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每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作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都在第一时间作出决断，调动国家资源，全力以赴做好救灾赈灾工作，力求把损失程度降到最低，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抚慰无数受伤的心灵。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大灾之后痛定思痛，在弥补损失、救治创伤的同时，认真吸取惨痛的教训，铭记前车之鉴，倾心谋定治本之策、长远之计，不遗余力让受灾群众摆脱困境，让更多的百姓持久地安享幸福的生活。
淮河泛滥后的兴修水利之举
1950年夏，淮河流域连降大暴雨。持续半个多月的降水，造成干支流堤坝溃漫无数，洪水四溢，淮河平原一片汪洋。因村没物毁，大量民众无处容身，只能攀树爬屋，有的被毒蛇咬死，有的失足溺水而亡，惨象环生，损失严重。仅豫皖两省受灾面积就达4000余万亩，受灾群众达1300万人。
严重的灾情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周恩来亲自指挥调度，举全国之力救济灾民，迅速向灾区调拨粮食、盐、煤等生活必需品，发放籽种贷款，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支持恢复农业生产。
在全力以赴救灾的同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要求，紧锣密鼓地着手治淮水利工程的筹备工作。他在听取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关于淮河严重灾害和目前治淮的情况汇报后，激动地说：水灾是非治不可，如果土地不是洪灾就是旱灾，那就是土改了也没有用。他还把淮河治理的消息告知从淮安来京的八婶母，说“家乡要挖一条大河啦，从洪泽湖一直到大海”，这里所说的大河就是治淮工程的重头戏——苏北灌溉总渠。
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
为了凝聚共识和力量，周恩来在1950年8月24日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郑重指出，“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首要的是“兴修水利”，而在几条主要河流中淮河排在第一位。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了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1月3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五十七次政务会议，态度十分明朗地表示，淮河灾害最急，是非治不可的。在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骤增、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中财委仍然拨款大力支持治淮，并且提出“统筹兼顾，标本兼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分期完成，加紧进行；集中领导，分工负责；以工代赈，重点治淮”的治淮五项原则，进一步明确“治淮总的方向是，上游蓄水，中游蓄泄并重，下游以泄水为主”。在毛泽东关于“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激励下，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经过几年的不懈奋斗，淮河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兴建的水利设施经受了1954年特大洪水的考验，水患逐步向水利转变，淮水安澜的美好愿望逐步成为现实。
细菌战后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2年1月下旬，丧心病狂的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发动大规模细菌战，连续在朝鲜以及我国东北、青岛等地投掷带有鼠疫、霍乱、脑膜炎、副伤寒等多种病原体的昆虫30多种，在当地引发许多以前没有发生过或很少见的传染性疾病，并在污染区造成流行态势，对平民百姓的生命健康形成巨大威胁。
获得情况反映和毛泽东有关“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的批示后，周恩来随即拟定行动计划，采取应对措施。通过化验病菌、向国际社会控告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在全国进行防疫动员、争取国际合作等形式，“发动反对美国进行细菌战的活动”。
3月1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人民防疫运动。3月中旬，他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先后发出《反对细菌战的指示》和《关于加强防疫工作的指示》，划定防疫区域等级，因地施策，督促加强领导，做好群众宣传工作，相关工作一直“坚持到秋后”。
在“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的同时，周恩来就“把我们的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摆上了议事日程，努力化疫情危机为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契机。
1952年12月11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强调对于卫生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阐明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并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加入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中。12月31日，周恩来签署了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决定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自此，新中国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始步入正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景象。
