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的社保，该交了！

　　7月26日，七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保障外卖员正当送餐权益。话音刚落，当日港股美团当日暴跌13.76%，市值蒸发近2000亿……

　　一个月后的8月30日，美团王兴在半年财报发布后的电话会议上称，将严格按照指导意见，“积极履行用工责任，更大力度保障不同情形下的劳动者权益。”，还弄出了个“better together”的名词解释来。

　　当然，网友是不买账的，直接喊话，先把骑手们的五险一金给交了再说。

　　这变化不要来得太快，记得五月北京人社局工作人员到美团走访调研时，美团代表是这么表态的：“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然后我们不提供劳动工具，在工作当中的行为，我们也没法完全地直接负责，包括可能会增加企业的一番负担吧。”

　　直白来说就是不该交，也交不起。

　　之所以不该交是因为与美团有关的骑手有近1000万，全部采用外包模式，其中470万是在美团注册的。

　　它们唯一给骑手的保障是每天3元从骑手佣金中扣除的保险，包含60万伤残险和5万治疗费用。这60万还是年初一位骑手猝死后，“与骑手不存在劳务关系”平台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迫于压力，之后保费才从3万提高到了60万。

　　交不起是指，无论是1000万还是470万骑手，如果美团给所有骑手上社保，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务支出，最终的结果要么美团倒闭，要么外卖上涨到消费者承受不起的地步。

　　类似这份调查一样的文章还有许多，无一例外，都将“给骑手购买社保”指向了“外卖涨价”这一“必然”结果。

　　这样的说辞，一下子，就把矛盾成功转嫁到了消费者和骑手身上，作为资本方的美团反而成了“受害者”。

　　有媒体做过粗略测算，如果按社保按最低档缴纳的话，应该是31.8%，而美团2020年全年的外包成本为543亿，其中专送骑手承担了60%，如果美团只负责专送骑手的社保的话，每年应该多出103.4亿的成本——这与美团2020年的佣金净收入大体相等。

　　事实上，美团给骑手缴纳的社保费用很有可能没这么多。按中信建投给出的数据，美团日活骑手约100多万，其中专送骑手占比约40%，这一数据与美团发布的骑手就业报告中骑手的日工作时长大体相当。

　　如果只给日活骑手购买社保，哪怕把非专送都给算上，这数字必然要比103.4亿小多了。

　　有人显然想将水搅浑，高呼，这下实锤了，这对美团明摆着就是不可承受之重，美团2019年才盈利，当年赚了22亿，2020年赚了47亿，这么大一个窟窿怎么可能填得满？

　　持这种观点的，明显忘了，一是账是可以做的，二是美团不只有餐饮外卖这一业务。当美团在出行、酒店、同城、社区团购等方面处于扩张期的时候，综合算下来，它的盈利必然会被那些不赚钱的项目给拉低。

　　“新业务及其他分部的经营亏损由2019年的人民币67亿元扩大至2020年的人民币109亿元”，2020年可是互联网企业在社区团购厮杀的一年，这企业扩张所必须的成本，凭什么要让外卖骑手来填？

　　最近，美团公布2021年第二季度及上半年财报，财报显示：

　　美团二季度餐饮外卖佣金收入环比增长10.8%，达到204亿元；

　　美团财报中有一项叫 “餐饮配送相关成本”，其中包含了给骑手的成本，2021年二季度为154.6亿，一季度153.8亿，环比增长约0.52%。

　　10.8%对0.52%，如此巨大的差额，去哪里了？

　　此外，美团王慧文身家183亿，42岁退休，此前拿的是1.5亿元的年薪；而今年4月发布的2021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王兴以261亿美元位列《2021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60名。

　　这意味着，美团并不是没钱，而是这笔钱“按道理”不能用在外卖骑手的身上。

　　更何况，给劳动者上社保，这是法律规定的最起码要求，与企业是否盈利无关。

　　退一步说，几大部门事实上也是考虑了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的现实的，按这，美团要承担的社保压根就不可能是1000万。

　　这就说到美团的本质了。

　　乍一看，这是一家拥有最先进互联网技术的高科技企业，海量的数据、精准的算法，通过骑手联结起了消费者和商家。

　　这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有助于将资本集中起来做“大事”，它创造了全新的业态，对人的生活的便利性的确起到了正向的作用。

　　但是，技术是中性的，资本却是有着明确好恶的。

　　就核心业务而言，美团改变的仅仅是餐饮到达人手中的方式，做的并不是增量，它没有有效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相反，当996之下的人们习惯了美团订餐后，中小餐饮企业很难不加入到美团的网络中来，不加入，连餐都没人来吃；而加入后，高额的佣金，却又让这些小店难以承受。（去年2-4月间，云南、重庆、山东、广东等多省市的多个餐饮协会都公开向美团喊话，称20-26%的佣金实在难以承担，希望美团能给“小微企业一条活路”。)

　　对中小餐饮而言，面临的困境是，加入美团网络，难，不加入，也难。

　　这颇有大树之下，寸草不生之势，实质上是加速了实体经济的内卷。

　　另一方面，拥有数百万骑手的美团，无疑是一家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只是相比传统劳动密集性的实体企业3-5%的净利润，美团15%的净佣金率实在是高得吓人。

　　同时，平台在压缩配送时间上永不满足，总在试探人的极限。于是，其算法系统，既构建了复杂的劳动秩序，又形成对骑手绵延不绝的压迫式索取。

　　当然，“罪”不在算法，而在于其背后血腥的资本，技术起到的是加速和放大的作用。

　　无论是算法控制下的骑手在路上的不守交规，疲于奔命，还是骑手未买社保，老来缺乏保障，亦或是部分商家为了压缩成本，干脆取消堂食，在城中村阴暗的角落用劣质食材在糟糕的卫生条件下搞起了餐饮，由此引发的健康成本又转嫁给了消费者，所有这些本不该发生的，都作为企业的外部性，给打包甩到了社会上。

　　正是因为企业产生的巨大负外部性被甩给了社会，全社会共同承担了这一企业本该承担的成本，才有了其光鲜靓丽的数据。

　　某互联网的高地推出了“外卖在线”，算是打了个强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