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高歌猛进的时代。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这是一个没有丝毫公平正义可言的时代。
正如邋遢道人同志在2018年的文章里所指出的：
在社会主义还吃香，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势力的时候，起码穷人的命还是命——任何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群众被强权杀害时，都有一批国家会强烈抗议，附和国家也数十甚至上百。现在实际是近百年来全球最黑暗的时期，没有什么主持正义的国家和势力，大家都盼着弱者早早屈服，最好是死个精光光最省心。
这两天，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如下的言论正在引起狂欢：
前些年，网络上还到处流传着以色列如何帮助中国的谣言。诸如以色列准备向中国出售歼10战机技术，因为美国作梗才作罢。事实上，歼10战机完全是中国自主研发、跟以色列没有丝毫关系；恰恰是在预警机系统采购上，以色列背信弃义、撕毁合同，致使中国损失惨重，与之同时，以色列还长期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军事技术合作。
充当美帝走狗的自由派一如既往地跪舔、洗白以色列的侵略、屠杀行径，极端民族主义者也因为哈马斯的“绿色”呛声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二极管”思维。
立场先行的结果是，连最基本的事实和真相都不顾了。
在以色列单方面的舆论宣传中，以色列因为一个儿童中止了空袭，却已经造成了58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亡；2018年，以色列在加沙一次性枪杀62人（其中还有8个月大的婴儿），打伤2000多人……这样的以色列刽子手有丝毫的人道可言吗？
的确，哈马斯是宗教极端势力出身。但是，促使宗教极端势力上台的是谁？恰恰是以色列和背后支持它的美帝国主义！“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彻底消灭了世俗力量出身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法塔赫，才让哈马斯一路壮大。
即便哈马斯是宗教极端势力出身，巴以冲突的历史掰扯起来，以色列以及支持它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方也丝毫没有正义可言。
说起巴以冲突，不能不提到犹太复国主义；而说起犹太复国主义，人们似乎首先想起的都是犹太人在二战前以及二战时的悲惨遭遇，同时也让以色列的一切暴力与激进行动有了道德支撑。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23年，犹太人建立希伯来王国；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侵入，绝大部分犹太人流往世界各地，这个区域随后已经跟犹太人没什么关联了；公元622年，阿拉伯人战胜罗马帝国，接管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起巴勒斯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相关区域被英国殖民“托管”；1920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为英国委任统治地。与之同时，19世纪末犹太人发起复国运动以后，才陆续有大批犹太人来到这个地区，与当地阿拉伯人偶有冲突，但规模不大。
直至二战结束，虽又有大批犹太移民迁入，犹太人生活地区只占这个地区面积的6%，人口不到该地区的1/3；其余生活的都是土著的阿拉伯人。
美国有几百万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更是控制了美国大部分的财富与社会资源，所以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坚强有力的后盾。二战以后，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了181号决议，规定巴在1948年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
这份决议要求阿拉伯人划出1.45万平方公里建立以色列国，犹太人的居住区面积扩大了八倍；而阿拉伯人的居住区则减小了一半还多，这显然是帝国主义强加给该地区的，对居住在该地的阿拉伯民族是极度不公平的。当时联合国的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六个阿拉伯成员国票数不足，无力阻止列强分割阿拉伯的决议，愤然离场。
当决议公布时，巴勒斯坦地区沸腾了，犹太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巴勒斯坦人则被气得全民崩溃，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巴勒斯坦人见以色列人就揍，冲突不断升级。然而，当时的阿拉伯人还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而犹太复国运动的骨干分子却已经训练有素、武装到牙齿，犹太恐怖主义团体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展开了无差别屠杀，迫使大批巴勒斯坦难民逃离家园。
联大决议公布半年后，1948年5月，以色列即单方面宣布建国，阿拉伯联盟的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一齐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打响。在美国的干预下，阿拉伯国家同意停火，以色列则答应返还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然而，停火协议达成以后，以色列却背信弃义，实际控制了以色列80%的土地。趁着以色列喘息之机，美国、法国、英国给以色列提供了大量的轰炸机、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彻底将以色列武装了起来，随后，阿拉伯联盟大败。
在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支持下，随后几次的中东战争也均以阿拉伯联盟一方失败告终，以色列已经稳稳地成为美帝国主义敲入中东地区的一根楔子，作为美帝国主义搅动阿拉伯国家、控制石油的抓手。
在以色列咄咄逼人的入侵和屠杀下，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区被以色列分割成了近200块平均方圆三四公里、大大小小、互不相连的“隔离区”，以色列人还在隔离区外修起隔离墙，埋满地雷制造无人区，将巴勒斯坦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巴勒斯坦集中营”。
在隔离区里，巴勒斯坦人没有土地、没有水源、没有出去的道路，过着惨无人道的生活；以色列则隔三岔五地找个理由屠杀巴勒斯坦人民，实行种族灭绝。
