台打造的加长版狂欢热浪。
去年双十一，共计299个品牌成交额破亿，相比2019年增加63个，其中15个品牌单日成交额破10亿。
很简单，它们都在双十一期间推出了新品。
这反应了品牌对双十一的支持，他们非常信任“双十一狂欢”这个概念对消费者的“洗脑度”，因而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天视为自己一年中的大发日。
这就再次印证我一直强调的：资本总是抱团的。
资本不但没有国界，在阶级边界面前，彼此就更是没有隔阂。
那么我想问：谁去关注无产阶级呢？
沉遁盛世中的纸醉金迷，会否有人在意那些霓虹下的蝼蚁……
进入夏季以来，随着各类购物节的开展，全国快递业务量激增，各地相继爆发快递员罢工事件：山东烟台、江苏苏州、陕西西安、重庆九龙坡等全国多个地区多个快递站点发生多起快递小哥罢工事端，原因包括快递公司滥罚款、欠发工资、站点老板和快递公司发生矛盾等等。
最终，在双十一前达到了声浪顶点。
其实，在去年的双十一前，快递罢工就已经掀起巨大声浪，只不过在新闻层面全数被压制。
去年九月初，湖北孝感中通快递网点因派送费一降再降，中通员工集体罢工；紧接着，百世快递南京江宁快递站点，被爆出欠薪三个月，快递员全员罢工。
一个月后，随着双十一活动的提前开启、快递量成倍数地增加，韵达、圆通的快递员也在不同城市的不同网点宣布罢工，许多消费者反映快递在运送途中停滞甚至消失。
最近两年来，各大快递公司竞相“打价格战”，但是战斗的矛头不仅是对准消费者（快递费增加），同时也对准了自己旗下的快递员。
从调查的普遍数据来看，六大快递公司的派送费这两年来普遍下降了0.1-0.2元/单。
别小看这这区区一两毛钱，这意味着快递员想要拿到不变的工资，每天需要多派送20-30单！
这就是为什么有调查机构的结果显示，快递员行业的日均工作时长已经超过程序员、达到了平均15.6小时/天！
要知道，这个数字还是均和了节假日、病假事等，所以在双十一等快递高峰时段，诸多采访调查的结果是快递员工作18小时/天都已是常态。
继续谈费用。
拿深圳某地的“四通一达”来说：
2015年派件费1.2元/件，人均派件110件/天；
2019年派件费0.7元/件，人均派件200件/天；
2021年派件费0.5元/件，人均派件250件/天。
快递小哥的工作量逐年持续上涨，但是单价却直线下滑，导致工作量和收入完全不成正比。
这还只是毛收入，菜鸟驿站、快递柜、部分物业管理处等通常会收取约0.3元/件的存放费用，更是进一步压低了快递员的收入。
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社》发布的《2020年全国快递员基层从业现状及从业满意度调查报告》揭示：超五成快递员月收入不足5000元，月收入超1万元的仅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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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可恶的是，快递员的“多劳”，换取的除了“少得”，还有“多罚”！
在六大快递公司的通用性制度里，一个客户投诉，意味着至少罚款快递员100元，无法在两小时以内解决，罚款上升至200元。
其中最狠毒的就是“服务态度”投诉，多达500元。平均每个快递员每月都会接到2-3个投诉，均摊下来，每人罚款都在千元左右。
在快递公司以罚代管的机制之下，客户的投诉常常畸变为公司为讨好客户以在同业竞争中获取优势和通过罚款变相敛财的工具。
面对投诉，多数公司的快递员既缺乏申诉权，又没有话语权，只能把无数委屈憋在心里。
快递小哥被压榨的结果是什么？是他们只能无奈的将被欺侮的恶果转嫁给消费者，即近来热炒的“快递最后一公里”问题。
很多人都在抱怨：“几年前快递都会送上门，现在竟然全部要我自己去快递柜取…”
2020年，快递服务总体满意度为76.7分，要比2019年下降了0.6分左右，总体满意度是3年内的首次下降。而在10家快递品牌中，圆通快递、天天快递、德邦快递的时限指标，排在了最后三位。
新闻已经不少见，就因为“快递不上门”，业主和快递员发生矛盾的事件层出不穷。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争吵最终息事宁人，其原因是快递小哥实在没有时间去吵架、忙着赶紧安置好如山的快递以快速赶往下一个收发点，所以干脆任由业主谩骂而不还口………
