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允许任何势力曲解中央「共同富裕」的战略政策

　　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中央财经委，全称中国共产党中央财经委员会，是2018年3月党中央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由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改成的党中央直属议事协调机构，受到中央和领袖的直接领导，组织地位雄重。

　　领袖在17日的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同时会议还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这次意义深远、影响重大的带有鲜明战略决策意味的最高级别会议，让“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但是，就在全国人民群众和各级党委政府仔细阅读和学习中央的文件精神时，某些人士竟然憋不住了，基于屁股、基于立场、基于利益，开始大放厥词、公然曲解和歪构中央的政策。

　　在我看来，这位官媒老爷如此急不可耐的作态、如此慌张失魂的反应，其本质既是安抚和拉拢过去四十年所形成的一个阶层及其附庸，也是在扑灭群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同时，他更是在对党中央进行某种「逼gong」。

　　其言尤恶，其心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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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需多言，胡先生也非第一天在公域平台表达观点和立场，他都已经逼逼叨叨十余年了。

所以，对于这个人，完全不必藏着掖着，我们都知道他每一次的极端言论所指为何处：攻击新中国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历史，简而言之，攻击毛主席时代。

　　攻击前三十年的目的，自然是为维护后四十年；而维护后四十年的目的，自然又是因为他胡先生本身及其党羽、利益同僚，都是后四十年的利益享有者与资源集成者。

　　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粉饰，也没必要忸怩。大大方方一点，打开天窗说亮话。

　　那么我们就来剖析一番他胡先生的论调，到底站不站得住脚。

　　将社会主义公有制污蔑为“吃大锅饭”、“平均主义”，这是非常老套生硬的恶辞，直到今天胡先生为首的资改派竟然还在使用，也是让人惊叹。

　　在一个记公分的年代、一个学赶帮超的年代、一个革命热情红火的年代、一个如若偷懒分毫或偷拿巧取就会被指责的年代，“大锅饭养懒汉”这个说话靠得住吗？

养懒汉养出了红旗渠？养懒汉养出了王进喜？养懒汉养出了成百上千在罗布泊隐姓埋名搞原子弹的革命知识分子？

　　倒是官僚政治实现反攻倒算之后，我看到了真正的懒汉：成批成批不事劳动、只要会无病呻吟就能成“学者”的伤痕文人们，成批成批只要会写点“屎尿屁”就能成“诗人”的贾浅浅们，成批成批空腹无物、不学无术却能混迹于体制内人模狗样当“教授”的冯玮们、喻国明们、张鸣们、方方们……

　　胡先生，请回答我，到底哪个年代养懒汉？

　　毛主席时代有出尽反动文人、媚洋公知的作协吗？

　　毛主席时代有培育蔡霞、刘玉瑛之流的党校吗？

　　毛主席时代有行投降主义之风和媚美之风的《环球时报》以及您这位到了年纪还死活不退休、抱着体制津贴转岗啃老的胡主编吗？

　　这些魑魅魍魉、妖魔鬼怪，毛主席时代全数没有。

　　那么胡先生，谁给您的勇气污蔑前三十年是“大锅饭”？到底哪个年代才是真正的、高高在上、享受阶层分化利益的“红色大锅饭”？

　　您胡先生作为体制内人士，应该是心里最有数的。

　　工农阶级一旦失去了“大锅饭”，社会制度一旦朝着私有制的方向剧变，苏联（俄罗斯）已然给出了历史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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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大锅饭”，是一种全民参与劳动生产和全民参与产生分配的公有体制，这个词的原意是正面的。

　　只不过在执行层面，比如人民公社的建设时期、大跃进的具体操作过程中，遭遇了高层和基层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些我写过很多遍了，不重复放出了），使得“大锅饭”的形象和含义都遭受了后世的泼污和黑化定性，从此褒义成贬义。

