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970年7月28日，中央军委、国务院命令：经毛主席批准，调沈阳军区工程兵第五工区机关原班人马、在酒泉基地执行核试验保障任务的兰州军区工程兵第二工区所属的工程兵建筑第182团、兰州军区第19军管辖的工程兵建筑第132团移防至湖北省南漳县组建军委工程兵第三工区(正师级)。工区对外代号为总字373部队，所属的132团对外代号为8682部队，182团对外代号为8683部队。全部兵力为12000多人。执行特殊国防施工任务，工程名称为“123矿”。
那时沈阳军区工程兵第五工区机关驻扎在辽宁省阜新市，工区主任吴海山就是全国赫赫有名的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生前所在团的团长。我是1969年初由沈阳军区工程兵第12团政委调任为这个工区政治部主任。第三工区组建后的1972年初，军委工程兵干部部就下文，任命我为工区副政委。
我们担负的这个特殊国防工程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坑道掘进、被覆外，还有个新鲜活——装修。由于各级领导班子成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思想，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尤其是工程兵那种“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天当被，地作床，风餐露宿”的精神，部队主官、副官经常带领司政后工作组深入到各个施工点上，与基层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像开足马力的汽车——嗷嗷叫。施工进度月月刷新。1975年5月上旬就圆满地完成了兵种党委交给我们这个特殊而又神圣的国防施工任务。为此兵种宣传部新闻干事汤文德采写的长篇通讯《三跨新高度》在《工程兵报》二版用整版篇幅作了详细报道。中央电台在军事节目里也全文播出，反响较大。
接着，遵照兵种党委的指示，经总参批复，我们组建了工程兵维护大队(正团级)。机关准备移防至经兵种党委批准的1974年开建的位于河南省汲县营房，下属部队进行短暂的休整，等候命令，将要开赴新区的时候，1975年8月，中央军委、国务院命令，调工区机关大部分干部战士与徐州市工程兵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工程兵学院(正军级)。同时宣布工区领导班子中的副主任王振祥、副政委张守熙、司令部参谋长贾金岭、政治部副主任董秀梅、后勤部副部长李福森及机关50多名干部战士留下，由我牵头组成临时党委，下属2个团归属不变。
“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军的一句话。我们及时召开党委扩大会，做好机关干部战士及下属2个团的收心、稳定工作。绝大部分留下的同志都做到了“走了的不羡慕，留下的要安心。”工作照旧。比如，司令部军务参谋闫学民、政治部干事朱孔维、李学文、马志田老家就是徐州那里的，但去那里的名单上没有他们，自然很有想法。通过教育，他们都能正确对待，没有影响工作。
1976年3月底，中央军委、国务院命令，由总字373部队机关留下的50多名干部战士为班底，组建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正师级)，我为副政委，党委书记，主持工作，王振祥为副支队长，党委副书记，参谋长贾金岭，政治部副主任董秀梅，后勤部副部长李副森为常委。工程兵建筑第132团、工程兵建筑第182团和工程兵建筑第54师下属的工程兵建筑第183团退出军委工程兵行列，划归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领导。51支队对外代号为建字890部队;132团改为501大队，对外代号为建字891部队;182团改为502大队，对外代号为建字892部队;183团改为503大队，对外代号为建字893部队。营、连分别改为区队、中队，排编制不变。总兵力16000多人。
部队的施工方向也随之变了，要由地下坑道掘进，改为地上土建。这虽然是个新课题，但通过“123矿”装修，干部战士练就了一副砌墙、抹面等过硬本领。中央军委、国务院在下这个命令的同时，还明确了今后所担负的任务和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为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兵办，主要任务为五机部所属的军工企业的土建工程。比如，鄂西化工厂、东方化工厂、风雷厂、江山机械厂、重庆万盛122厂等。1978年3月，我们还没等对所属的三个大队进行任务分解，建字891部队就被军委工程兵召回。不久，总参为了便于统一管理，又将部队对外代号作了改动。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对外代号为00519部队，基建工程兵第502大队对外代号为00512部队，基建工程兵第503大队对外代号为00513部队。
