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在怎么革命？

　　最近，我们推送了两篇关于最近上映的主旋律电影《1921》的分析，《没人拍，是主旋律电影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革命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追车，不是cosplay 》，有读者让我们聊聊同样是近期上映的另外一部主旋律电影《革命者》，这部电影确实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如果仅仅从实际效果而言，《革命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尤其是在剧情上，存在许多不合逻辑也毫无必要的虚构。例如影片再三表现的李大钊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的那个赌约就让人感到颇为尴尬。革命者与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在极为刻板的善恶对立模型中就变成了嫉贤妒能者与光明磊落者之间的私人恩怨，于是阶级问题也就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这种对于革命的理解显然还是非常浅表的，即使导演非常努力地从视听语言层来掩盖它，最终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不过，问题归问题，从电影观念的角度看，我仍然可以发现，以《革命者》为代表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正在命题作文的框架下努力地革新自己。这种革新，首先就源于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之间合作的日益加深，从而使作品也日渐多样，以往总是被一两部主旋律大片霸屏的影视市场，开始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中央与地方的合作

　　我们先从一个影视常识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影视作品在被观众看到的时候，已经经历了策划、制作、发行、放映四个阶段。而在一个成熟的商业市场中，一般认为，决定作品成色的，往往是策划阶段的出品方，也可以被称为投资方，其次是制作方，再次才是发行方。因此，他们的名字往往也会按这种权力次序出现在电影成片中。

　　而在今年的较有影响力的《觉醒年代》《1921》《革命者》这三部主旋律作品中，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三者的出品单位，分别有安徽省委及广电部门、上海市电影集团和河北电影制片厂、唐山电影制片厂。这恰好对应了三部影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身份，陈独秀先生的故乡是安徽省，李达先生在“一大”中是上海代表，李大钊烈士的老家位于河北唐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拉着革命先辈们的同乡一起拍片子的情况呢。这首先是个经济上的问题。

　　在疫情重创全球影视行业的情况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算是影视投资中最为稳妥的买卖，策划、制作、发行一部这样的作品的回报率远比其他任何类别的影视剧要保险，主要出品、制作方与故事主人公及其代表身份的高度关联，不仅指向市场关系，更暗示了项目的权力归属。在以前，由于电视剧和电影审查部门的级别不同，很多时候，主旋律影视作品之间，题材和片名都会重复。中央文化国企拍电影，经济强省紧跟着上马同名、同题材的电视剧，在本省频道不停播放，是很常见的事。

　　因此，所有层面都统一计划和部署，不浪费题材，做大蛋糕大家分，才显得弥足珍贵。今年以来，围绕着“一大”，三部影视作品，分别从不同主人公的角度，兼顾了传播层面的诸多需要，出现了极为难得的“步调一致”的情况。比如，电视剧时间跨度长，关于主人公有更加丰富的故事可以挖掘。而电影时间短，适合讲述“一大”这类跨度只有十天半个月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今年的主旋律影视作品，有的时间跨度十余年，有的只有一两年，有的是群像式作品，有的只则聚焦于一个人的故事，搭配之下，故事不但极少重复，艺术效果也得到了保障。

《革命者》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它也是我所知道第一部凑齐了中央、省级、地市级制片厂的作品。新世纪以来，除了上海电影集团、北京电影制片厂这两位从计划经济年代就一直是尖子生的幸运儿以外，少有地方文化国企能够在全国产生影响力的。因此，搞点电视剧在自家地盘自产自销，赚点养家的钱，其实也不难理解。而将《觉醒年代》这种重磅题材与地方分享，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在观众用脚投票的年代，大部分地方文化国企比不过中央同行，是很正常的现象。毕竟，钱多的民企，资源多的国家有关单位，都在和他们抢饭碗。西安电影制片厂这种以一己之力改写中国电影史的特例，毕竟是少见的。八九十年代在世界影坛独步天下的西影，捡漏留住了那时候没人要的77级北电毕业生，还能在网络时代靠版权勉强度日。21世纪之后，中国电影市场早就是民营的天下了。现如今，主旋律电影这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细分市场，大致已经发展到了民营电影公司负责现实题材、官办文化国企负责革命题材的现状。而主旋律电影第二个层面的革新，也正是从这个现象开始，即在叙事上的中国化探索。

国企与民企的合作

　　自《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以全明星阵容成功培养了观众看电影时“数星星”的习惯以来，用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巨星客串模式打天下，一直是主旋律的法宝。在此之前的秘诀则是单位包场。中国内地电影史很少提有票房数据以来的第一部破亿电影，恐怕没有人能够想到，并不是成龙、李连杰或者张艺谋、冯小刚的作品，而是2000年的《生死抉择》。这部在今天已经鲜为人知的反腐电影，在当年靠着令一代人印象深刻的包场观影，首先破亿。

　　在今天，某些电影出品方要想再这么做就会不太顺利了。“建国三部曲”就是个很好的例子，2017年的舆论圈中，前两部已经吊足了观众胃口，《大决战》《大转折》也被重新发现，观众的审美阈值已经被大大提高了，所以当依旧全明星阵容的《建军大业》想引入民营公司、香港制作班底来接进行革新的时候，已经迟了。把《建军大业》拆开了，哪种元素大家没见过？