但是，这绝不是胡先生之辈以此就能够污蔑公有制分配、进而对中央当下“共同富裕”政策展开一种“先下手为强”味道的恶性曲解的理由！

中央“共同富裕”是增量性质的第三次分配方针，而胡先生用以当做反公有制抓手的所谓“大锅饭”，则是存量性质的分配手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不论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还是实现公平分配的角度，公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

　　去年7月16日时，胡先生再赞“后四十年”：

　　这样的说法不禁令人生惑：“后四十年实现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这不假，但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这恐怕是首要要搞清楚的问题。

　　不要被蓬勃虚幻的「商品经济」给蒙蔽双眼，大宋经济发达、百姓莺歌燕舞，但亡国只在朝夕之间。

　　新中国在毛主席麾下真的是“一穷二白”吗？以致于完成两弹一星的伟大事业都要用“万幸”（胡锡进实则是“侥幸”、“走狗屎运”之意）之辞？

“1952年时，我国工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被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彻底翻覆，工业占到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仅占28%了。”

　　以上这是莫里斯·迈斯纳的原话。

　　蒋光头1949年逃跑时卷走了大陆几乎全部的700万两黄金；而到了1983年，陈云直诉：“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多数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来的。”

　　下面今年3月6日人民日报发的视频，我印象里这也是它第一次把前三十年的GDP给放出来：

可以看到，前三十年中国GDP一直是世界前列水平，反而到了改开后连续在80年代前后、90年代前后遭遇暴跌。

　　这本就是历史史实，不需要什么“吹捧”，只不过过去三四十年刻意人为地被忽视和基于立场地歪曲性解读。

　　只要去看一眼1975年1月13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小平同志起草），即可明白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成就有多大。

　　我摘录部分：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

“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

“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

“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

“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3

　　一个现象是：胡锡进之流似乎特别热衷于从GDP的数字，衡量前三十年。

但是这体现出的时代图景显然是不全面的，“唯GDP论”的思维根本就不适用前三十年的生产模式。

　　比如说水利，在记工分的毛主席时代，水利建设和农业灌溉革命都是不计入“GDP”的。

　　然而从成就看，前30年水利工程靠国家投入完成体积1083亿m³，靠群众记工分完成体积2527亿m³，总计3610亿m³（见苏拉密《制度性干旱》）——相当于几座今天的三峡，请胡先生自己去算吧。

　　1979年“五五计划”结束时，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

　　新中国当时拥有1/4的世界人口，而水力资源仅占世界的6%，且大部分还是西部高原及山脉这些人迹罕见的地方，却做到这样的成就——这些，都是不计入GDP的

　　至于两弹一星、核潜艇、开山修桥造路，这些又都计入GDP了吗？全部没有。

　　不要动不动就被胡先生们挂在嘴边的西方经济学洗脑了。

　　衡量经济发展速度，其实发电量可作为比较客观的尺度，因为发电量无作假掺水空间，也无货币通胀，更为真实。

　　来看看国家统计局的发电数据：1949年43亿千瓦，1965年676亿千瓦，1976年2031亿千瓦，2005年24747亿千瓦——毛主席的27年增长47倍，改开30年增长9倍。

　　除了发电，再说粮食，还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

　　1950年粮产13212.5万吨，1975年28451.5万吨；1979年33211.5万吨，2004年46946.9万吨——前26年间增长1.2倍，改开后26年间增长0.4倍；

　　1950年人口55196万人，1975年92420万人，1979年97542万人，2004年129988万人。

　　1950年人均粮食产量239.4公斤，1975年307.9公斤；1979年340.5公斤，2004年361.2公斤——前26年人均增长54.9%，改开后26年人均增长6.1%。

这就是胡先生深恶痛绝的“大锅饭时代”“养懒汉时代”，不知道他胡某人到底读不读历史。

1953年底，鞍钢等三大工程建成投产；

1956年底，中国第一个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一汽）产出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个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一机）建成投产；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

1959年，大庆油田建成，结束“洋油”时代；

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

1965年，新第一艘自行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交付使用；

1967年，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研制成功；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70年，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并顺利返回地面；

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3年，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1975年，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