1978年10月，支队机关移防至新建的营区——襄樊市。1979年初，中央军委、国务院联合给国家建委、冶金部、基建工程兵下达了指示，为了加强黄金地质普查、勘探、开采工作，迅速发展黄金生产，同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黄金指挥部(正军级)，扩编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正师级)，整编建立基建工程兵第52支队、53支队(正师级)。这时兵种干部部选派基建工程兵第6支队副政委罗景隆、已批准穿上军装的黑龙江省冶金局党委书记李福增任副政委，已批准穿上军装的黑龙江省地质局长曹乃夫任副支队长兼总工程师，充实支队领导班子。原502大队长韩瑞国提拔为司令部参谋长;原司令部参谋长贾金岭提拔为副支队长。支队长贾倜(他原是基建工程兵第21支队支队长)，我仍为党委书记，主持工作。按照要求，我们一方面对基建工程兵第502大队、503大队和黑龙江省冶金局所属的704、705地质大队扩编到6个团，也就是当时的军事俗语：“工改兵”，另一方面派精兵强干赶赴黑龙江省、河北省、湖北省把征来的2000多名新兵，集结到湖北省谷城县一个军工厂进行强化军事训练，期间还强化地质常识的学习，做到岗前练兵。
正当我们把扩编的6个团的单位领导班子配备好的时候，1979年3月，中央军委、国务院下达命令，将支队机关移防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基建工程兵第502大队移防至黑龙江省阿城县原黑龙江农业大学校内;基建工程兵第503大队移防至黑龙江省加格达奇地区;基建工程兵第504大队移防至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基建工程兵第505大队移防至黑龙江省林口县;基建工程兵第506大队移防至哈尔滨市郊新华公社;基建工程兵第507大队移防至黑龙江省阿城县双丰公社。
同年6月上旬，我们支队机关随改编后的六个大队乘专列分别从四川省、河南省和湖北省浩浩荡荡地开进白山黑水新驻地。支队司令部暂住省民航局，政治部和后勤部暂住省冶金局，支队营区选址在动力区省交警大队考场对面的一片丘陵上。我正准备带司政后工作组分别到各个大队检查部队安营扎寨的情况时，6月下旬，就接到新的命令，调我和政治部主任董秀梅、后勤部长顾仁亭到河北省廊坊市筹建基建工程兵第52支队。我们二话没说，向接任我职务的副政委李福增简单作了交接，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廊坊市。
按照兵种党委的要求，52支队机关干部从基建工程兵所属支队选派，下属5个大队以原中国黄金公司驻河北省的地质6、7队为基础，整编基建工程兵第508大队、509大队;以山东省烟台地区黄金地质队和昌潍地区冶金地质队为基础，整编基建工程兵第510大队;以内蒙古冶金地质五队为基础，整编基建工程兵第511大队;将基建工程兵第2支队所属的第11大队划归52支队建制。当时我们负责组建的21人住在廊坊市一家客栈里，本着节约的原则，不久我们搬到了郊区民房里办公的同时，与当地政府协商征了200多亩地准备盖支队部营房。支队对外代号为00529部队;11大队机关驻山东省掖县(现在的莱州市)对外代号为00521部队;508大队机关驻河北省遵化县，对外代号为00522部队;509大队机关驻河北省沙河县，对外代号为00523部队;510大队机关驻山东省烟台市，对外代号为00524部队;511大队机关驻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对外代号为00525部队。
兵种党委为52支队配备的领导干部为，支队长：耿万富;政委是我;副支队长刘汉文、苗宪增、马俊江;副政委佟文海、周其士。司令部参谋长：郝德昌;政治部主任：董秀梅;后勤部长顾仁亭。好在他们都是行伍出身，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合力，一个月不到就把各个大队领导班子的人选配备好，部队工作从此走向正轨，按照分工，各负其责，带领干部战士为祖国的黄金事业普查勘探，寻找黄金矿苗。
1981年8月，兵种政治部通知我和政治部主任董秀梅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
