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抵御外辱英勇牺牲的军人冷嘲热讽，对在外敌入侵面前贪生怕死的败类无半分反对，如此爱憎分明，只能有一个解释：唯恐中国军人英勇无畏，唯恐中国军人不怕死不崩溃，所以借一切机会打击军人士气，破坏军队军纪，公然在军人背后捅刀子——不这样，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罗昌平这类“公知”对军人的英勇无畏如此冷嘲热讽，却对以往对外战争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败类从无半分批判。这才是他们侮辱英烈的真正要害。
一
罗昌平污蔑英烈“傻”，是因为他们“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
第一，注意，“上峰”是国民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词汇，共产党从来不用。新中国诞生后出生成长的大陆人，习惯的提法是“上级”“领导”，而从来不是什么“上峰”。罗昌平在这里专门用“上峰”这个大陆人从不习惯用、在国民党和台湾极其普遍用的特有提法，只有两种可能：一，他是国民党或台湾的政治体系专门培训出来的，所以习惯成自然，“上峰”一词脱口而出。二，他对共产党的一切都绝不认同，自觉地刻意地从一切方面彻底划清界限，一切针锋相对拧着来，即使是很常用的名词提法细节都不放过——你叫“上级”，我偏叫“上峰”；你说是英雄，我偏说是傻屌。这是恨之入骨、势不两立的必然结果。究竟是哪种情况，只有请罗昌平自己清楚。
第二，罗昌平实际在宣布，要不傻，就得“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教唆前线军人怀疑上级领导的决策，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公然煽动一线军人拒绝军令抗命造反的行为。如果在战时，这种行为不用说马上可以定性为瓦解军心煽动叛乱的敌对行为，可以马上执行战时措施战场纪律，包括就地处决。如今虽非战时，但已经风云紧急剑拔弩张，加强战备巩固国防刻不容缓。在这种黑云压城的时刻公然教唆军人怀疑军令，居心何在？后果何堪？如此形势下没按惑乱军心煽动叛乱治罪，枪口抬高了岂止一寸？
二
罗昌平们不承认抗美援朝正义，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
罗昌平们实际提出了一个原则：中国的是非要由外国的情况来决定。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看问题的标准问题，其实里边的套路深了去了：外国的情况坏，那就是中国政府参与了不义战争，跟邪恶连到了一起，这样的政权还有什么合法性？外国的情况好，那就是中国政府拿中国老百姓的利益送人所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样的政府同样没有合法性。不管是哪种情况，结论都只能是一个：没有合法性，应与推翻，“颜色革命”——只要认同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自己的死亡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公知”的套路就是这么阴狠歹毒。
中国的是非归根到底要由中国的情况来决定。这是一个起码的大是大非大原则。凡不承认这个原则、以任何形式鼓吹中国的是非最终要由外国的情况来决定的，一定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定别有用心。对这类人，一切言词争辩都是多余。
看看现在的中国和抗美援朝前的中国，抗美援朝的正义性一目了然。
抗美援朝迄今71年。抗美援朝之前的71年是1879年。从1879年到1950年这71年中，中国遭受过战乱没有？而从1950年到如今2021年这71年中，中国大陆遭受过战乱没有？其他一切先不论，就看这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有，还是没有？战争，还是和平？——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再把这个基本事实略做展开：抗美援朝71年以来，中国大陆还有没有遭受过大规模外敌入侵？有没有割地赔款？有没有内战？有没有军阀割据？有没有匪盗横行？而在抗美援朝之前的71年里呢？——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吗？
不需要多高深的学问，有点常识就能看到一个基本的历史大轮廓：抗美援朝之前，中国是挨打挨打再挨打、战乱战乱再战乱、杀戮杀戮再杀戮、破坏破坏再破坏、沉沦沉沦再沉沦；抗美援朝之后，中国是和平和平再和平、建设建设再建设、发展发展再发展、强大强大再强大、崛起崛起再崛起。这两种基本的历史轨迹以抗美援朝为界形成一个巨大的U字，从一路向下转为一路向上。尽管某时某处或许有一些小插曲小逆流，但总的历史大趋势始终没有变。
对如此确凿明显的历史事实、如此鲜明的历史对比，如果还不承认，那言词争辩就纯属多余。
承认这些事实，就自然不免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泾渭分明的历史趋向的变化？
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
如此历史性转折，当然不可能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当然“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既然中国的宏观历史走向以抗美援朝为分水岭，那不是抗美援朝之战的“铁和血”的作用又是什么？