1976年，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

注意，这还是在当时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所取得的成绩。

　　要看到，新中国长期被迫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准抵御战争”状态中，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1949—1953），东山岛之战（1953），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炮击金门（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边界保卫战（1959—1962），中缅边界作战（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万苏军压境中的苏边界之战（1969），对美国和台湾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战（1974），以及数次遭到核打击威胁和经济援助“第三世界”等战事。

　　这些战争迫使新中国耗费了超过300亿美元代价。

　　另外还有国内剿匪，国民党时期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各大山头土匪一直没有被清缴，但新中国花了十三年时间才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

经济增长是七十年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就“改革开放四十年”……

　　1949-1976的27年时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3662公里，总里程达到46300公里，粮食产量增幅达1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国民平均寿命增长30岁。

　　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长期数据显示，“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197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1.27倍，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1.02倍，这些为此后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以后再提“伟大的四十年”，我不求胡先生提什么“前三十年”，这我早就不奢求不指望了，但是咱能不能多用用“七十年”的说法？

　　领袖在六十余年时曾指导过“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怎么胡先生一张口就“伟大的后四十年”呢？

　　从下图就可以清晰看到，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们最差的阶段根本就不是毛主席时代，而是1978-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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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胡先生因“第三次分配”政策而脱口而出的、颤颤惊惊又惶惶不得坐立的所谓“杀富济贫”之辞，更是毫无保留地暴露了这位表面上是共产党员、实际早已蜕变为利益群体和财富垄断阶层的舆论鼓吹手的本质。

　　我们共产党人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怎么，您不服？

　　不服就路灯上挂着去！

　　很明显，胡先生喷出如此反动言论、替中国的富豪团体忧心忡忡，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从去年秋天开始到近段时间以来，国家连续针对房地产行业、金融信贷行业、教培行业、娱乐文艺行业、游戏电竞行业祭出重拳，整治这些领域过去二十多年来疯狂的资本入侵。

　　借用去年年末横空出世的官方警语，那便是：遏止资本无序扩张。

　　进入今年7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腾讯集团受到六次处罚，其股票应声下跌，市值在7月份蒸发接近1700亿美元。

　　阿里巴巴集团从去年10月巅峰（股价一度高达320美元）一路跌破，如今已经200美元，跌去三分之一，十个月的时间里市值蒸发近30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400亿元。

　　拼多多在今年2月16日时股价曾达到212.597美元/股，创历史新高，但自此之后持续下降，市值蒸发逾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472亿元，截止8月11日，拼多多股价跌破100美元，最终报收91.59美元。

　　黄铮也早就学习马云“提前下台”（不过依然是集团实际控制人）。

　　快手集团截止8月11日，报83.6港元/股，继续刷新历史新低，最新市值仅剩3484亿港元。自高点以来，快手股价累计下跌超80%，市值蒸发近1.5万亿港元。

　　美团亦然，从2月至今，美团股价市值大滑坡，从最高位的3万亿港元跌落到1.3万亿港元，市值蒸发1.7万亿。

　　…………

国家整治资本市场、特别是整顿与境外势力纠缠不清的国内互联网财阀，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是人民群众的呼声所就。

　　这时候，他胡先生跳出来为那些大富翁们鸣锣喊冤，我想问一句：胡先生，身位党的高级與宣干部，您学习过总设计师的“十个如果”吗？

　　如果学习过，我想胡先生绝不会对中央的“第三次分配”政策表现得这般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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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第三次分配”，其实早在1994年，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在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其中第一次分配是按照市场效率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感召下，通过个人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

　　这番理论在纯理论层面似乎是说得通的，在西方国家过去半个多世纪以及中国近二十年来的表面现象、表面实践来看，似乎也是说的通的。

　　但是，在现实中完全是垄断阶层的蛊心游戏罢了。

　　恩格斯说得好啊：“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毛主席在1949年8月30日是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有过被殖民记忆的国家，直接点明过：“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指望垄断财阀们大发慈悲地出于“道德感”而回馈社会、真心诚意地帮扶工农阶层？别傻了。