为了适应部队建设的新形势，上级要求部队基层干部不再从优秀战士中提拔，要从军校毕业生中产生。基于此，中央军委、国务院于1981年10月批准，组建基建工程兵第5技术学校(正师级)，开办地质、测量两个专业，学制两年，校址原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机关驻地——湖北省襄樊市。当年11月中旬，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一纸命令，又把我调到那里与撤销的基建工程兵第53支队机关进行筹建。那时学校的领导班子为：校长朱再胜;副校长王营才;政委张守熙;顾问纪庆祥，训练部副部长张玉祺;政治部主任董秀梅;副主任段续和孟广俊;校务部长顾仁亭。有了前两次组建部队的经验，我们这次很快使学校步入新轨道。通过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目的闭卷考试，1982年2月15日，学校从下面各支队招收的198名学员如期开课。
配备各级领导班子要讲党性讲公心
一代伟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改建后的不久，我们召开临时党委会，专门研究机关三大部门各科室的干部配备和使用问题。
鉴于军委工程兵第三工区领导成员和机关干部大都调到了徐州工程兵军政干部学校了，司政后各部门，有的只有一个副职和几个参谋、干事、助理员，有的连副职都没有的实际，我们及时补充了空缺。按照干部提拔权限进行操作。在研究提拔使用上，讲党性，讲公心，讲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不搞以人划线，尤其是对个别有争议的干部，我们要看其主流、看其成绩，看其发展，用现在的话说，不能废了一批实干优秀的，用了一批虚假作秀的。力排众议，达成了共识。将司令部工程科副科长沈光映提拔为科长;将503大队司令部通信股长梁海宗提拔为通信科副科长;将训练科参谋高三生提拔为该科副科长;将管理科副科长马春芳提拔为科长;将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段续提拔为干部科科长;将宣传科副科长李甲章提拔为科长;将组织科副科长王成福提拔为科长;将干事朱孔维提拔为群工科副科长;将干事付国君提拔为教导大队副教导员;将后勤部装备科副科长许佐民提拔为科长;将助理员王富提拔为工程物资科副科长等等。这些同志被提拔重用后，深感既有荣誉感，又有信任感，工作更有成效。其实，我们那时选拔干部都是以德才兼备施之，根本不存在请客送礼、权钱交换这一说。
对于从战士中提拔的干部，我们更要严格把关。凡是新提拔的干部，战士服装没穿完的，不能一提起来就穿上四个兜干部服装显摆。在没下文任命期间，发现有问题的，立即取消其任职资格。记得支队警通连有个即将提拔的战士因给干部科长送了一条大前门烟，我们立即对他进行批评教育，缓下他的任职命令。
发现领导班子闹派性，划倒桨的，我们也敢于碰硬，立马整顿。
原军委工程兵第54师下属的工程兵建筑第183团归属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后，我们了解到这个团领导班子不团结，在部队影响较大，便及时对其进行了调整。把这个团的军政主管调到支队重新安排工作。选派502大队副大队长张福海和副政委范清晨到那里主持工作，收效显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4月，我们要对两个大队和两个地方的地质队进行扩编为6个大队。这可是个重要课题，领导班子选配不好直接关系到部队建设。我们党委班子多次召开专门会议，就这6个大队领导班子配备问题反复认真研究。按照团领导干部配备的依据标准，德放在第一位这没有什么争议的，但要做到量体裁衣，人尽其才，这要细细研究。比如，你要选一名政治处主任，就要看他是否在营教导员或副教导员位置干过，胜任没有?你要选一名司令部参谋长，就要看他是否在营长或副营长位置干过，胜任没有?你要选团里军政主官，要看他们是否在司令部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位置上有没有成绩。当然，支队机关优秀的部门领导，也应在提拔之列。
基于这一点，通过干部部门考核，我们对这6个大队领导班子是这样安排的：502大队长沈光映;政委孙忠忱;司令部参谋长杜广模;政治处主任乔立荣;后勤处长于广平。503大队长张福海;政委范清晨;司令部参谋长熊德雨;政治处主任李景才;后勤处长于相才;504大队长赵庭金;政委李甲章;司令部参谋长王琨;政治处主任李洪才;后勤处长周传喜。505大队长魏孝禹;政委侯立成;司令部参谋长薛成喜;政治处主任祝庆海;后勤处长孙隆业。506大队长曹子新;政委郑尊贤;司令部参谋长陈沛恒;政治处主任刘玉章;后勤处长周永新。507大队刘洪举;政委苏继传;司令部参谋长徐昌林;政治处主任韩书记;后勤处长张兰明。
对于那两个地质队领导班子成员基本都安排为副职或大队总工程师。毕竟他们没有带过兵。这也是为部队建设长远着想嘛!