中国抗美援朝之后一直和平，这是不是事实？抗美援朝之后，中国人才可以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在那之前，中国人只能说“宁为太平犬，莫做乱世人”，这是不是事实？战争是死亡。和平是生存。一场让中国人安享和平避免死亡平安生存的战争算不算正义的战争？如果这都不算，那什么才算？
就凭这个基本事实，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就无可争议。
三
罗昌平们拿“冰雕连”大做文章的另一层用意，是旁敲侧击中国长津湖之战失败了，进而声称中国抗美援朝失败了。
是否如此，只看事实：包括长津湖之战在内的第二次战役——
“联合国军”：
——战略目标：占领整个朝鲜。
——战役目标：打到鸭绿江边，“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志愿军：
——战略目标：不准外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开始就警告过：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属于朝鲜内战，中国可以不管；但外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就是侵略，中国不会置之不理。）
——战役目标：扭转战局，把“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
战役结果：战线始于鸭绿江，终于汉江——“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附近。
抗美援朝战争结果：基本按三八线为界停战。
中国的战略战役目标都实现了，而“联合国军”的战略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如果把战略战役目标都实现了的中国说成“战败”，把战略战役目标都没有实现的“联合国军”说成“胜利”，这叫什么神逻辑？
长津湖之战中，美陆战一师成建制突围、未被全歼，是战术性成功而非战役性胜利。如果是战役性胜利，那战役结果就应该是陆战一师成功地在鸭绿江边坚守，而不是一口气溜回汉江（尽管用陆战一师的话说是“换个方向进攻”，用“国军”的话说是“转进”）。难道兴师动众发起战役就是为了到鸭绿江边逛一圈？如果说人没死光就是胜利，那何不干脆在后方猫着？保险一个人都不死还能宣称大获全胜。这岂不更合算？
长津湖之战发生在双方力量差距达到最高峰的时刻：
——志愿军单一的轻装步兵对抗当时世界最顶级装备的陆海空三军；
——苏制装备二次战役后才开始运抵。志愿军当时所用武器全为过去缴获，型号杂乱，规格不一，且并非专门按照寒区气候设计，许多枪炮严寒下打不响；
——志愿军尚无有效应对敌全面空中优势的经验和体系，尚未建立统一的后勤司令部，后勤保障处于最困难时期；
——北大文人张东荪里通外国泄露军情导致严重后果。为化解被动，志愿军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决定九兵团提前出兵：1950年11月10日开始入朝，11月17日进入长津湖地区，11月27日战斗打响——从开始入朝到抵达前线到战役展开到战斗打响一共仅17天，所有换装、更换厚棉服的计划全部被打乱；
——九兵团来自南方，没有寒区作战经验和装备，南方标准的冬衣不能适应北方严寒；
——九兵团仓促上阵，没有机会积累与最现代化的“联合国军”交战的经验，没有机会拿韩军练手，没有机会学习消化第一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一上来就直接跟实力最强的陆战一师正面对抗；
——1951年11月下旬，朝鲜北方突降严寒，气温从通常的零下二十多度骤降为零下四十多度；
……
志愿军九兵团在所有可能的不利客观因素一个不拉的绝对劣势条件下，尽管有若干战术性失利，但仍然取得了长津湖之战的战役性胜利。靠的什么？人，人的牺牲精神，人的主观因素，坚决执行命令，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机智灵活，视死如归——“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对这种军人铁血视死如归，即使不怀偏见的敌手尚会尊重，更不用说受这些军人保护的人民了。有几个国家的人民会巴不得自己国家的军人是一群贪生怕死的窝囊废？偏偏中国出了“公知”如罗昌平这类奇葩，对前赴后继勇敢牺牲的中国军人不但毫无尊重，而且鄙夷不屑，而且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按照罗昌平们的逻辑，为执行命令冻死是“犯傻”，那为执行命令冒枪林弹雨流血牺牲呢？是不是也“犯傻”？那怎样才不“犯傻”？甲午战争中的清军——不战而逃，一天就丢了满清经营了10年的旅顺军事要塞；九一八的东北军——“绝对不抵抗”，东三省拱手让人；抗日战争中的“国军”——一触即溃，望风而逃，“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二”，一溃千里……对这些“聪明人”，罗昌平和各路“公知”们可曾有半分批判、半声嘲讽、半句微词？从来没有。既然从来没有，那就是不反对，不但不反对，而且很欣赏——这就叫“行为艺术”。
对抵御外辱英勇牺牲的军人冷嘲热讽，对在外敌入侵面前贪生怕死的败类无半分反对，如此爱憎分明，只能有一个解释：唯恐中国军人英勇无畏，唯恐中国军人不怕死不崩溃，所以借一切机会打击军人士气，破坏军队军纪，公然在军人背后捅刀子——不这样，就不能解释为什么罗昌平这类“公知”对军人的英勇无畏如此冷嘲热讽，却对以往对外战争中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败类从无半分批判。这才是他们侮辱英烈的真正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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