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一篇评论“复旦伤人事件”的文章被“用户投诉”了，今天换个角度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案子本身的讨论在知乎上已经比较多了，很多讨论让一起悲剧充满了荒诞色彩。例如一方要把凶手打扮成合格的凶手，就扯出凶手在苏州大学待不下去了被复旦收留的事，事实上凶手在苏州大学只待了四年，续聘头一年就去了复旦；更有甚至从“面相”上却给凶手定罪：
这方面的讨论不展开了，免得又被“用户投诉”。
站在广大青椒们的立场，绝大多数人是在痛斥“非升即走”制度；而美国归来的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则拼命给“非升即走”及高校预聘制辩护：
然而，饶毅是在美国就拿到了教授职称，回国也是以教授职称被特聘的；此时北大已经教改，如果按照正常的“非升即走”渠道，笔者是怀疑饶毅能否顺利“升留”的。
“非升即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借鉴
笔者在前文已经指出，“无须讳言，这套‘非升即走’的高校教师聘用制度，就是从美国照搬而来的”。
不过与美国高校约半数预聘留任不同的是，中国的青椒预聘留任却只有1/6-1/8，2018年，武汉大学更是被爆出119位教师中只有4人通过评审入编，有97%的青年教师被淘汰。
青椒们承担了高校科研创收的主要工作，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最后大部分人的命运是被淘汰，而此时他们已经人过中年。这与某互联网大厂34岁辞退的资本压榨制度如出一辙。
所以本号在前文感慨：“‘学生最终超越了老师’，幸哉、悲哉？”
算起渊源的话，“非升即走”其实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美国向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借鉴。“非升即走”译作“tenure-track”，但它正式的制度名称是“academic tenure”应该被译作“终身教授制”，乍一听这不是搞“铁饭碗”和“学术大锅饭”吗？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大学教师是事实终身制，普通劳动者都是端“铁饭碗”的。
美国是一个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国度，在社会舆论层面，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直以来，这一原则不只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科研领域都是不可动摇的信条。
但是到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简称AAUP）颁布《关于学术自由与终身教授制原则的陈述》，设立终身教授制最初的目的据说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进入终身教职体系后，非法定原因，学校不能解聘教师。然而，无论麦卡锡主义时期还是民权运动时期，美国政府对进步教授和学者的迫害，都让“保障学术自由”的解释变得苍白无力。
在另一层面，社会主义苏联的科研进步速度早已令美国震撼，即便是打着“国家社会主义”旗号的德国，其科研进步速度也是惊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科研制度，孰优孰劣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又如，美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用了7年，苏联只用了4年，中国更是只用了两年多；导弹和原子弹结合即战略核导弹的试射成功，美国用了11年，中国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而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做对比，速度和效率的差异更是惊人，几乎同时起步、但工业基础条件和国际环境都比中国好的印度，原子弹比中国晚了35年，洲际导弹晚了32年！
市场原教旨不能当饭吃，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必须“务实”，否则也成不了头号帝国主义。
终身教授制在美国的推行的确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授的经济权益，稳定了人心，为高校留住了优秀拔尖人才和学术骨干，这是美国能产生世界顶级名校和二战后科技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终身教授制+非升即走，其实是既借鉴了社会主义，又对市场竞争机制进行了保留。
“人性化”那只是在成为终身教授之后，对中青年教师来讲，终身教授的竞争非常残酷，即便是半数淘汰。哪怕是《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这样优秀的资产阶级走狗，在哈佛干了九年也没成功申请到终身教职，被迫转任哥伦比亚大学，三年之后才重返哈佛。
拿到了终身教职，无疑是端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学术大锅饭”。大锅饭养懒汉的一个前提是，端铁饭碗的得是自私自利的“小岗人”，“大寨人”端上铁饭碗不仅没有养懒汉，反而更勤奋了。在私有制的美国，显然大学教授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大寨人”的觉悟。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克服大锅饭养懒汉的手段自然还是市场竞争那一套。进入到终身教职后，的确出现教授惰性增加、学术产量下降、绩效下滑的现象。为此，AAUP也提出了一些对策，比如建议对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每五年再考核一次，如果考核成绩不佳，学校有权依照程序减少科研经费、降低薪酬，或提出警告，规定考察期，直至要求自愿退休。
在美国的这套“非升即走”制度下，高校教师仍然是“打工人”的角色，积极性有所提高，但不可能提高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的觉悟。美国的科研进步速度二战后仍然是干不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只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毛泽东时代的“学术大锅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事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如何搞“学术大锅饭”的。
社会主义的“学术大锅饭”首先是在长远规划、布局下，敢于“养闲人”的气魄和胸襟。
1956年1月，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半个月后毛主席又发出了“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的指示，“12年科技规划”随后问世，核技术、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航天这四项世界尖端科技随之被提上新中国科学发展的议事日程。
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
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5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在谈到对技术人员的关系问题时说：“有发明的人不被信任的问题，也包括在内。对人不大关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帮助人，不关心人的死活，对人冷淡，这个问题应该注意。”
