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瑟夫赛德市发生了严重的公寓楼坍塌事件。9天过去,救援队只找到22具遗体,仍有126人下落不明。
事故发生16小时后,当地市政府批准的第一支救援队才赶到现场,到位的也只有十几人;州级救援队到场事件则花费了近3天。
佛罗里达州派出了370名救援人员,这被称作是“该州历史上除了飓风灾难外派出救援规模最大的一次”,而这370人还要分成两班轮班。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称赞搜救队是“业内最优秀的”,然而救援的速度和成果却乏善可陈。救援黄金72小时错过的28日,遇难者家属就出来质疑救援缓慢的进度。本来救援队的规模就远远不够,现场更是一片慢腾腾的磨洋工——
面对受难者的质问,佛罗里达州参议院卢比奥却向他们解释道,不是救援太慢,是工作太难了,他甚至直接表示:“我们认为不可能再有人生还。”这等于直接宣判了失踪者的死亡。显然,在州官眼中“救援”已经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是为了应付遇难者家属和社会的质疑。
这几天,“美国救援速度”也成为国内互联网嘲笑的对象。说到“美国速度”,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对比被称作“基建狂魔”的“中国速度”。
其实,“美国速度”真的慢吗?
二战期间的五年时间里美国造了147艘航母,在美国强大的造船工业的加持下在1941年到1945年间,18个美国船坞共计建造了5000多艘自由轮。里士满船厂建造的“罗伯特·皮尔里”号从铺设龙骨到下水只花了4天15小时零29秒,这速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几年前,脑洞大开的马斯克计划在城市底下挖一条隧道,仅供自动驾驶的特斯拉电动车出行。2019年8月,马斯克拿下一笔4870 万美元的订单,为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设计和建造一个 Loop 系统,用于连通拉斯维加斯的会展区与大学校园区。马斯克的无聊之举得以实施,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会展园区地下,一条1600 米的隧道被成功打通,耗时仅仅三个月,这速度丝毫不比被称作“基建狂魔”的中国差,尽管隧道的尺寸规模还不及地铁。
从美国二战期间的造船速度和马斯克为了一己“无聊之举”的隧道挖掘速度来看,美国速度其实也可以不低。
对一项“单一工程”而言,真正决定速度的是生产力。如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命题成立的话,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似乎还远没有自信到能超越美国的地步。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通俗的说法就是“钱没给够”!佛罗里达州的救援花的是所谓的“纳税人的钱”,当然,事故调查完成之后这笔钱可能会找开发商、业主以及保险公司赔付,但至少目前出钱的是州政府。
按照美国所谓的“民主体制”,花纳税人的钱必须纳税人同意;谁是“纳税人”的主体,当然是美国的资产阶级;然后,州议会贯彻资产阶级的意志,紧急批准使用这笔救援费用,但又不能批准得太多。
这样就造成了目前的救援速度迟缓的格局,一是“贯彻资产阶级的意志”需要一个所谓的民主过程,这就导致市救援队在事故发生16小时后才到场、州救援队在近三天后才到场;二是,“主子的钱”不能随便乱花,救援预算和救援规模都要得到控制,毕竟遇难的不是“主子”。
有网友认为倒塌的公寓是豪宅,每套售价7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近500万)的售价,以此批评美国政府不仅漠视外国人权,连本国人命甚至是本国精英的性命都不重视。其实,70万美元的售价在美国远远算不上豪宅,2019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9万美元,2019年中国人均年收入为3.1万人民币,对比一下中国的房价,大致就能知道,这顶多是一栋美国中产阶级的住宅。
如果真要死的美国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属,不仅仅是州政府要紧张,美国的大资本家们自己都能掏出足够多的救援经费。
面对遇难者家属对救援速度的质疑,美国有媒体站在理中客的角度评论说,“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不是拜登总统的错,不是佛州州长的错,不是迈阿密市长的错,大楼建成和审查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还没有上任,这也不是政府监管的问题。”
这个话有一定道理,至少比那位念错字怪毛时代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大学校长更客观。但迟缓的救援速度是谁的错?为什么没有遭到美国民众的普遍质疑甚至是抗议?
相比而言,如果类似的状况出现在国内,互联网上的质疑声浪马上就要铺天盖地了。
有人说这说明“中国更民主”,笔者觉得这回避了更关键的问题,更关键的是毛主席为我们留下了几项重大遗产。
中国人民熟知的救援案例,就是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的救援。类似的事件在毛泽东时代时代数不胜数,新中国成立初的1950年淮河流域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毛主席在两个月时间里连发四份批示紧急指示救灾,并指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随后一场规模浩大的治淮工程迅速开始了,肆虐了几千年的水患被根治。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为后来的政府应急救援提供了一个样板,在物质条件逐渐丰富、生产力逐渐发展之后,如果官员做的比样板差,老百姓是要骂娘的!这是毛主席留下的第一份遗产。
是毛主席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政干部开展工作的根本宗旨,尽管时代已经变迁,但至少“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还篆刻在影壁上,至少从法理上,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应该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人民遭遇灾难,权力就应该不计代价地迅速救援,这个体制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美国的。这是毛主席留下的第二份遗产。
相比美国民众对迟缓的政府救援速度习以为常,中国民众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完全不同。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远超美国人民,更何况中国人民还经历过毛时代最后十年“民主课”的大风大浪锻造。这是毛主席留下的第三份遗产。
当然,本文的讨论并不打算到此为止。“跟着美国”在80年代一度成为信条,今天的精英阶层尽管喊着“自信”,骨子里还是迷信美国那一套。迷信美国,最根本的是迷信美国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和市场机制。这样的迷信其实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人民并不认可,于是有人就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造出了一套“唯生产力论”的歪理邪说来暗度陈仓。
“美国式救援速度”其实是对“唯生产力论”的极大讽刺。生产力并不低的美国,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上,最强大的生产力也就被用于资本增殖,而不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更不会用于人民群众的灾难救援。
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无数人失去家园,最先到达现场的不是美国政府的救援队,而是维持秩序的美国警察;福利资本主义时代兴建的公立学校、医院被飓风彻底摧毁,私人资本嗅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私立的学校、医院大量地兴建起来,这在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都因为当地民众的反对而无法实施,而此时仍然有大量的民众无家可归,正处于灾难后的恐惧与懵懂之中。最强大的生产力被用于私人资本攻城略地、推进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用于灾难救援。这一幕被记录在了学者娜奥米‧克莱恩所著的《休克主义》一书中。
美国当然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医疗科技,但一场大流行却已经造成50万人丧生,死的都是美国最底层的民众,而那些美国的富人则得到了最优质的医疗资源的及时救治。病毒的肆虐是人民的敌人,却是医药资本的机遇:巨大的医疗需求,数额惊人的疫苗开发和使用,都能为医药资本创造前所未有的盈利机会。
美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地为中国人民扮演了反面教员的角色,中国人民必须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坚决反对“唯生产力论”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也更应理解毛主席的担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这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