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十四周年 | 全歼国民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网友杂谈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十四周年。

　　半年之前，央视主持人李红的“求和说”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峡论坛风波突然发酵，两岸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关系似乎又陷入所谓的“低谷”。

　　然而，包括国台办发言人和著名骑墙派胡主编在内的诸多舆论人士，貌似都从根本上忽略了一点：国共两党的关系本就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

　　不论是出于任何角度、乃至所谓的“拉蓝灭绿”构想，都无法改变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国家法统和人民立场：即消灭一切反动、反革命势力。

　　这其中，在大陆迫害中国人民达三十余年的国民党，自是首要匪首。

全歼中国国民党、彻底覆灭其旗帜、完全抹去其政治存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历史使命之一。

　　从历史上的今天我们被杀得人头滚滚的那天开始，就不得动摇。

　　回想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严格来讲并不是一个由志同道合人士组成的政党，而是一个由各式各样政客为了共同利益而组成的政治联盟。

　　在这些人中既有像林觉民这样真心信服三民主义、肯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青年，也有像黎元洪、陈炯明这样的政治投机分子。

　　改组前的国民党，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杂烩。

　　正是由于鱼龙混杂，孙中山才决定在1924年改组国民党，并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打算用共产党的生命力与革命斗志去改造国民党。

　　在共产党和毛泽东（上海党部执行委员）等的影响下，国民党才开始形成自己的基层队伍，很多有为的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基层队伍，成为了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基石。

　　从1926年-1929年，国民党党员的人数从15万增至63万，这些党员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且大部分都持左派或者同情左派的政治立场。

　　但是这对于极其厌恶共产党与左派观点的蒋介石来说，是决不能容忍的。

　　老蒋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基本盘，就必须清除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左派，而4.12就是清除异己的血腥手段。

　　伴随着大量共产党员被屠杀，当时很多国民党左派也惨遭清洗。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掌权后，立即命令全体党员重新进行登记，凡是有左派倾向的党员一律清除出党。

　　在蒋的默许下，地方旧官僚与地主立即开始报复这些曾经与共产党一起执行土地改革的国民党左派。

　　在浙江，多名左派领袖被暗杀打伤，在蒋介石支持者张人杰的主持下，大批国民党左派被秘密逮捕、杀害，左派党报《民国日报》也被强制停刊。

　　在各地右派势力的打击下，国民党左派逐渐式微，他们要么心灰意冷、不再议论政事，要么干脆投靠了共产党、彻底抛却了被蒋介石自己扔掉了的三民主义。

　　据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估计，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员有多达80%的党员属左派，其中青年党员更是大部分都同情左派（1929年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员在25岁以下）。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但凡是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或是有理想的人大都是左派人士或是同情左派。

「左」，俨然成为了革命的一个标志。

　　左派人士不仅在国民党中为数众多，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据何应钦回忆，在和共产党合作之前大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使得党与基层的农工互相分离。

　　但在和共产党合作后，由于共产党的号召与生命力，大批的青年国民党员投入到基层工作中，并成为了国民党与基层民众联结的纽带。

　　据当时的统计，在基层工作的人员中只有1/4是共产党员，其余3/4全是国民党左派。

四一二政变就像是一张用来过滤的大网，自动将那些贴近群众、为国奉献的革命青年全部一一筛掉。

　　而那些自私自利的旧官僚、地主与政治投机分子，却安然的留在了网内，并成为了政变之后国民党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孙中山的重组是想取之精华弃之糟粕，那么蒋介石的清党就是取其糟粕、弃其精华。

　　对国民党左派的驱逐，直接导致了今后国民党对于基层控制的无力以及组织的低效。

　　三十年后，当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官面对中共的百万后勤民夫感到艳羡和无奈时，不知会不会后悔自毁长城之举。

于今日局面而言，台湾省不得解放、为地主与买办背书的国民党不被剿尽，那么统一中国、解放全民族的大任实际上就永远不算完成。

　　希望有些人不要忘了自己来时的路，解放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过。

　　1980年代初，根据“一国两制”方针，我们开始就解决香港问题与英府谈判——并意图为解决澳门和台湾问题提供参照。

这就打开了一扇大门：重新评议与解构两岸关系，尤其涉及到国共两党历史话题讨论方向的重新设定。

　　这其中重中之重的历史核心，就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

　　因而，消解长期以来两党间深郁的政治隔阂和历史恩怨，同时还谋求给予对方体面的政治名分，以换来台商和台商所能带动的日资美资企业对大陆的投资，这成了一份执念。

如此方针落实到文化领域，就包括了对国民党历史地位的赎回。

　　1979年，电影《吉鸿昌》正式首秀；一年后，《西安事变》登上大荧幕；四年后，《喋血黑谷》宣告献映。

　　这些打头阵的影视片里，国民党军队的形象不再是还原真实历史的骄横野淫，而是被美化了的“民族大义之师”。

　　连青天白日旗，都可以第一次以正面元素飘飘然呈现在大陆观众面前。

时间来到1985年，更是“刹不住车”。

　　抗日胜利四十周年，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节点，秉持着那段时期特殊的家国观、两岸观、历史观、政治观，广西电影制片厂适时地打造了一部《血战台儿庄》。

　　影片结尾处，大陆的艺术家们特别加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镜头语言：在王铭章师长的追悼会现场，蒋某人风采夺目亲自主持，且面对日本战机的空袭，他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继续发表悼文，以示激励全国军民。

　　其被强行刻画的领袖风范，较之事实上反动派、投降派的丑陋定型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部堪称开天辟地的《学校台儿庄》，也为后来那些具有颠覆性的如《雄魂》（1990）、《兵临绝境》（1990）、《血誓》（1990）、《铁血昆仑关》（1994）、《七七事变》（1995）、《大捷》（1995）；电视连续剧《张自忠将军》（6集，1991）、《血战雪峰山》（6集，1994）等抗日神剧的出炉，开了个“好头”。

　　在这些新时期的抗日神剧里，国军每每在画面中祭出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宏大场景，更不乏感人的“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就来填！”——这样的实为堆砌壮丁送人头的“尬吹”。

我有理由认为，今天的《八佰》、《金刚川》等强调煽情殒命的自杀式战争片，其源头恐怕正是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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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经国在看完《血战台儿庄》后就更是喜出望外：“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

　　不久之后，台伪当局就欣然决定同意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不但开启了海峡两岸公开交往的序幕，还为台伪政权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世界的媒体上搏得了一丝印象分（或许我方某些人士也沾沾自喜吧）。

　　至80年代后期，周梅森创作的《国殇》和《大捷》、以及以这两部作品翻拍的《兵临绝境》和《大捷》，其叙述主体就已然不是抗日本身了，而是明晃晃的、反向的政治讽刺。

　　内涵“政治官场黑暗”、甚至包含了一些“拼死抗战是否有必要”的汪精卫式卫国观的味道，是从80年代后期许多抗战影视剧的侧面。

　　其真正的艺术矛头指向，不言自明。

我依然有理由认为，21世纪的诸如《集结号》、《芳华》等作品，其思想源头或许是来源于此。

　　2005年9月3日，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大会演讲如此说道：“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提并论，且在排序上把正面战场放在了前面。

　　2006年12月，《蒋介石日记》在大陆高调上架出版，以南方系为首的新闻集团大肆鼓吹站台。

　　一时间，关于蒋某人的书籍再次成为大陆热门，一股“蒋热”的风气席卷全国。

　　2011年10月，北京隆重地举行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

　　同一阶段，包括《亮剑》在内的一大批“肯定国民党抗战贡献”的“民族主义新史观作品”，作为新时期抗战题材剧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