　　美国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形成垄断阶级和一帮占领战略资源的食利财阀，但是直到1916年才引入了“收入税”，且最低税率不过1%。

　　自1976年中国的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共运潮头不再，红色文明退场，全球分配格局再度向二战前回归。

　　至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的富人团体裹挟资本治下的媒体对“废除遗产税”的高呼一浪高过一浪，至今已有13个国家和地区废除遗产税，美国也是一降再降（40%税率）。

　　就在今年6月8日，美国非盈利组织ProPublica援引“看过的美国国税局机密记录”报道称，包括杰夫·贝索斯、伊隆·马斯克、沃伦·巴菲特等知名美国亿万富翁，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财富获得了巨额的增长，但他们竟然只缴纳了最低额的联邦所得税，甚至有的人一分税没有交过。

　　ProPublica称，综合起来，这一纳税记录推翻了美国税收体系的“神话”，即所谓的“每个人都支付他们公平的份额，最富有的美国人支付最多”。

　　“第三次分配”真的可以按照原教旨的西方经济理论进行施工吗？

　　谁要是这么想，那他一定是“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拥趸。

　　所谓“先富带动后富”，已故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南开大学前教授艾跃进老师，有过精辟评价：“先富带动后富？人有病？把挣来的钱带你花？那还不如不挣了呢！”

　　就连身为资产阶级的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也曾针对“先富带动后富”这番时代高论，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我们三十年前说好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再来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无数人已经富裕起来，而在我们国家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的状态下”

“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富起来了，我们中国人富到什么程度了？大家都知道，有人富到了，赚一个亿都是个小目标了……”

　　…………

　　刘强东这番话，狠狠怼了那一群过去凭借着某些特殊门阀渠道而站上时代高位、但还热衷装作一顿白莲花、假装自己不爱钱的资本食肉者们。

　　比如，马云先生。

　　就马云自己的资本大本营，浙江，他曾经在“一带一路·由香港进”论坛上公开唱歌毫不掩饰地发表过这样一通极端言论：“香港最让我羡慕的就是一国两制！我一直在讲，要是我们浙江也有两制，那可了不得！”

　　反骨之姿，遮粉不尽。

　　所以，浙江被中央重拳整治了。

　　浙江，包括中国的任何地方，决不允许有“两制”——包括港澳台，我个人依旧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报以期望。

推荐阅读：中央重拳整治浙江

　　前述，“第三次分配”很难按照原教旨的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但在中国、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我个人是抱有相对信心的，原因有二：

① 现实的极其严峻性，倒逼强势政策的不得不出炉；

② 出炉之后的政策有可能得到的长期贯彻（这个不多说了）。

　　这在四十年来，是首次。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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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话题今年第一次成为热点，是在6月10日，正是在浙江。

　　当天，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授权，由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问世。

　　全文万字有余，我个人比较在意和认为有指导性的核心条目，摘录了一些，可以一阅：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领袖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朝着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为新发展阶段推动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到2035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争取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程度更高，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更加优化。”

“高水平推动浙江杭州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规范有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

“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帮扶困难人员就业。创造公平就业环境，率先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影响就业的制度障碍，深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劳动者通过辛勤劳动提高生活品质。”

“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合理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依法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继续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立健全改善城乡低收入群体等困难人员生活的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

“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参与和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针对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对房价比较高、流动人口多的城市，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

“完善先富带后富的帮扶机制。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大向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

“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航道极速偏航而造就的“经济特区”，到四十年之后由船头恪力回正而出炉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改变正在发生，扭正也正在实现。

　　从历史角度，四十年前发展建设经济特区，应该来说是大势所趋，是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之后的必由之路。

　　其“大势所趋”和“必由性”在于，对外开放的首创性并非毛主席逝世后的一系列特区，而早在著名的四三方案中就已经奠定了中国吸纳外部先进科技的基础。

前提是：必须是一个用了二十年时间完成国际政治地位独立、国防工业发达、民族群众凝聚力高亢的中国。

　　在1971年我们重返联合国和1972年中美高层实现破冰对话之后，1973年1月，国家计委正式向国务院建议在三至五年内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通称“四三方案”。

