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公开是反腐的有效手段。在国际社会中，公开程度高、透明度好的国家有更加稳定的政治局面。目前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人心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勇气。官员财产公开程度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涉及许多当权者的切身利益，用自己的权力监督自己很难下定决心。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不要求未担任公职的普通民众公开财产？这是因为，普通公民没有担任公职，不在“瓜田李下”，没有贪污受贿的机会。手中没有公共权力，就不存在滥用权力的可能，所以没有必要公布自己的财产。官员财产公开其目的不是要跟任何官员过不去，而是要限制官员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同时确保公民的知情权。
为什么官员财产要公开？因为官员是公民的受托人，公民和官员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或者说是一种信托关系。公民既然把公共权力委托给官员，就必然要对其手中的权力加以监督，以防止公权私用。而官员的财产状况是最能反映其是否存在公权私用的一个有效指标。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官员财产公开，是一个被国际认可的“金点子”。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凡是政治开放的时期、政治清明的国家，官员的私人空间相比与普通百姓来说都要得到压缩，甚至官员的家人信息也要相应的公开，被公众监督。
现阶段，我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还不能完全满足财产公开的要求。许多官员的财产、家庭投资、子女就业就学等应该申报的内容都是内部报告，只向组织报告，而并没有公之于众。少数官员可能依然存在少报、瞒报等问题，人民群众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过去的贪腐案件来看，财产公示制度还没有发挥完全的作用，人民群众对继续完善财产申报制度仍有很高的呼声。
让官员成为“透明人”，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官员定期将财产“亮亮相”、“透透气”，在阳关下“杀杀菌”、“消消毒”，既可以使百姓“放心”，也可以使贪官“收心”。
官员财产公开，可谓是一个老话题，但一直以来都是民众的一厢情愿在关注，任你如何狂轰乱炸，官员财产依然还是属于秘密。因此，财产公开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成立一个能够超越各种权力、革除各种不当利益的机构，才能保障财产公示改革真正取得成功。这个能够超越各种权力的权力就是人民之监督权。但是，人民之监督权必须要有言论的自由才能有保障。
所以，官员财产公开需要新闻言论自由。如果仅仅公开而不让人评说，那么，这个公开就是形同虚设，和不公开没什么区别。如果没有新闻言论自由来监督官员已经公开的和没有公开的财产，那么，官员的财产在本质上没有公开。
我们看看我们中国台湾地区总统陈水扁的例子，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新闻言论自由，陈水扁的赃款难以全面曝光。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下，若陈水扁公布的财产存在瑕疵，新闻机构就反复调查举证，发现其中的漏洞，结果让大家看到了陈水扁的违法行为。可以说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官员财产公开就形同虚设。
实际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党的初心与使命，也在党革命胜利中起到很大的作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当天下午，天气骤变，狂风暴雨中一个炸雷击中礼堂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驴也被雷电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保卫部门闻讯，准备把这件事当做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予以阻止。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中而亡。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送来的内部刊物《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让工作人员立即把伍兰花带来谈话。在会客室里，毛泽东与她聊天拉家常话，说道：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国民党它要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当面被骂也不生气，就把自己家困难多、缴不起公粮，一时气愤怒骂的事说了一遍，并把村民负担重、生活苦等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于是嘱咐工作人员把伍兰花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他交代道：“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随后，当地政府给她免去公粮，还组织互助组帮她种田。伍兰花变了一个人似的，见人就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
这些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决心要将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随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开始在边区实行。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民生活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也更密切了。毛泽东想起自己挨骂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风趣地说：“这是从‘雷公打死毛泽东’，到天下太平。”
几年过后，毛泽东还一直惦记着此事。仅1945年4月到5月的一个来月时间，他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四次“检讨”了这个问题，用以自省并教育全党干部。他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
当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提问时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还主张，“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意思就是说，作为领导干部，切忌大权独揽，搞一言堂，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尤其是在处理重要问题时，更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这样才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审视工作、修正错误，才能在工作中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
然而，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习惯了唯唯诺诺、奉承赞扬的叫好之声，而对那些“当面鼓、对面锣”的意见，要么反感厌烦、置之不理，要么闻之则怒，视言者为“刺头”、“刁民”，更有甚者会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殊不知，有意见不让提，压而不服，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意见和问题，激化更多的矛盾和情绪。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群众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意见手足无措、置之不理。工作中，当与群众坦诚相见，把问题向公众解释清楚，跟大家坦诚沟通，意见才会变成理解和支持。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是否漏雨，在屋宇下的人最清楚，政策得失，百姓的评说最重要。作为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端正姿态，主动深入到实际、扎根到基层，听听百姓怎么说，问问百姓怎么看，不但听认可、听赞扬，更要听意见、听批评；对于群众挑的“刺儿”，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洗耳恭听、深入反思，并跟群众解释清楚，给公众一个明白，还事件一个清白，这样才能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和误解，获得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表扬的确会鼓励人，但如果只有表扬，而不指出问题，那这个人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我们的文化，特别鼓励表扬，而拒绝批评。即便要批评，也是无关痛痒，明贬实褒。尤其是面对上级，面对领导。比如，领导做出了一个分明是错误的决策，但众人都异口同声表示赞赏，结果呢，还是要领导自己承担犯错的责任。
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这是天性，对于未成年人，比如老师对学生，多鼓励优点，当然有利于保持学习兴趣、发挥优点——毕竟学习不是多快乐的事情；而且未成年人心智世界观等尚未成熟，自我意识有时候会反省到。然而一个三观相对固定的人，再对其舛误大肆表扬，不仅虚伪得恶心，而且会害了这个人。我再重复一遍：对于成年人，批评会使人进步，表扬会使人落后。
所以，政府不要回避困难和问题，也不要害怕群众的意见和批评“有偏差”“不正确”，人不是神仙，提意见、提批评不能要求百分之百正确。”“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不要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政府一定要秉持开放思维，广泛听取、吸纳各种意见。
浅而言之，多倾听他人意见，多了解民生疾苦，多体察市场感受，确实有助于改进工作。这是因为，政府行政或者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或者因为身在其中，囿于视野所及，往往容易出现某种自我遮蔽现象。这就需要民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发声。
而不管是面对面的座谈会，还是线上的诉求表达，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总有一些“刺耳”的声音应该被听到，总有一些“扎心”的问题应该得到解决。而从根本上讲，这也是现代政府政治伦理的要义。来自社会的各种声音，不是给政府添乱，也不是与官员作对，而是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公正施政的重要外部力量。
实际上，让民众和市场主体说出“刺耳”的话、“扎心”的话，非但不会影响行政效率，不会损害社会秩序，反而会因为民意参与，而不断调焦，使得政策措施更有针对性、更接地气。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的意义与价值，正在于此。
另外，官员财产公开其实也有利于保护官员自身的财产权，他的私有财产，只要登记合法的，就会受到保护。官员财产公开还有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官员财产一直不公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腐败假定！就是说，如果官员不敢公开你的财产，老百姓肯定认为你是腐败的，老百姓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长久而言，带来的只会是更大的不稳定。
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分析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背离和失去民心是致命根源。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汲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尽快实行官员财产的公开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才能长治久安。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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