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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们愿不愿意生孩子,是由生产力决定的。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这点表现的非常明显。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人们愿意生孩子,而且把“结婚生子”当作人生最大的任务之一。
毕竟生产力落后嘛。
比如大禹治水用了13年,左手拿着准绳,右手握着规矩,走遍大半个中国,才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最后治水成功,大禹累的小腿上都没肉,腿毛也磨光了。
在那个年代,大禹是国家最大的领导之一,工作环境都如此恶劣,可想而知普通人的生活有多惨。基本上是“茅屋杂食皮草”三件套,能活一天算一天,生活质量就别想了。
至于防疫和医疗更是没有的事,如果不幸感染病毒,只能用免疫力硬刚,能活下来是命大,死了也就算了。
反正周围的人都一样,大家对生命的阈值很低,便没什么可悲伤的。
这种生产力落后的年代,从“三皇五帝”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前夕,虽然各种技术在不断进步,但始终处于积累阶段,并没有跨越式的发展,对人的寿命帮助不大。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人均寿命都只有35岁。
活下去是农业社会最大的追求。
为了对冲高死亡率的风险,人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提高出生率。也就是尽量多生孩子,哪怕有几个孩子夭折,还有剩下的孩子做备份,不至于家庭失去劳动力,进一步导致家庭收入减少,甚至被人欺辱。
古代人信奉“多子多福”,本质是对于投资和回报的期望。
既然生孩子是投资,那夫妻需要付出什么?
其实也不需要什么成本,无非是做饭的时候多放一把米,吃饭的时候多一副筷子,教育则是量力而行。
毕竟生孩子的初衷不是培养成才,而是给家庭增加劳动力,并且做为领取养老金的人型ATM机。
这就叫不忘初心。
那些孩子稍微有行动能力的时候,就要参与家庭的劳动,比如5岁要打扫卫生和拔猪草、8岁得放牛放羊,长到12岁就要去种田了。
还想赖在家里玩乐高?门都没有。
所以在农业时代生孩子是成本极低、收益极大的投资行为,甚至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凡生育能力健全的人,都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玩命生孩子。
生一个回本,生两个就是赚到,多多益善。
而人们自发的生育行为,也得到了国家的保护。
《史记·魏公子列传》里说了一个故事。
公元前257年,秦国在长平歼灭赵国的40万大军后,发兵包围邯郸城。赵国平原君的夫人,正好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于是平原君给信陵君写信,求他带兵攻击秦军,解救邯郸之围。
当时魏国已经出兵了,只是将军晋鄙驻扎在战场以外,坐山观虎斗,根本不愿意直接和秦国交锋。
于是信陵君想办法偷了魏王的虎符,到魏军中杀晋鄙,统领全军救赵国。然后信陵君便下了一道命令:
“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
最后信陵君选出八万战士,击败秦军解了邯郸的困局。
信陵君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呢?
因为父亲和长兄是家里的壮劳力,一旦在战争中牺牲,对于家庭来说就失去顶梁柱了,以后的日子会很艰难。
而“独子不参军”更是国家的红线,毕竟家里只有一个后备劳动力,死在战场上,对家庭是毁灭性打击:
首先是不能给家庭创造价值了,这个家庭必然生活的非常拮据,其次是不能给父母养老了。
所以国家宁愿损失一些战斗力,也不让独子参军。
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孩子是家庭的重资产,不仅要加大投资力度,还得长期持有,绝对不能做一次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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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的生产力迅速进步,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都能实现了。
首先是粮食。
美洲发现的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普及,再加上化肥和农机的运用,结果便是土地的亩产量增加,人类的粮食供给,史无前例的丰富起来。
其次是医学。青霉素、手术、药品、护理等医学技术的发明,极大提高了病人的生存概率。
有粮食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有医疗就能降低死亡率。
而且在工业革命前期,正是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比如煤矿、钢铁和纺织,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前没什么地位的妇女,被迫走进工厂参加劳动,实在不够还有童工。
1788年,英国有142个纺纱厂,共有女工3.1万人、童工3.5万人,而男工只有2.6万人。童工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力。
于是在工业革命前期,世界各国都在玩命生孩子,人类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大爆炸,因为孩子依然是家庭的重资产。
生孩子做为一项投资,延续了收益大于成本的属性。
1800年左右,全世界只有10亿人口,到1950年的时候已经飙升到25亿,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两次工业革命爆发的时间。
中国的工业化起步晚,也没有使用过童工,但就是在新中国“高积累、低消费”的前30年,人口从50年代的5亿,飙升到80年代的10亿。
为了鼓励人口红利,国家都要表扬生10个孩子的英雄母亲,有那么几年时间,妇女生俩孩子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可见“人口爆炸”是全世界的问题。
但是工业革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开始不愿意生孩子了。
原因很简单。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人类文明也在飞速进步,社会福利、人权、生命尊重的观点逐渐兴起,以前那种粗放的经营方式,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首当其冲的便是童工不让用了,那么对于很多贫困家庭来说,孩子回报家庭的时间就要向后推移,起码要到18岁以后。
然而更悲催的事情来了。
城市居民的生活都不错,即便不能大富大贵,也不用为了吃饭发愁。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人类不再为生存挣扎的时候,便要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
怎么追求生活质量呢?