　　报告建议应采取的引进原则：

　　1、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2、学习与独创相结合；

　　3、有进有出，进出平衡；

　　4、新旧结合，节约外汇；

　　5、当前与长远兼顾；

　　6、进口设备大部放在沿海沿江，小部分放在内地。

　　之后，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又追加了一批项目，总额51.4亿美元。

　　这是中国继19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高精尖技术引进。

　　“四三方案”之外，同期还引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有：从美国康宁公司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方等购买新旧船舶，扩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从苏联进口伊尔-62远程宽体客机、米-6、米-8直升机，进口火电机组建成当时亚洲最大的火电厂辽宁清河电厂。

　　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先进设备配套，我国短时间内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完成投产，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经济基础。

所以在国际学界，一直也有观点认为：是毛泽东开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领导了中国在摆脱贫困和摆脱帝国主义边境威胁之后，主动建设国际和平局面并借助西方资金和发达科技完善中国的产业格局。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领袖会提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7

　　需要看到，不论是改革开放的整体勾画，还是筹建经济特区的局部战略，党中央在八十年代之前从来坚持的基本原则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不可动摇。

　　但是随着1981年《决议》和1982年《宪法》的诸多颠覆性变革，例如取消罢工权、游行权，又例如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等，包括特区在内的很多时代性产物也在历史洪流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巨变。

当时间发展到今天，以深圳特区为典型的“特区经济”，已越来越呈现出“变味”的姿态。

　　就在不久前的5月底，深圳市拟首次修改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不定时工作制员工法定节假日工作可能将不再享有三倍加班工资。

　　所谓“不定时工资制”就是指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需机动作业而采取不确定工作时间的一种工时制度。

　　这是明晃晃的压榨。

除此之外，深圳市在同时段还有一个重大薪资调整：将最低工资标准由两年一调改为三年一调。

　　可以简单一算，假设在深圳起始收入为3万/年（这个薪水水平已是很低很低了），而支出2.5万/年，那么收入每三年调涨15%或每两年调涨10%，年均增幅均为5%，支出参考近年CPI每年增加2.5%，每年结余以年化4%记复利，并计算累计结余。

　　两种调涨方式三十年后结余差高达12万。

　　用每年累计结余差除以当年结余，是这样：

　　根据计算，相当于每十二年就要额外工作一年，才能弥补新政带来的差距。

　　这就是所谓“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市。

　　不得不感叹，这座经济特区的“营商环境”确实太优渥了，在如此公然“996合法化”的环境里，也难怪去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会有如下言辞：“我们着力帮助企业稳预期、稳信心，通过立法设立‘深圳企业家日‘，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出台一系列惠企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圳会成为“炒房之都”、“房价珠穆朗玛”，以及为什么前段时间会出“深房理”那样的房地产闹剧。

深圳市对于“深房理”包括对房产证券化现象，当然并非没有察觉，但是从现实观察，深圳市显然就是要利用居高不下的房价、公开化的996、愈发台面性的“35岁离职”，将深圳打造成一座“永远年轻、永远精英”的堡垒。

　　全国各地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只是把青春贡献给这座雄壮的经济特区，而收获的只能是被十年996击溃的残破身体和被房东吞噬的所剩无几的积蓄。

　　在深圳，从2018年开始，二手房房价曾连涨三十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²/天。

　　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到东莞。

　　甚至过去几十年，在深圳的“城市氛围”号召下，连华为也不可避免得会产生了某些吃人景观：内部发行鼓吹血汗工厂模式的“四大名著”（《火车头传》、《告研发员工书》、《原生家庭论》、《字字珠玑案例集》）；严重的996、007；从2007年开始实行的“离职再入职”（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入职十年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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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0日的那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意见稿中，开篇就开宗明义：“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