面对这样的事实，以色列以及它背后的美帝国主义还有丝毫的正义可言吗？而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再怎么“极端”、再怎么“恐怖”，也都具有了先天的正义性。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哈马斯的做法能给巴勒斯坦人带来最终的光明和希望。
巴以问题很早就进入了新中国外交视野。
二战期间的1939年6月，乔冠华代表中共在香港《时事晚报》发表的评论《巴勒斯坦问题》中指出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人自决运动中的核心的一部分，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该与这两大民族的真正人民代表商洽，另一方面解决的方法应该是站在更民主的、更平等的立场之上。”
1946年，毛主席在提出著名的“中间地带”理论时，就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归为“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本着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态度与其开展对外交往。
新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十分明确的：在反帝反殖的基础上，支持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就是说，毛主席并不反对以色列建国，但前提是友好、平等协商，不要充当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打手。
以色列在新中国成立三个月后的1950年1月9日就宣布正式承认新中国，随后周总理回电表示欢迎和感谢，并希望两国尽早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以色列考虑到背后的美国因素，未能与新中国建交。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相比苏联对以色列的支持，新中国却坚定地秉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外交原则，并不偏袒以色列。
巴以虽同为战后新兴民族国家，但以色列在美苏支持下较为强大，巴勒斯坦实际上是处于被压迫的弱势地位。在“万隆会议”上，经周总理的积极推动，巴以问题被列入大会议题之一，并在政治委员会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新中国支持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立场，获得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好评，纷纷与中国建交。
周总理于1963年访问亚非国家时又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各国关系的“五项原则”，明确了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态度。
1958年，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的阿拉法特，参与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法塔赫”；1964年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正式成立。
这时，阿拉法特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已经成为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旗帜的中国。阿拉法特本人更是非常崇拜毛主席，他读过毛主席的很多书，特别是《愚公移山》，读过好多遍。阿拉法特曾自称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巴勒斯坦的“愚公”！
1964年，阿拉法特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他还没有任何政治头衔，但周总理依然亲自秘密接见了阿拉法特；1965年3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毛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正义斗争，并向代表团兴致勃勃地讲道：
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
他以国内战争为例，向客人作了形象的介绍：
人有10个指头，我先吃个小的，用5个吃1个，9个先不管它。吃了个小的，我就走了。他不就少了1个指头吗？第2次又吃1个，还有多少？8个，少了2个。然后又吃了1个，又少了1个，又吃了1个，又少了1个。蒋介石有400多万军队，再加上400多万补充兵员，最后剩下几十万人到台湾去了。这就叫我打我的。就像吃饭一样，总要一口一口地吃。你总不能把一碗饭一下子就吃进去吧！不能把一只鸭、一只羊、一只牛，统统一口吃了下去。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蒋介石800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做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书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
1965年5月，巴解组织在北京设立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此时，巴解组织已经走上了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
后来，当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阿拉法特1969年7月在开罗对中国新华社记者说：“我们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我们坚决相信毛主席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毛泽东思想成了巴勒斯坦人民革命的最大援助，阿拉伯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论持久战》等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在巴勒斯坦游击战士中间广泛地流传。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基地和训练营，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挂着一幅幅毛主席的画像，巴勒斯坦游击队员、民兵和革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位巴勒斯坦游击战士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的敌人看作是纸老虎，我们完全有信心打败他们，但在每次具体战斗中，我们总是重视敌人，并遵照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教导，很好地计划我们的活动。”