培养孩子读书呗,争取将来能出人头地,甚至带领家庭更上一层楼。
你想让孩子早点工作赚钱,可放眼望去,同龄人都在玩命读书升学,你要敢让孩子出去工作挣钱,将来连同龄人的汽车尾气都吃不到,你能甘心?
可读书是成本很大的事情,一个家庭省吃俭用投资25年都没有回报,甚至将来也不一定能有多大的回报,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和祖宗一样多生孩子就很吃力。
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城市工薪阶层的办法就是少生孩子,优生优育。
毕竟科技进步了,人类的死亡率大幅度降低,不必用出生率来对抗死亡率。
所以在工业时代,孩子不再是家庭的劳动力和重资产,而是回归到人类最原始的生命延续功能,以及家庭成员的精神陪伴。
那么优生优育,就是很自然的选择。
而且很多人选择不生孩子,这个时候家里老人就会出来劝:“哎呀不生孩子是不行的,你老了可咋办啊?”
家里老人的话没问题,这也是人类藏在基因里的东西,来世界走一趟就是为了延续生命嘛。
但是不生孩子的丁克族,其实在经济规律上也没问题。
老一辈人生孩子是为了获得劳动力,增加家庭收入,防止老无所养。而现在的年轻人,完全可以找一份工作,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不必用“增加劳动力”的方式获取家庭财富。
等老了有养老金,想吃药楼下就有药店,再不济还能去养老院。
于是生孩子就成了个人意愿,而不是生活刚需,不想生就不生,你能怎样?
大部分人优生优育,少部分人不愿意生,人口数量能不下降吗?
同时改变的是国家人口结构。
在工业化狂飙突进的年代,国家需要劳动力,鼓励大家生孩子,形成了一个老年人少、青壮年多的金字塔人口结构。
经过几十年发展进步,青壮年的生育欲望降低,不就生的少了嘛,那么青壮年劳动力成为老年人之后,就形成老年人多、青壮年少的倒金字塔人口结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社会。
日本和韩国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现在中国也在这条路上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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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进入老年社会,当然着急,想了很多办法来刺激生育。
比如日本推出生育补贴,只要生一个孩子就补贴42万日元,差不多是2.5万人民币。用2.5万人民币就想骗日本人生孩子,简直是打发叫花子呢,日本的生育率始终提不起来。
韩国奖励生育的政策有100多项,但是2020年的首尔人口跌破千万,已经回到1988年的状态了。牛津大学的教授还搞了个大新闻,说韩国可能是“首个消失的国家”,纯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中国2020年的新生儿只有1035万,2019年则是1179万,而且这是放开二胎后的数据。
可见刺激也没什么用,大家都不想生。
为什么呢?
原因大家都知道,压力太大,这点和工业革命也有关系。
以前的农业世界是个体的、原子的、老死不相往来的,一家人住在空旷的农村,每天感觉凄凄惨惨戚戚,打心底里就想多生几个孩子。
要不然每天听着狼嚎不瘆人啊?
但是工业革命重塑了世界。
人不再是孤零零的个体,而是无数人组成庞大的网,把整个世界包裹起来,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和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
可能你家楼下的龙虾涨价,原因是大西洋的一股寒潮。你家小区的楼盘涨价,来自于美国的货币超发。
在这种环境里,人们被快节奏的生活催着跑,每天疲于奔命,连吃外卖的时间都没有。
马云说白天996晚上669,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员工都996的工作了,哪还有669的心情,更别说十个月的怀孕时间了。
想请假?
那要先问问老板答应不,可能生完孩子回来,工位都被人给占了,毕竟不奋斗的不是兄弟。所以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就不愿意生孩子。
最重要的是房子。
房价一天比一天贵,年轻人想换大房子又买不起,而在一个逼仄的环境里,夫妻俩转身都要打架,恐怕他们更不愿意再放一个孩子进来。
在追求生活质量的年轻人眼里,那种鸡飞狗跳的日子,根本不是人过的。
这样的生活状态,即便放开二胎政策,也不愿意生。说到底,二胎政策和生活状态是脱节的。
事实上正是如此。
中国生育率最高的是西藏、宁夏、青海、贵州、广西等经济欠发达省份,生育率最低的是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以住房逼仄闻名世界的香港,生育率也是世界的洼地,处于倒数第五的名次。
换做是你,在笼屋里能有生孩子的心情?
世界各国也一样。经济落后的乌干达、索马里等非洲最能生,而经济发达的欧美和中日韩,生育率持续走低。
可见工业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们的压力越大,越不愿意生孩子。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人们没有996也不用奔命,反而有生孩子的意愿。
所以生孩子是刺激不了的。
什么时候有正常的工作环境、较高的人均收入,生育率自然就起来了。
本文发表前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