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6日晚，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钮永建等人对谈。
吴稚晖问陈独秀：“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完全没有迟疑，干脆地回答道：“二十年！”
当时，吴稚晖大吃一惊，举座也都沉默不语，场面十分尴尬，吴稚晖只好用开玩笑的口吻活络气氛：“如此国民党生命只剩十九年了。”
玩笑终归不是玩笑，有人听到心里去了。一个月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从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时间拨到更早前，大清政权已推翻，革命果实被窃取，时局危如累卵，国家风雨飘摇。
知识分子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忙不迭地为这个古老帝国开药方，希望寻找到新的出路。
《觉醒年代》的故事就这样开场了，这部剧在豆瓣影评高居9分以上，是近年来质量屡屡滑坡的国产剧中的一股清流。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毛泽东、鲁迅……教科书里的那些身影，走马观花般出现在荧屏上，炙热的历史突然活色生香了。
北京大学成为了全国救亡图存的中心，五四新文化运动也从这里走出去。
蔡元培在漫天风雪中请陈独秀来，又在萧瑟的深秋送他而去；目睹人血馒头满腔积愤的鲁迅，挥笔而下《狂人日记》；李大钊从俄国盗取星火，振臂高呼未来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再后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属于理想主义者的时代就开始了。
这样的剧情，无不令人激情澎湃，无不令人热血沸腾，但历史的发展却从来不是这么理所当然，不是这么按部就班。
《觉醒年代》讲的是历史波澜壮阔的明线，另一条惊心动魄的暗线其实也潜伏其中，只有把它拎出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后来国共分裂，为什么置身于那场浪潮中的人，最后只有湖南来的那个乡下人走到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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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来自于知识分子们的身份认同危机。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以士人身份参与政治活动的，科举出身的人来反对科举，说明那时候有不少精英很大程度已不再相信这套制度。
而且那时候卖官鬻爵，功名本身也不再那么值钱，于是到了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直接被废除。
科举没了，人们就要在旧式教育渠道之外，找到新的社会身份认同，那时候最流行的，要么是去新式学堂，要么是去国外留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初四，清政府颁布的《废除科举制谕旨》）
有学者对1895年前已获贡生以上功名的40位湖南士绅履历进行过统计，走科场道路或者在书院教书的，只有5人，其它35人，有的投身办实业，有的进入新军和警务系统，有的当记者和艺术家。
在这里面最多的，却是职业革命家，光参加自立军、华兴会、同盟会等革命活动者就有28人。
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分子，既可能是耳濡目染走上了革命生涯，也可能是最初就想要积累革命资本。
总之，反体制是他们身上共同的标签。
在剧中出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早的一批发起者，比如陈独秀、易白沙、章士钊、钱玄同、鲁迅，都是在这种浓重的反体制氛围中，开始叱咤政界和文坛的。
《新青年》早期作者群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李大钊、高一涵、刘叔雅、蔡元培、章士钊、吴稚晖等，几乎都有相近的留学和革命经历。这是他们的政治资本，也是这个圈子的门槛。
当新文化运动不断扩展时，胡适、傅斯年这些留学欧美的新式精英，也进入了《新青年》的作者队伍。
这帮人没有像蔡元培、陈独秀那样搞过暗杀，没有被官方通缉和追捕，自然也没什么政治经验，所以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定位，就是搞学术。
胡适的态度非常明确：二十年不谈政治。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可以分为两拨，第一拨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拥有相当雄厚的反清社会资本的革命先驱，第二拨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留学欧美的学术明星。
不管在后来的解读和标榜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怎样地解放人性，怎样地高谈文化，怎样地浪漫激情，但其中有个不可忽略的前提，这些处在核心圈的人物，都必须通过各自的资本拿到一张入场券。