某些官媒则为此亲自下场，看似是在“为消费者发声”，实则根本不触摸根本原因、不触及核心矛盾，反而会加剧资本方与快递员群体的冲突、进一步加大快递员的工作强度。
局面若不改变，最终获益的总是谁？还不是一边压榨着快递员、一边收获着消费者“服务真不错”好评的快递公司。
资本，双向盘剥索利。
2012年底，国内快递业从业者数量为90万人，2020年为超过400万人——看起来增长的也不慢，但是进一步计算，在2012年，每个快递从业者每天承担的快件量为17.3个，到了2020年，每人每天要送57个快递。
相当于快递从业人员8年间，工作量增加了3.3倍多。
这就是资本的秘密：它不会听从社会“能不能多招点人”这种三岁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它一定会把用工人数（工资社保成本）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这叫成本控制，每一个精于完成这项工作的中层财务人员，在公司都是高薪。哼哼。
货拉拉跳车事件时，我关注的焦点就是：很多人在质问货拉拉平台为何不安装摄像头、不提高安全维护成本——可问题在于，在平台看来：“还不如等到死了人，我届时再赔个钱划算呢！”
此前的滴滴顺风车莫不如此。
包括汽车巨头福特公司，曾经有过内部计算，没有投入安全设备的话，公司因为赔偿事故遇难的损失为$49.5 million，而投入安全设备、修复安全隐患的总成本则为$137 million——资本果断选择了前者。
同理，快递平台、外卖平台等资本方同样不会“傻了吧唧”地多招快递员、外卖骑手、多发奖金、多缴社保……
它必须把骑手数量控制在一个成本量级内，既能让骑手不得不疯狂闯红灯，又能让闯红灯带来的死人风险被降到一个资本可接受的范围。
从法律角度来说，《快递暂行条例》规定：“未经收件人许可，快递员直接将快递包裹放入快递柜、快递代收点等行为将被视为违规。”
跟资本讲法律？资产阶级法权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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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屡屡与不送上门的快递小哥发声冲突，如是境况，其实此前我在评价外卖行业时的论述，用于快递是一样的逻辑。
包括去年曾轰动一时的“家长群之辩”、“家长承担孩子课后辅导”的争议——其本质都是一个道理：狡猾的资本，永远在挑动无产阶级斗无产阶级。
外卖平台将战火烧在了外卖员与消费者之间，快递公司将战火烧在了快递员与消费者之间，学校将战火烧在了教师与家长之间………
无产阶级内斗、打的彼此遍体鳞伤，而坐收双方剩余价值的，永远都是岿然不动的资本家。
甚至，如这位商家吐槽的，资本平台“三方收钱”：消费者多付餐费、商家少赚钱、员工被罚款。
无独有偶，2019年9月，印度爆发了外卖员罢工风潮，起因同样是Swiggy公司（印度规模最大的网上订餐平台）其配送费持续增长（消费者买单），但送餐工人每单的基础报酬却不断降低：从35卢比(合0.47美元)降至15卢比(合0.20美元)，缩减了一半有余。
其中，就有时间计算软件对平台制定罚款规定的内因。
当时在印度南部城市钦奈，罢工工人举行多次示威；印度在海得拉巴等许多其他城市，小型抗议也如火如荼。这些城市的罢工工人透露，公司不仅没有平息人怨，反而封禁了他们工作账号。
罚款机制的建立，是基于AI的发展，它会严格控制住成本范围内（确保资本增值的区间内）的用工人数（工资规模）和人均生产量（每天快递/外卖多少单）。
一旦有快递员/外卖员在派送时发生了超时（哪怕他们已经疯狂闯红灯、逆行、扰乱交通秩序），那么就会影响资本既定的增值——OK，那这份损失就必须由员工自己来承担，即，源源不断的罚款。
不止是印度，澳大利亚工人也在本月发出怒吼。
澳洲的三家大型快递公司的送货员曾计划在月底举行罢工运动，除非雇主解决他们在薪酬和工作条件方面的争议。
后来逼得Linfox、Global Express和Toll与员工达成原则性协议后，工会成员支持的全行业罢工运动才得以避免。
运输工人工会（TWU）正在推动其成员获得更好的工作保障，并限制澳大利亚企业惯用的“外包制”。
TWU表示，合同工的工资较低，这是雇主希望看到的，但长期雇员却面临更多的不安全感。
最近几周，StarTrack和FedEx的员工已经举行了罢工活动。
TWU认为，在COVID-19大流行和封锁期间，企业从创纪录的配送需求中获利，这些企业最起码需要满足工会的要求。