　　这等于直接先向全国人民承认：在浙江，甚至在全中国，过去四十年事实上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如果从最穷10%的人口和最富10%的人口所占社会财富的比率来看，中国最穷10%的人口所占财富比率仅为1.6%，远低于美国的2.0%、英国的2.1％、加拿大的2.6%和韩国的2.7%。

而中国最富10%的人口所占财富比率却高达34.9%，远高于美国的20.0%、英国的28.5%、加拿大的24.8%和韩国的23.7％。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那么现在，必须到了要改变的时候。

　　可以看到，2001年入世以来，以“人口红利、血汗堆积”为标志的高增长阶段早已结束了，人口因素的决定性正在消退，老龄化全面到来。

　　在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后，中国的发展将进入“内部大循环为主体”的时代。

换句话说，蛋糕迅速做大的时代结束了，这时候如何分好蛋糕，让社会更加公平就显得非常重要。

　　需要看到，中国仍旧是没有遗产税的，但事实上中国的财富格局早已在呼唤遗产税。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开征了遗产税，中国显然是落后了。

　　《胡润财富报告2020》曾指出，中国600万资产“富裕家庭”数量首次突破500万户，未来10年将有17万亿元财富传给下一代。

这严重压抑了社会阶层流动，直观表现就是90后开始的人群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育了。

　　而年轻人恐婚恐育的大规模社会景观（配合着躺平氛围）已然威胁到了国家根基，不解决年轻人的困境，国家的未来会陷入可预见的滑坡。

　　不要以为“共同富裕”是个高高在上的软话题，它其实非常“硬”，涉及到国家走向也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

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国家这样大力度地“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就便与促进人口结构调整（鼓励年轻人生育）、推动共同富裕关系密切。

　　为什么疫情之后，中国没有跟着西方国家一起大放水？为什么A股早早就进入了调整期？

　　这些也与避免水漫金山、拉大贫富差距、催生资产泡沫有关。

　　为什么白酒股会上涨？因为消费税改革；为什么要搞消费税改革？就是要让富人多交税。

　　还有：为什么十四五“房地产税”立法会提速？

　　这些都关乎共同富裕。

　　也就是说，围绕着共同富裕”，国家的顶层设计会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影响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以及我们每个人。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领袖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领袖再次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而在此前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中，则完全没有，还是“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说法。

9

　　过去太多年，一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妥协性暗语，就掩盖了多少社会阶级矛盾与压迫现实：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概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谓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毫无疑问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达到了高度而完美的结合。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同样预言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奴役性的分工消失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就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人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提出过：“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他早在1902年就指出：“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列宁逝去之后，另一伟大导师斯大林同志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出他的共同富裕的思想。

　　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指出：“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

　　只不过，由于列宁过早地离世以及斯大林的后继者们逐步偏离了最初的设想，导致了共同富裕理想的被抛弃，最终也就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

　　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又是谁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历来被皇儒思想笼罩的土地上提出“大逆不道”的共同富裕思想呢？

当然是毛泽东。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孜孜探求，如他在1919年曾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而“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一《决议》正是是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起草的，他亲自主持、参与了起草，并对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决议指出：“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两年后，毛主席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

“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毛主席的共同富裕思想，理论上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发展，文化上源自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批判继承，实践上源自对符合中国道路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鲜明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中国伟大的革命历程中，毛主席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做出了更加科学的判断，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中有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所以毛主席一生中会不止一次地强调：“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跋

　　永远不要再说胡锡进是“骑墙派”了，他从来就没有骑过墙，他从来就是立场鲜明地站在泉柜、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和精英买办的一边，他从来就是在人民群众与工农阶级的对面。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主席曾有过辛辣且深刻的揭露：“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如胡锡进之流这样搅混水的私欲者，堪称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毒瘤，其危害由于其身位和身份的欺骗性，往往甚于洋奴群体百倍！

　　绝不允许任何势力曲解中央「共同富裕」的战略政策，绝不允许任何言论干扰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方针的理解！

舆论斗争，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