通过这张入场券，就可以抵达政治舞台的核心，北京大学。
在《觉醒年代》前面部分，与其说是一场知识分子们的奔走呼号，不如说是一部北京大学的校史。
那些在北大金光闪闪的人物，是满清的遗老遗少，是留日归来的革命家，是留美学成的青年才俊，个个都很体面，很潇洒。
北大是当时最顶级的高等学府，教授们的待遇相当可以，他们的工资随便就是二百大洋，而工人的月薪才两三块钱。
不管是社会资本还是物质基础，都可以供这些人驰骋在五四新文化核心圈的舞台上。
从湖南湘潭过来的农村青年毛泽东，自始至终就没有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
他没有那些可以拿出来夸耀的政治经历，他的活动虽然在北大，却不是正式学生，只是在图书馆做八块钱工薪的管理员。
在来来往往北大教授名流的包围中，要说他心理上没有压抑和不爽是不可能的。
后来他回忆说，自己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他，即便他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想去和他们攀谈，可是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在许多的影视作品里，常常这样刻画毛泽东，青年时意气风华，中年时运筹帷幄，老年时气定神闲，无论什么时候都自信，都蓬勃，都昂扬。
的确，毛泽东是自信的，但这也有个变化过程，而不是天生骄傲，不是网文里的龙傲天。
毛泽东虽然没有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圈，但至少也是边缘人物，不然也不会有机会跟陈独秀说上几句话。
其中的渊源恐怕要从谭嗣同说起，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谭嗣同是一介书生，杀身成仁，意气用事。
这却是但知其表未知其里了。
清末，民间起义风起云涌，这里面很多都来自会党，何谓会党？就是贩夫走卒、城乡游勇、小农工商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成立的机构。
他们有的是普通社团，类似于行业协会，有的是革命机构，打出反清复明的口号，比如天地会、哥老会、白莲教等等。
太平天国席卷了大江南北，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哥老会，全国大小会党纷纷趁机加入，直接敲响了清廷的丧钟。后来，虽然湘军镇压了太平军，但基层早就被会党控制。
（四川袍哥）
谭嗣同就是以两湖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会党的总瓢把子，大大小小的社团都尊其为盟主，一言既出，几省震动。
后来光绪变法，谭嗣同奉召入京，惨遭慈禧杀害。他的确可以逃，但却没有逃，这不是什么书生意气，而更可能是想以死唤起南方会党为他复仇。
果不其然，谭嗣同的兄弟唐才常，接过了他的交椅，并联合岭南洪门的孙中山，共同树起反清大旗。
唐才常起义失败，被捕就义。
接着，谭唐手下的刘静庵组织日知会，派会员深入新军，后来演变成文学社；手下的焦舜卿鼓动儿子进行革命，后来他创立了共进会；手下的黄兴组织华兴会，后来与孙中山兴中会合并成立同盟会。
再后来的故事就众所周知了，辛亥一声暴动，全国会党应者云集，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清朝政府。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就像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扩散也不完全是几个知识分子的功劳。
谭嗣同一生教出过两个得意的学生，一个是黄兴，另一个是杨昌济，杨昌济则教出了世间奇才毛泽东。
凭借着老师的引荐，毛泽东得以在北大勉强站住脚跟，但他跟旧势力终究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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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30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说到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学习。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毛泽东等湖南青年的拒绝。
毛泽东回复说，我们走遍各州，读书读报，实地考察就够了，不需要进学校。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这些精英，是因为各自的政治资本和留学经历，形成了自己的团体。
毛泽东则不同，他以湖南的同学网络为班底，然后以工读、夜校、自修大学等形式进行人才培养和再造，训练出不同于五四核心文人的风格，形成了具有强烈政治意识与实践精神的新型社会群体。
那时，他说过一句话，“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
他既对旧式的政党进行表达了不满，也对新文化运动精英那种按资排辈感到倦怠。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他湖南人的身份，湖南在清末以来显赫天下，曾国藩靠一地之力撑起了清帝国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也酿成了非湖南人即不足以救天下的狂傲气质。