工会全澳秘书长Michael Kaine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业绩，这些公司应该是第一批提供工作安全保障和公平薪酬和条件的企业，以反映雇员在大流行期间的牺牲和努力。相反，他们把雇员推到了边缘，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合法的工业行动，在圣诞节需求激增之前打破僵局。”
相比于印度和澳大利亚，近段时间来最引发全球工人、工会瞩目的，无疑是韩国快递员工的大抗议。
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前，韩国的快递员们就已处于过劳边缘。而随着疫情加剧，人们持续居家，网上购物的激增登时把快递员逼到了崩溃边缘。
2018年时，虽然文在寅总统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从68小时削减到52小时、以确保“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休息的权利”——但是，快递员竟然被排除在了协议之外。
与之相对的，是韩国日渐发达的物流产业，韩国民众戏称他们的国家为“送货国”，有时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将饭菜送到营地、公园或家里，且订单起步价只有8美元。
韩国快递工会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21名快递员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而2015年至2019年韩国平均每年“只有”一到四名快递员死亡。
从2019年到2020年，韩国coupang公司的快递员及其仓库的工伤疾病几乎翻了一番，达到982起。
今年6月9日时，韩国全国快递工会的2000多名成员就在首尔综合物流中心举行过总罢工决议大会，要求改变快递员的过劳工作环境。
一个月后，快递员们又在首尔市中心集会，以抗议过度工作造成的死亡。
韩国Coupang公司快递员工张德俊因过劳而死，其父亲下跪请求调查
这些无依无靠的快递小哥，在旷工的日子里没有得到任何收入，且根据韩国的新冠卫生防疫条例，他们还有可能被逮捕………
作为对比，我国同样把“外包制”、“众包制”、“超时罚款制”玩得炉火纯青的美团、饿了么，不禁要呵呵一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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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弗曼说过：“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
在上述印度的送餐员罢工事件中，当时全印度信息技术雇员联盟在向送餐工人表达声援时，就对《人民快讯》表达过观点：“信息技术工人生产并维护着最终被用来剥削零工工人的软件。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劳动被用作这种用途。我们特别要反对用于限制零工工人收入的算法操作。”
钉钉、企业微信束缚着写字楼里的PPT纺织工，美团、饿了么、四通一达的收发记录仪监控着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的生命轨迹。
机器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节约劳动时间，而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
这并不是什么新潮道理，半个多世纪前，1960年我国就出版过一本《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里面就论述得明明白白：
今天我们“打工人”习以为常、资本家则日渐不提的八小时工作制、周末双休、福利制度，哪一个不是历史上那些工人阶级用生命用鲜血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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