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作为扭曲和攻击中国抗疫的代表，也为美国的华裔等带来了极大的羞辱，她和西方一些媒体共同进行的虚假编造对最近的反亚裔声势，形成了重要的支撑。最新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报，3月28日就发表了一位中国同学 SHIZHENG TIE的文章，题目是《西方媒体也串通一气，助长了反亚洲的刻板印象》，这篇文章对于方方在反亚裔运动中的作用谈得非常清楚。
文章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艰难：“对我来说，很难辨别作为亚洲人在美国感到风险的确切时刻。我避免了那些可能使我与同龄人和邻居疏远的争议，英语说得很好，偶尔也会使用俚语。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融入背景，仿佛保持安静和隐形可以模糊我是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国际学生的事实。
要为这种敌意找出具体的罪魁祸首就更加困难了，这种敌意最终演变成了在美国各地爆发的反亚洲暴力。残酷的袭击可能会发生，因为一个人在地铁站有一张亚洲面孔，在唐人街“不喜欢他看他的方式”。
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体的渲染：“
“美国许多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国时，倾向于采取谴责的视角，而不是他们声称的不带偏见的观点。比如，《纽约时报》把“封锁武汉”说成是侵犯人权，把“封锁意大利”说成是为欧洲经济做出的无私牺牲。
除了明显带有偏见的报道，西方媒体似乎支持那些同样喜欢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中国的人。方方是《武汉日记》的作者，尽管她的书中充满了“口口相传”和“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故事，但其中很多都被武汉的医务人员否认了，其中包括方方当时声称一名护士已死，而她当时并未死亡。尽管如此，方方还是在西方媒体的口中被誉为对抗中国政府的斗士。
不仅是耸人听闻的大新闻，似乎把中国置于一个恶棍的位置，而且还有关于吃肉的更微妙的报道，好像中国是热带雨林减少的罪魁祸首。在美国等发达国家，食物浪费和碳排放的规模更大。
这是我在几家新闻媒体上观察到的一种持续的模式:在一个问题的表面停下来，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比直面社会的真正挑战更容易。“议程设定”的习惯取代了对一个没有短期解决方案的令人筋疲力尽的问题的深入研究。”
文章说：“我在美国的八年是在自我审视中度过的，我试图融入和同化美国。我敢肯定，数百万亚裔美国人、亚裔后裔、外国雇员以及居住在美国的国际学生和学者也是如此。他们剥夺了那些可能使他们疏远的东西;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要成为“好移民”，要“像他们一样”。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即使在试图同化之后，美国仍然存在对亚裔人口的暴力和敌意，这可能是由于几十年来的偏见报道和对亚洲文化的刻板描述”
方方的那些“满地无主的手机”，中国新冠“死亡数字”不真实等完全是造谣的指控，她配合西方媒体的炒作攻击现在变成了西方反亚裔的一种根据。这位学生在有相当影响的校园刊物的文章就说明了她的深刻的感受。方方在国际反华声浪中的角色不能小觑。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方方更是由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等人高度肯定的反华反中华民族的重要人物，她主动配合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污名化攻击。现在，拜登主政， 情况有些变化，虽然在疫情方面攻击中国仍然是重要的，但主要的攻击方向已经转到了对于新疆的造谣攻击。方方对于西方的利用价值也开始有所减退，西方主流媒体对她现在开始报道减少，难免最后被弃如敝履的命运。方方最近在国内的动作，显然有其害怕被西方媒体抛弃后在中国公众的唾弃中生活的命运的意图，害怕由棋子变为弃子的可能。但她的反华反中华民族的攻击，对于中国人和整个亚裔的伤害是巨大的，现在还在蔓延中。方方作为全球反华反中华民族势力的棋子的功能还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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