“巴勒斯坦之声”电台曾经详细地介绍毛主席关于游击战的基本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这家电台号召巴勒斯坦游击队运用这些战术去打击美帝走狗以色列侵略者。
一位巴勒斯坦青年指挥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巴勒斯坦人民将充分开展游击战争来打击敌人。虽然我们在进行游击战争方面没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从战争学习战争’。”这位青年指挥员曾率领三十人的小分队进入敌占区，对敌人发起突然攻击，成功地炸毁了一个有以色列重兵把守的水电站．歼灭了二十五个以色列侵略者，安全返回基地。
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战士十分重视毛主席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教导。游击队员经常深入山区、平原，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让群众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战争，怎样进行战争。他们还教会群众用自力更生的方法制造武器。不少地方的群众配合游击队的活动，用土造手雷炸毁敌人的坦克、车辆，袭击敌人的军事设施．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惶惶不安。
相比由强大的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以色列，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法塔赫”的力量是极其弱小的。然而，弱小的法塔赫在掌握了毛主席的游击战精髓以后，一度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1967年，阿拉法特参加了第三次中东战争，“法塔赫”所属的“暴风部队”在以色列占领区作战，他们协同叙利亚军队，派出一些战斗小组，携带迫击炮等武器，到敌人后方作战，推迟了以色列进攻时间。战争期间，“暴风部队”多次在以色列占领区作战，其影响不断扩大。
1968年，阿拉法特亲自指挥了卡拉马战役。经过三天激战，以色列军队败退。这次战役打击了以色列侵略军的气焰，助长了巴勒斯坦、约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志气。
1969年2月，阿拉法特任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把壮大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为主的武装斗争当作首要任务。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巴勒斯坦游击队在黎巴嫩迅速发展，并积极开展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活动。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法特领导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穿插到以色列占领区，四处出击。阿拉法特指挥的巴解游击队严重威胁到以军的后方，对以军的行动形成很大牵制，使以军首尾难以兼顾，从而有力地配合了埃及和叙利亚前线的战斗。
然而，80年代以后，苏联逐渐走向没落直至解体，美帝国主义没有了掣肘一家独大，中国在70年代末以后也逐渐放弃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巴勒斯坦游击队自身的力量毕竟是远远小于美元武装起来的以色列正规军，没有了外部力量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游击战争也很快遭遇了困境。
特别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部队，对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的半壁江山，针对巴勒斯坦难民展开了骇人听闻的贝鲁特大屠杀，数千人遇害。以色列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企图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亲以政权，赶走叙利亚在黎驻军。
经过这场战争中，巴解组织伤亡3000余人，被击毁坦克100余辆，火炮500门，400多座秘密仓库被占领，最终元气大伤，走向没落。而秉持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却趁机崛起，哈马斯由亚辛教长于1987年创建，其前身为“伊斯兰联合会”，哈马斯的主要目标就是“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消除”，并在现以色列、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等地区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这与巴解组织提出的“以色列撤离占领区，在这里建立一个‘世俗民主国家’的小型巴勒斯坦”的主张截然不同。
处于困境的阿拉法特及其领导的巴解组织逐渐陷入了放弃武装斗争的摇摆，寄希望于西方大国的调停。
1988年，阿拉法特公开声明放弃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政策；1991年，阿拉法特领导巴方同以色列进行长而艰难的谈判；1993年，在美国的主持下，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华盛顿签订了《奥斯陆协议》。所谓《奥斯陆协议》，就是在巴勒斯坦人保留的22%的土地中，完全由以色列人统治的地区占总面积的70%，剩余30%的地方中，95%地区巴勒斯坦人只有民事管理权，只有总面积百分之零点几是有限的“自治区”。这份协议不过是方便了以色列大张阔斧地推向其隔离带计划。
巴解组织放弃了毛泽东思想，放弃了毛主席主张的“通过武装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巴勒斯坦人离民族解放的目标渐行渐远。
而哈马斯固然没有放弃武装斗争道路，但其恐怖袭击带着更多的流寇主义色彩，其宗教神权政治产生的也只能是一个脱离人们群众的腐败政权，与毛主席的“人民战争”道路背道而驰。
这样的困境似乎已经成了当前全世界一切受压迫人民和民族共同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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