1920年，陈独秀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其中就评价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对毛泽东而言，这里面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一代五四核心人物，已经在政治层面承认了毛泽东等青年在五四边缘地位所起的作用。
但是他可以完全不走五四精英圈内所规定的身份认同逻辑，哪怕他衣衫褴褛、屡遭歧视。
几十年后，他跟斯诺提起这段往事时，自述道：“很多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时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
不过，穷苦出身在湖南这块地方却不一样，从一介布衣走向达官显贵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成为了无数学子的精神激励。
虽然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富有政治经验和资历的老牌革命家，但毛泽东完全可以和以一师为班底的湖南乡党组织团体一起，搞革命活动。
于是，在北京之行被冷遇后，毛泽东开始主动疏离五四核心群体，因为他们始终陷入进中西文化的比较讨论，他在这里面找不到想要的答案。
五四时期的毛泽东，不认同五四核心圈中那帮有欧美训练或世家背景的教授们所构造的那套清谈文化，尤其以胡适为代表强调的个人价值和自由主义。
毛泽东始终都在拒绝认同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门化精英教育，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制度化体系。他认为，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
所以，他毕其一生都在实现社会与学校打通的梦想，五四时，他就办自修大学、夜校、新式私塾等机构亲自进行实验。
1949年以后的院系调整和学校增加务农务工课，包括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是他试图打通学校与社会隔阂的尝试。
这也是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学者们的不同，作为边缘地带的湖南青年，对等级资本如留学履历、政治权威、学术地位，充满鄙视与不屑。
这点和他的老师杨昌济有关，杨昌济曾是谭嗣同“南学会”的通讯员，是一个湘学子弟。
湖湘文化是比较特殊的，有耕读的传统，它把知识和和行动统一起来，平时在家种地劳作，一到革命时，就可以揭竿而起。
所以，当其他知识分子还在高谈阔论道德修养的时候，毛泽东已经从谭嗣同、黄兴、杨昌济这些湖湘前辈这里学到真传。
你问什么是道德啊？武德就是一大德！
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已经表明毛泽东对纯粹的“文化问题”讨论不感兴趣，一句话，别逼逼了，赶紧动起来。
这就要求你不能坐在书斋谈之乎者也，谈民主自由，必须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需要些什么。
他一方面网罗湖南知识界的精英青年，成立新民学会，讨论如何改造国家和社会。
又创立《湘江评论》，激励人们"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试图让底层人反抗和觉醒。
五四运动很大程度是后科举时代的产物，新文化的第一拨参与者是蔡元培、梁启超等老科举人，他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又在科举废除之后变得特别激进。
接下来一批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又都是以留学经历这种新式资本互相确认彼此地位的。
只有毛泽东身份最为特殊，他和各方势力都有渊源或接触。
正如谭嗣同一样，毛泽东绝对不是简单的青年学生，在湖南一师的时候，他以一百多学生兵在猴子石对三千散兵游勇缴枪，靠的不光是勇气和胆识。
他当过兵，务过农，经过商，做过工人，和三教九流都混得很开，黑道切口也懂几句，和会党有过接触，俨然是个“社会人”。
同时，他也是谈笑有鸿儒，离知识精英并不遥远，见识不比那些喝洋墨水吃面包的大教授要差。
这就塑造了一种全新的身份，他来自于传统，却又和旧帝国势同水火，他接受新思想，却又不将自己纳入精英阶层的队伍。
他将奔赴哪里呢？答案是人民的汪洋大海中。
1939年，毛泽东在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对五四运动的内涵进行了修正，他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
这句话表面上似乎是对五四“主流方式”的一种肯定，但后面话锋一转：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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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五四刚开始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成功。
亲日派官僚在幕后操纵的北京政府，决意强有力地镇压这种不可容忍的宣传活动。