20世纪50年代全国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跃进号”货轮触礁后的反对官僚主义
1963年5月1日凌晨，万众瞩目的中国首艘国产万吨远洋货轮“跃进号”，满载着1.3万吨玉米，从山东青岛港起锚出发，驶往日本名古屋西港。然而，“跃进号”出发的当天下午，就传来该货轮意外沉没的消息，一时间万众惊愕，疑云重重，成为国际新闻关注的焦点。这起灾难性的事件，经济损失惨重，政治影响恶劣，对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尤其是远洋运输业不啻一个沉重打击。
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
“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扑朔迷离，日本一家媒体先声夺人，于5月2日发表了一条爆炸性消息，称“跃进号”是被鱼雷击沉的。这一说法迅速在世界上传开，引起轩然大波。面对这一复杂局面，周恩来冷静应对，谨慎处置。他于5月2日、3日、7日先后4次约见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了解情况，分析疑点，还原真相。5月6日，他召集中央会议，决定“须到海上调查”。5月15日，他冒着浓雾飞往上海，迅速组织强大的专业力量， 奔赴事发水域，进行现场勘查。经调查取证，最终排除了击沉说，确认货轮是触礁沉没，使真相大白，疑云消散。
一场意外事故的调查虽尘埃落定，但这次沉重的教训，以及交通运输行业接连不断发生的严重事故，促使周恩来对其背后潜藏的深层次问题进行深挖，对事故中表现出来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深入剖析，力求从源头上消除各种事故隐患。
1963年5月24日，周恩来在交通部提交的《电话会议计划》所述“坚决接受‘跃进号’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后批示道：“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同时，他举一反三、由近及远，于5月29日、6月13日分两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列举了20种官僚主义表现及其严重危害，严肃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我们决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周恩来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一生都在用行动与这种“政治病症”作坚决的斗争，而“跃进号”沉没事件可以说是时常萦绕在他耳边的长鸣警钟。
邢台地震后的防震抗震工作
1966年3月8日凌晨，燕赵大地的人们还在睡梦中，突然间地声隆隆、地动山摇，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里氏6.8级强烈地震。此后余震不断，造成大范围墙屋倒塌，铁路、桥梁、矿山及村庄被毁，火灾频发，共导致8000余人丧生，3.8万余人受伤，受灾面积达3.2万平方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在我国人口稠密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的第一次大地震，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周恩来在获知邢台地震消息的当日即指示卫生部派医疗队前往救护，并连夜召集国务院和总参有关人员开会，商定紧急驰援措施。更多好文，请点击“从老故事里，读到那个峥嵘年代”。
3月9日，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汇报后，紧急部署抢险救灾工作，并于下午冒着余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赶赴灾区，听取当地政府的情况汇报，了解灾害详情。他先后3次深入受灾最严重的隆尧、宁晋等地慰问受灾群众，调度人力、物资，指挥救灾抢险工作，向灾区人民发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庄严号召，极大地鼓舞了灾区人民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
周恩来行走在灾区的残垣断壁之间，目睹百姓家毁人亡的惨状，不禁忧心如焚，泪眼蒙胧。他一手抓救灾，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一手开始抓地震的预测预报、防震抗震工作，从长计议，着力解决关乎民生的长远问题。
邢台地震后，周恩来亲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
1966年4月1日，在视察中国科学院地震考察队时，周恩来指出，必须加强地震测量预报研究，做到准确及时。又对科技大学地震专业的学生说，希望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4月7日、10日，他两次约见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地质部等有关单位的科研人员，共同讨论地震预报和地震划线问题，反复强调地震预报的重要性，要求加强研究，尽量探索规律，争取从邢台地震中找出地震预报的头绪。27日，在接见李四光等著名专家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希望你们搞好地震预报，这是我交给你们的任务。”
5月28日，周恩来从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的代表，充分肯定“这次会是十几年来最丰富的一次地震科学讨论会”，要求抓住邢台地震，各方面大力协同研究，“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彩”。
此后，在周恩来的敦促和指导下，组建了专门的地震办公室，召开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成立了国家地震局。新中国的地震科学事业，以邢台地震为起点，冲破干扰，负重前行，得到了迅速发展。
此时此刻，我们重温周恩来在重大灾害后深谋远虑的往事，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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