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鲁迅先生以文字为辛亥革命修史立传，恰恰具有这样的双重意境：他不仅仅是在思考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也是在为新的革命作酝酿。
大陆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海峡对岸的百年烂党急了：
两个“反对”，不过是继续玩弄“不统不独”那套骗人的鬼把戏，一点创新也没有。
这个百年烂党早已跟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没有了任何瓜葛，更没有任何资格以中山先生的继承者自居。
国民党的前身是孙中山先生1894年创立的兴中会、中国同盟会；1912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1919年才正式称中国国民党。1923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改组前的国民党根本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更像一个帮派组织。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先生正式改组国民党，重新诠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使用苏联顾问，仿照苏共的组织形式，试图改组成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因为担心帝国主义干涉，共产国际两次拒绝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施“清党”和大屠杀，1929年的党员总数比四一二之前锐减1/3以上。仅以长沙为例，清党前号称党员19万之众，清党后仅剩下“合格党员”1526人，“农工两界寥寥无几”。清党打击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左派力量，基层组织更是损失殆尽，从而使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得以建立。从信念、政策、组织形式上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那个“革命党”。
所以，今天的百年烂党，其实早已背叛了国民党曾经的“革命党”出身，蜕变成了一个极端反动、腐朽的保守主义政党。
百年烂党大约没搞清楚一个事实：孙中山先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国民党的一员；辛亥革命首先是一场革命，然后才是国民党参与并领导的革命。
即便如此，辛亥革命的果实还立即被旧军阀窃取。
在鲁迅先生看来，其实有两个“辛亥革命”：
一个是作为全新历史开端的，向人民许以自由和消灭贫困、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和压迫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一个则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全新历史开端、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作为历史循环的又一个阶段。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三中写道：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于是，鲁迅先生便以自己的小说来给民国修史立传，以此探求辛亥革命真正的精神。
姜文电影《让子弹飞》里汤师爷拿出的委任状上落款的日期是民国八年，张麻子到来之前的鹅城却仍被恶霸黄四郎统治着。黄四郎的真实身份当然不止是鹅城的一个土皇帝，鸿门宴上黄四郎声称，二十年前曾经同张麻子有过一面之缘。这当然不是戏谑之言，电影的后面，黄四郎拿出一颗地雷交给假张麻子，想让他用这颗地雷炸死张麻子，并且告之假张麻子，这种绝版地雷本来有两颗，在辛亥革命的时候，炸了一颗。
毫无疑问，杀人如麻、已经扼杀了四任县长的黄四郎本人就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甚至还是重要参与者，只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黄四郎之流窃取了。
鲁迅先生当然不是给黄四郎、蒋介石一类的“刽子手”立传。在他看来，这类“刽子手”的“革命”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过是“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
鲁迅先生是要给真正的革命者修史立传。
一类是阿Q式的革命者。小说《阿Q正传》中，阿Q的悲剧在于他一开始根本没搞懂什么是“革命”，只是简单以为革命来了，自己就可以有吃、有穿，能去地主的牙床上和姨太太滚一滚。革命以前，阿Q是做奴隶的，虽然他也“姓赵”；革命以后不多久，阿Q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不配姓赵”。
虽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鲁迅先生其实对阿Q是有着巨大希冀的：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阿Q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很辽远的。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作为一个最弱小、最卑微的平民的典型，在被“生计问题”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阿Q前所未有的孤立，被剥夺成了彻底的“无物质条件”的情况，阿Q们的迷梦最终被打碎，让他们直面无法直面的现实，从而重新获得改变现实的可能，阿Q身上潜在的“反抗性”与“革命性”被激发了出来，这是孙中山们没有看到的。
另一类则是夏瑜式的革命者。小说《药》辛辣地嘲讽了吃“人血馒头”的看客，讴歌了夏瑜这样坚贞的革命者，但同时也指出了夏瑜的革命只是局限在少数人，脱离了群众，没有去教育群众、发动群众，这才是造成悲剧的真正根源。
鲁迅先生后来自己谈小说《药》时说到了群众与革命者的双重悲哀：
“《药》描写群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说，因群众的愚昧而来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接地说，革命者为愚昧的群众奋斗而牺牲了，愚昧的群众并不知道这牺牲为的是谁，却还要因了愚昧的见解，以为这牺牲可以享用，增加群众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
鲁迅先生的“药”不仅仅是给革命群众的，要去彻底唤醒群众；同时也是给革命领导者的，告诉他们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张麻子的“再革命”选择的途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而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兄弟几个游侠式的精英壮举。
革命当然是不完美的，更不是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辛亥革命刚刚胜利，革命的果实就被袁世凯之流窃取；鹅城革命刚刚胜利，“再过三天，刘旅长的部队就要到了”，老三们也带着花姐去了浦东，远行的列车上黄四郎的身影若隐若现……
再革命之后怎么办？姜文似乎没有给答案。
剥夺剥夺者，反剥夺；再剥夺，再反剥夺……真正的革命当然不是简单的反复，当群众参与到剥夺剥夺者的斗争过程中去了，剥夺者还能照旧的方式剥夺下去吗？
毛委员带领农民剥夺了地主，给农民分到了土地，白狗子回来后又夺回去了，但此时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农民，革命的精神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他们的内心。
而鲁迅先生以文字为辛亥革命修史立传，恰恰具有这样的双重意境：他不仅仅是在思考革命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也是在为新的革命作酝酿。
须知，革命本身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精神，这也应当是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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