比如徐烈同志，他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6年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主动放弃留京工作的良机，要求到大兴安岭地质队，立志为了祖国的黄金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年华。我们就安排他穿上军装，任支队副总工程师，享受正团级待遇。徐烈不负从望，上任后就带领一个“综合小组”，分析兴安岭大量黄金地质资源分布情况，制定出一份比较完整的黄金资源勘查远景规划。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有这么三点：
两年，完成砂金成矿预测及山金找矿方向等急需解决的专题研究，在寻找大型、特大型金矿方面有所突破……
三年，初步摸清黑龙江地区河谷沙金有望地区的资源情况;
五年，对上述地区进行评价与勘探，预获砂金工业储量;
我虽然1979年6月下旬就离开了51支队，但这个喜讯我是乐闻了：组建后的基建工程兵第51支队年底旗开得胜：徐烈建议普查的的19个工作点，处处见金，其中16处已探明为具有中型以上开采远景的金矿。
我在基建工程兵第52支队和第5技术学校配备干部也仿效了上述的经验。
实践证明，我们当时选拔的干部是比较准的，他们数年后有些走向了师、军级领导岗位，成为部队的精英。
严格把握“工改兵”准入门槛
70年代末，军队在社会上的形象还是高大的，当兵仍是地方小青年十分向往的事情。这是因为伟人毛主席建军思想深深扎根于军营里和干部战士心坎上所致。部队是座大熔炉，普通的矿石就能练成优质的钢。这个说法在当时没谁敢颠覆的。星期天，节假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军人学雷锋做好事的身影。
1979年初，部队工作任务又一次转移，要由土建变成地质找矿，新鲜、生疏。这急需从地方招收一些地质专业骨干穿军装充实到部队。
这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地方上一些地质专业人员因历史局限，大都已成家，找的媳妇是农村的，也就是半边户。要想将家属转成城镇户口，改变现实状况十分困难。如能参军到部队，可以解决家庭在地方解决不了的问题。况且，工资待遇也高。按当时上级规定的“工改兵”条件，凡是年龄没超过40岁，视工龄、职务可办理入伍和随军手续。年龄超几岁的，如专业技术优秀，可特事特办。
无论我在51支队，还是在52支队、5技校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的。
就“工改兵”这件事，我在党委会强调，领导班子成员绝不能借此搞不正之风，搭车把亲属、老上级的子女“工改兵”。比如，51支队移防至哈尔滨市，那里有不少我的战友、山东老乡，当年我就是从那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听说这个消息，找上门，要我帮帮忙，办理他们孩子“工改兵”的事，我都婉言谢绝了。
对“工改兵”来的同志，我们也和对待部队的同志一样，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
1982年8月，中央军委、国务院下文撤销基建工程兵，就地脱下军装，51、52支队改建成公司或地质队，5技校改成中专学校。建国前入伍的老同志一刀切，一律离休，等候离休命令。听到这个消息，我便即兴写下了这样的日记：“……不要碍手碍脚挡道儿，人老了就一边站着，让出一条路来由后来者阔步前进!不让不行!不要等别人把你当绊脚石搬掉。这叫什么?这叫历史的必然!你心里不舒服，发牢骚，讲怪话，硬占着茅坑不起身……这叫什么?这叫不识时务!古人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共产党人自然胜过古人十倍、百倍、千倍。不能老念‘老子打天下’的经。谁是老子?不是你，也不是我，是人民群众。想到这一层，你什么话就不用说了，起身让位!”
面对新的变故，有些单位乱了阵脚，搞起了歪门邪道，“分田分地真忙。”我们学校领导班子没有跟风，没有借此突击花钱，突击提干。1983年12月，军委下达了我的离休命令。兵种要求我把第一批学员毕业、定级送走后再休息。1986年1月，我顺利的完成了新老交接手续，淡出军营，步入干休所。
回顾我在51、52支队、5技校工作期间，正面反映的东西大于负面反映的东西。可以自豪地这样说，我无愧于党的培养，无愧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无愧于这个时代!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