　　因此，对于好莱坞套路都见怪不怪的观众，面对《1921》的换汤不换药，自然也就无动于衷了。而《革命者》在第二个层面的意义，也是顺着这点展开的。主旋律，其实严格来说，它只个极为模糊的概念，而要做突破，就要搞清楚，主旋律究竟是个啥？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其实不难明白它是八十年代电影行业市场化的产物，是与小市民的商业电影相对应的概念，一方面，它可以代表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国家意志却往往并不主动让它代表。它既是在现实中开放的，也是从历史上封闭的。它往往只被规定于题材之中，却很少有观众从题材上谈起它。

　　这样一种动态的变迁过程，无比具体地反映在了过去十年的电影产业中。直至近年，当疫情斩断了民营电影公司的业绩，加之天下苦小鲜肉久矣，国营与民营，才不得不牵手做饭，告别了此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一起出人出力出想法，拍起主旋律。在此之前，例如中影、华夏这两大影视巨头，要么只是借助国家平台给民企做发行，要么只是投好项目出个钱，大部分情况下，影片的主控权都在民企手里。至于上影、北影等地头蛇，则是优先扶持本地的电影产业。曾经的主旋律大户八一电影制片厂，一直面临着我们曾经说过的“逆淘汰”的窘境，连行政级别都被降成了正师级。主旋律想要恢复往日的光彩，也只有在两者的利益最大化的今天，才有可能。

当他们发现，能用的人就这么多、观众胃口也大了的时候，讲故事的方法就非常重要了。在主旋律的商业化步伐宛如祖母一般步履蹒跚时，人才质量更高的民企，就为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提供了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

　　一般来说，商业电影分很多类型，比如西部片、歌舞片、警匪片、黑帮片等。而众所周知，引领过去一百年商业电影标准的，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与香港电影的崛起依赖于移民潮中的工农群众那般，美国商业电影的崛起，也是靠着同样一批人。但是，电影为他们所讲述的，却是他们根本没经历过的事。因此，这套类型电影的手法，更像是一种安眠药、致幻剂。即使如《教父》这样的影史经典，在今天的视野看来，不免也有些美化暴力、鼓吹无政府主义的弊病。

　　在商业化挑战面前，中国影视工作者不免也想到了照抄欧美、香港地区成熟的类型电影模式。比如《建军大业》，明显是把一个黑帮片的故事程式套在了一个工农政权上，稍微有点正常头脑的观众都会感到不适。我们讲，借用商业片的叙事模式不是不可以，前提是所讲的故事和使用的手法，得沾边。不仅如此，很多批评者拿商业电影规范来批评主旋律影视，明显没有搞清楚，主旋律影视并不等同于商业电影。手法借用归借用，主旋律不是好莱坞那一套做梦骗人的把戏。

　　《革命者》在这个问题上，就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因为它的故事，是反商业片套路的。电影以李大钊先生在临刑前的24小时为开端，通过张学良、毛泽东的回忆展开革命烈士波澜壮阔的一生。它没有精心设计的开端、发展、高潮，也没有花大力气介绍革命背景和人物，抢同行饭碗。更没有用好莱坞经典的的“最后一分钟营救”手法，故事的矛盾，没有在电影的最后一分钟被解决。在电影中，张作霖、蒋介石、作威作福的洋人，并没有被从天而降的超级英雄一个响指灰飞烟灭。影片选择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手法，矛盾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为了中国人的幸福，李大钊先生毅然选择了往生，这激励了后来者建立了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

　　更何况，李大钊先生虽然殁于张作霖、蒋介石之手，电影却不讲他们的结局，这在好莱坞电影中是不太可能的。但这不代表观众不知道，观众能够在电影院看到李大钊先生光荣的一生，这本身就是一种happy ending。因此，《革命者》这类反情节的主旋律影视，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它不是在帮人做美梦，而恰恰是参与到了群众的生活中。就连在那天，随着李大钊烈士一起为革命理想牺牲的唯一一位女性，党的早期妇女战线领导者，张挹兰女士，《革命者》都再现了她英勇不屈的从容姿态。

　　它把结局交给了观众，给人的并不是幻想而是理想，这是《革命者》为代表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最大的革命性。它展开了历史与社会的横切面，不去赘述革命的纵切面，它等待着有心者的进一步发现、还原当时，无数个革命先辈们，为什么要革命，在怎么革命，革命为了谁。

主旋律的未来

　　虽然说，《革命者》拍得也有点赶，六个月的拍摄加后期制作时间，对于任何一部电影都是不够的，因此，也就难免出现了演员串台、配乐应付的情况，不过相比于后面的大导们父女联合执导、父亲提拔儿子的情况来说，无疑还是保留了一点中国电影的颜面。并且能看得出，这位导演也算是个颇具才华和电影素养的专业人才，因此在影片中能看到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场景。

　　比如洋人在上海街头枪杀无辜报童那段，电影院放的是《党同伐异》，而陈独秀在北京大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则出现了卓别林的经典电影《狗的生活》的海报。美国电影大师格里菲斯的巨作《党同伐异》，讲述了人类历史上千篇一律的、因为不容异己而手足相残的故事。而《狗的生活》中，流浪汉夏尔洛为了生存，被警察不停地赶来赶去，何尝又不是底层劳工的现实处境。这并不是简单的文艺青年掉书袋，因为这两处伏笔与剧情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被表现得非常贴切、形象的。我们非常欢迎以后的主旋律作品中，能够继续将中国人的奋斗历程，与对于人类文明的反思、世界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起来，拍出不仅是给自己人看的电影。

当然，现状是值得欣慰的。当下许多新的电影人，正在努力地革新自己，努力地为人民创作，试图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电影进入人民的生活。他们，不仅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也为了主旋律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能够真正地具有自己的价值，能够走进人的心里，能够让革命先烈和共产主义理想，再一次在世间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