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了一篇文章《与墨西哥八十年代惊人相似，中国63%农村孩子没上过高中——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高的田野调查》。文中批露，根据罗斯高的调查，目前中国4个劳动力里只有1个上过高中，是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里最低的，甚至比南非还低。原因是虽然中国城市孩子上过高中的比例占93%，甚至比美国还高，然而，中国农村孩子只有37%走进过高中的校园。这一调查无疑显示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分化，农村孩子的高中教育的极度匮乏。
对比韩东屏《中国的农业道路：从毛泽东到又耳——关于中国未来的思考》中提供的有关资料，不能不令人感到巨大的失落。
韩东屏指出：“1949，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大跃进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我在山东、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农村考察发现，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我的家乡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每个村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我们县七十五万人口，却只有一所高中，七所初中。农民的孩子要考上初中，难上加难。后来，初中教育大发展，我们县由七所初中，联办发展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农民的孩子不需要考试，就可以直接在本村或邻村上初中。文革中我们县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一九七二年我上高中的时候，班上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同学能直接免费上高中。到一九七三年我妹妹上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百分之百的可以免费上高中了。”
韩教授的叙述与笔者的经验基本吻合。笔者生于1970年代，记得70年代末我们村(当时叫生产大队)有1所小学，另有1所初高中连读的中学。到了80年代初期，也就是基本与大集体解散、实行分田到户同时，村里的中学停办，学生要到乡里读初中，我就是在那里完成的初中学业。
到了上世纪末，我曾经就读的那所乡初中停办，到了本世纪10年代，我的小学母校也撤销了。现在我所在的地区乡村一级已经没有初中，仅有极少小学。几乎所有小学初中都集中到镇上。家里不居住在镇上的学生，就只有住校或者家长陪读。
对比两个时代农村教育状况，呈现一个明显的曲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时期，农村中小教育从零起步，逐步普及，到文革达到高峰，呈现城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的趋势。实行改革开放后，农村教育开始萎缩下滑，呈现城乡教育差距再次扩大的趋势，这就是罗斯高教授调查所揭示的事实。
显然，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不是偶然的，是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果。
前一时期农村教育的大发展并与城市缩小差距，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和工农联盟的国家政治基础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缺乏这两个条件，就不可达到这一目标。
而后一时期农村教育的衰退和与城市差距的拉大，也正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结果，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实行分田单干，破坏了农村教育自我发展的基础，而国家的投入更加偏好向城市倾斜。
当教育产业化成为发展教育的指导政策，使这一偏好更加突出，所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农村的衰败导致教育的衰败，而教育的衰败又加剧了农村的衰败。
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由原来扁平化社会变成现在高度分化的社会，而且已经呈现阶级固化的趋势。一方面是农村教育资源的缩减，导致农民家庭教育负担加重，缺乏进一步读书的条件;另一方面，“读书改变命运”早已成为过去时代的绝响，而新的读书无用论导致农村家庭不愿让孩子继续读书。
如果说新中国前三十年创造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时代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那个时代致力于发展农村教育不仅是为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而且为后来中国的建设储备了大量具备一定知识素质的劳动力，而这显然是现实中国经济起飞的秘密所在。
但是，正如罗斯高教授所忧虑的，目前中国劳动力的高中教育程度偏低，尤其是农村孩子高中教育的严重不足，将导致中国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正如罗斯高教授所述，当今时代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中国目前的现状尤其是农村孩子受教育的状况不容乐观。
罗斯高教授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事实上也不得不令我们反思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或许将中国带入不可持续的境地。
20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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