6月1日， 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第一道称赞曹汝霖、 陆宗舆和章宗祥， 表彰他们为民国立下的不少功劳；第二道归罪学生纠众滋事，扰乱治安，告诫他们立刻回校上课。
学生团体如学生联合会、学生义勇队，全部被封禁，首都施行戒严令。
事情的变化来自于第二天，政府逮捕了7名在东安市场贩卖国货的学生。学生为此非常愤怒，决定举行更大的贩卖活动，于是更多人被逮捕。
这引发了中国所有城市的愤慨。最激烈的当属上海。商人、实业家、城市工人在被激怒后，开始跟随新式知识分子的领导，举行大罢市。
6月5日，上海的景象一片荒凉，曾经霓虹闪烁的玻璃橱窗，此时全部被木板封起来，英美租界和公共租界也不再繁华。
西方人从未见过如此情景，都惊呆了。由于上海是国际大都会，发生“三罢”以后，全世界媒体都开始关注，北洋政府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马上就妥协了。
教科书上这样评价，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
然而，知识分子终究没有继续深入底层，和工人的合作也只是短暂的的蜜月期。
要揭示这个秘密就必须先了解国民党。
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何要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答：“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鲜血液。”
需要新鲜血液，但不是要取代旧血液。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这些共产党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真的可以和国民党平起平坐，然而有一个细节却被忽略了。
那就是国民党新成立了一个部门，叫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一大的党章里，专门设置了“纪律”这一章，胡汉民还作了说明：“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当然跟孙中山早期歃血为盟的黑道经历有关，但在这个节点推出，更是针对共产党而来。
10名监察委员中包括吴稚晖和蔡元培，无一名共产党员。
在后来的四一二事变中，蔡元培积极参与策划，清党时十分卖力，在之后演讲中还说“群情欢跃，对共派之阴谋无不切齿”。
在世人眼中，蔡元培给人忠厚长者的印象，但他作为早期革命党的特工头目，是民国最大暗杀团体的领袖，脑袋别在裤腰上，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活，又怎会是表面这么简单。
只是他对权力斗争感到厌倦，功成身退，居于幕后。但威望还在，蒋宋结婚时，是找他做的证婚人。
《觉醒年代》中落拓不羁的吴稚晖，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陈延年遇害正是他告的密。
四一二之后，陈延年被捕，但国民党并不知道他是陈独秀的儿子，交个保证金就可以出去了。陈延年便托付旧识亚东书店的老板汪孟邹帮忙。
汪孟邹认为胡适和陈独秀是好友，于是就把求助信交给了胡适，而胡适拿到这封信后竟然去找了吴稚晖，接着，陈延年就被乱刀砍死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体系，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说这句话的人是孙中山。
事情发展到最后，因为理念不合，孙中山一度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并对他进行了弹劾和警告。
至此，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脉络已经昭然若揭了。
诚然，这场运动核心圈的知识分子是以反传统和体制姿态出现的，但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依托旧帝国存在的一个寄生阶层，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许多人在国民党执政后，就站在了人民的反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后五四边缘群体崛起后，原先魏晋名士清谈一般的辩论文化，逐渐被无孔不入的组织力量取代，从此，五四启蒙的方向就被彻底转向了。
所谓的“民国大师们”，为白话文言而争，为标点符号而争，为横排竖排而争，为戏曲脸谱而争，为世界语而争，为新旧文化而争，为民主与科学而争，但争来争去，终究没争到本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排尽管闹闹哄哄，但最根本的影响却在后排观众，是那个说着湘潭土话的湖南乡下人，以及他身边的追随者们。
他们才是真正的觉醒者，这些少年走到田野和乡间，走进工厂和矿山，以星星之火，燎原神州。
几十年过去，风流云散，那些大名士有的销声匿迹，有的叛变革命，有的逃遁台湾，只有这些人站在了共和国的城楼上，俯仰今古，换了人间。
参考资料：
《重返五四现场》，叶曙明
《五四的另一面》，杨念群
《苦难辉煌》，金一南
转自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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