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同物理学家钱学森、地理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桢就农业、地质、核武器等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他勉励大家说：“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1965年1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在听取余秋里汇报新技术设计问题后说：“我看了关于一万二千吨水压机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二次、三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没有“直接应用价值”的数学研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研究也是在毛泽东时代进行的，成果是在1973年在国内的《中国科学》刊物发表并轰动世界的。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这同样是一个敢于“养闲人”的典范。
“失败乃成功之母”，长远规划布局下“学术大锅饭养闲人”的气魄，与非升即走制度下盲目追求论文数量和“短平快”出成果的功利主义短视形成了鲜明对比，孰优孰劣，不难分辨。
第二，社会主义“学术大锅饭”是对现代科研体系特征的高度适应。
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得到了迅猛发展，科研体系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协作面广、高度综合、高度复杂的体系，科研工作还需要对应的工业体系的支撑与配合，不是哪个超级英雄以一己之力就能完成一项新的科研成果的。任何一个链条环节，任何一个工业门类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制约整个科研体系的发展。
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大飞机、万吨轮、集成电路，等等这些世界尖端科技成就，以及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这些更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更是离不开举国体制、大兵团作战，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以及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以及工厂、公社的协力配合，离不开技术人员、基层干部以及工人农民的三结合。正是靠着社会主义“学术大锅饭”，才把科研领域的千军万马凝聚在了一起。
1973年11月16日，杨振宁致函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称自己准备提名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代表各一人合得1974年诺贝尔化学奖，我国在60年代完成的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是完全有望获奖的。然而，胰岛素研究成果是科研人员在党的领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难以提出有突出代表性的人选，故我们倾向于婉言谢绝杨振宁的好意。
在集体主义消亡、个人主义张扬的时代，“集体努力”越来越被舆论忽视，转而宣传个体英雄。
2015年，参与发现青蒿素研究的屠呦呦最终以个体身份获得了诺贝尔奖，不过，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向世界宣告，获诺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将毛主席的亲笔题词展示给了全世界。
杂交水稻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一提到它，人们往往只知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实际上与袁隆平同一时期进行研究的团队还很多，参与杂交水稻研究的农业技术人员、基层干部、人民公社社员更是百万之巨，光是因为杂交水稻研究产生的院士就有六位。
1981年6月6日，当时的国家科委、农委要将新中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授予杂交水稻研发团体。前来领奖的颜龙安却得知，奖状上只写着“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没有其他人的名字，奖状与奖章也只有一份。这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满，一位领导解释说，“今天晚上，国际广播电台就要向全世界播出‘袁隆平等人获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这条消息了，明天所有的报纸也都会刊载这则新闻，这么大的事情，关乎到国家威望，不好再有什么更改。”作为事后补救，颜龙安与其余20多名主要获奖人会后都得到了一张复印的奖状，奖状背面写着每人的工作单位与姓名。
试想，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学术大锅饭”，毛泽东时代会有两弹一星、大飞机、万吨轮、集成电路、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吗？
第三，“社会主义大锅饭”可以“养闲人”，但绝不是“养懒汉”。
昨天还从北京青年报的企鹅号看到一则新闻，不知真假：
据称受害书记“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是家庭主心骨，他的骤然离世让家人难以承受，农村的年迈双亲需要赡养，遭受身心重创的妻子和尚在求学的女儿需要照拂”。
受害书记执行“非升即走”所打破的是“学术大锅饭”，讽刺的是，如果人民公社不解体，“社会主义大锅饭”还在，即便这位书记不在了，“社会主义大锅饭”也会供养这位书记的年迈的父母以及尚在求学的女儿。这样的局面不值得反思吗？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大锅饭”实际上是为广大科研人员完全解决了后顾之忧，是亿万工农群众在无私地“供养”他们，他们也同样地在无私地回报社会。
在我国科学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从美国归来的郭永怀教授是参与者之一。1968年，郭永怀在青海基地，为第一颗热核导弹的发射进行着准备工作，两个多月后他为了试验中的一个重要发现要回北京，飞机在首都机场即将要降落，却在离地400多米的时候，突然失去平衡并坠毁在农田里。当大家赶到现场时，看到的是，郭永怀的衣服已被烧焦，他和警卫员紧紧得抱在一起，众人费力好大力气，才将两人分开，而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毫发无损被夹在两人胸前，衣服都烧焦了，却依旧那么护着文件，可以想见他在身前是忍了多大的痛啊。
而郭永怀这样大公无私的精神在那个年代的科研技术人员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武光同志1954年开始担任笔者母校北航的校长兼党委书记，1958年9月，研制成功了“北京一号”、“北京二号”和“北京五号”，三个型号的飞行器成功上天，其中“北京一号”飞机是学校师生共同协作的结果。据武光同志回忆，“北京一号”研制期间，他晚上没法睡觉，因为总有师生半夜偷偷跑回去加班，他需要“抓”他们回宿舍休息——这是怎样的一股干劲啊。
私有制下的个体很难理解这样的奉献精神，这其实是革命英雄主义和主人翁精神的一种体现。抗美援朝战场上涌现出了无数英雄烈士，像黄继光、邱少云，他们都出身于贫农家庭，旧社会受到了地主的残酷压迫。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给他们家庭分到了土地，让他们翻身得解放成了社会主人，他们才义无反顾地要保卫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养懒汉”的说法完全是对这整整一代人民英雄的亵渎和污蔑！
在雇佣劳动制导致的社会贫富分化、生产过剩局面下，“非升即走”、AI监工根本无法阻止打工人“躺平”，某些乏走狗不想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把996跟两弹一星精神混为一谈，劝打工人奋斗，实属无耻！这两种所有制基础能一样吗？“为本阶级改造世界”跟“给别人打工”是一回事吗？
两弹一星精神的回归，只能依赖公有制和社会共同体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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