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地时间1月5日，拼多多在纳斯达克的股价经历了前一天因为23岁女员工猝死舆论风波导致的6%下挫之后，又迎来了12.24%的暴涨，市值再创历史新高。
拼多多的大小股东们(包括那些买了拼多多股票的股民)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冷峻的事实：
拼多多违反劳动法累死员工，可以不受任何处罚，连一条像样的主流舆论谴责都没有，焉能对这样的能够极端控制成本的大企业失去信心呢?
央视新闻针对拼多多的事发表评论称，“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但奋斗不只靠激情，也要讲效率，切不能演变成‘拿命换钱’。让员工少熬夜、不透支，保护好奋斗者同样重要!”
新华网发表了一段“劝诫”：“用人单位更要明白，成功不能只有片刻的激情，还要靠持久的热情，保护好奋斗者，别让他们心寒!”
主流媒体“奋斗不等于拼命”的措辞表面上看是谴责，实则是对资本苦口婆心的“劝诫”，这里回避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是让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加班才能生存的“奋斗”，究竟是在为谁而奋斗?一方面嚷着就业困难，给私企优惠政策让它们多解决就业问题，而另一方面，默许这些企业无节制地加班、延长劳动时间，压缩了工作岗位、加剧了失业，不觉得精神分裂吗?
二是主流媒体有人站出来大喊一声：“你们违反了劳动法”吗?明明这才是关键问题。当企业主们纷纷公开宣告实行996的时候，还仅仅是缺乏监管的问题吗?劳动法规定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996折算下来就是72小时，有人去“执法”吗?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发表了一段感慨称：“两年前互联网上出现了对‘996’的声讨，但这一问题并未真正缓解，原因在于互联网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人们的择业竞争亦很激烈”，“双竞争”之下加班变成了“无奈选择”，“中国仍不是一个富裕国家，低收入群体依旧很大，一些岗位的加班在所难免，吃苦精神在我们的社会决不能够缺失”……
话痨胡锡进拉拉杂杂讲了一堆，却回避了最本质的问题。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的情况下，要榨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只能是延长劳动时间，即加班。资本家为了取得竞争优势，必然要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取更多的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不是某一两个资本家的选择，而是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个群体的必然做法。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中，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只存在形式上的被谁雇佣的自由，当整体工资水平被压低到只有加班才能维持“体面”生存的地步，哪里还有选择加班或者不加班的自由?
这样的生产关系根本是由制度性因素决定的，某些自干五“洗地”的姿势让人作呕：
合着要求不忘初心消灭私有制，做不到这条最起码执行以下劳动法吧?这就成了“流氓无产者”，成了“巨婴”?我们看看快手员工是怎么吐槽的：
胡锡进说“中国社会里有‘加班是光荣’的传统价值观，……在逐渐形成了庞大的城市中产阶层后……人们对休息权的重视逐渐强化”，“人均GDP越高”“形成中产阶层”“越来越重视休息权”，这样的说法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为何胡锡进口中贫穷的毛时代没有加班问题，反而后来经济越发达越要加班呢?
“加班是光荣”，这的确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观，那时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主人为自己加班当然光荣了;但事实上除了完成某些特殊任务，那个年代国企工人大多数时间不需要加班，是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也正是因为这样被精英骂了几十年“大锅饭养懒汉”。私有化之后再喊“加班光荣”的，要么是脑子进水的“工贼”，要么是那些还没遭到资本毒打的“精神资本家”。教育、医疗、住房重重大山压得打工人喘不过气来，哪还有什么“重视休息权”的问题?很多人只能盼着多加班，多拿点工资。
拼多多失败的舆论公关，引发了网民的群情激愤，而胡锡进为代表的“工具人”表面上的附和谴责实际上是在消解民众的激愤，帮助拼多多这样的资本企业过关，拼多多的股价上涨其实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样的场景让笔者想起了10年前，社会舆论对于“血汗工厂”的讨伐。对玖龙纸业等“血汗工厂”的大学生社会调查报告，以及后来的富士康N连跳。将民间舆论对“血汗工厂”的声讨推向了顶峰。
广东总工会也发了一份调查，为玖龙背书：
而茅于轼也跳出来说，雇佣劳动是自愿的交换，“一切双方自愿的交换都能创造财富”，“穷人也需要生活，要上学，看病，买东西，过日子”，所以，是“企业家要为穷人服务”，“不是剥削”。
茅于轼的这段访谈发生于2012年，当时民间左翼正遭遇毁灭性打击。
2012年2月8日，央视网制作了一个专题，系统阐述“血汗工厂”的合理性：
身为南方系门户之一的网易紧跟着在第二天策划了一个类似的专题：
这个专题估计要令今天的小粉红大为不解了，他们口中的“洋奴”南方系媒体，竟然将“血汗工厂”的舆论指责为“外宾式调查”，意思就是西方国家见不得“我们经济发展迅速”，所以才要鼓捣和资助所谓的“外宾式”调查。
果不其然，在2012年3月份，这样一条新闻就开始在全网刷屏：
此时，民间左翼还在处于惊慌失措当中，自然也就无暇顾及这场关于“血汗工厂”的舆论战。此后，民间舆论关于“血汗工厂”的讨伐也就逐渐走向了消沉，“血汗工厂”的问题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2014年，昆山工厂粉尘爆炸事故让昆山地方招商引资的宣传语呈现在了大众面前。
资本剥削的残酷程度，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反抗程度。对“血汗工厂”的舆论讨伐，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和平抗争的一种手段，经历了“血汗工厂”舆论战的全面溃败，资本的进攻与昆山招商引资宣传语的出炉也就不奇怪了。
十年时间，沧海桑田。
当年“血汗工厂”舆论战的对立面还是茅于轼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南方系媒体，这场舆论战还包括2007年南方系媒体对《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稿的舆论围剿，导致诸多有利于劳工的条款的删除。自由派们把“人-权”挂在口上，要与西方接轨索要政治权力，可一旦涉及劳动者的“经济权力”，他们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搞起了双重标准和所谓的“中国国情”论。
而今，面对互联网新经济的“血汗工厂”，舆论战的对立面竟然从南方系为代表的自由派“右翼”，转换成了某些所谓的爱国“左翼”，例如上面笔者提到的某位“自干五”的言论。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针对拼多多的事，观网负责人马前卒在观视频发表了一段“暴论”：
视频中，马前卒还贡献了一个金句：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是没有未来的。
马前卒以前的长篇大论，观点往往是遮遮掩掩，明明看不起马克思还不敢明说，这次公然绑上了马克思来反马克思。
马前卒为代表的工业党的逻辑是这样的：无产阶级都不想加班，还想高工资，民族工业怎么保持成本优势?又怎么跟西方帝国竞争?还怎么星辰大海?这个逻辑比那些小粉红和对周秀云为代表农民工喊打喊杀的某些“自干五”要清晰的多。
然而，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对发达资本主义弯道超车可能吗?笔者前天的文章《马云们创新的不是科技，而是压榨手段》谈的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工业党、小粉红鼓吹的“爱国主义”实则为“害国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早有先见之明：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如果说小粉红还只是糊涂的话，那某些“自干五”和工业党则是在明明白白地打着爱国旗号欺骗普通群众，充当资本家的乏走狗。与那些本来就是资本乏走狗的自由派相比，他们偶尔还会提一下马克思，以“左”的面目示人，也就有了更强的迷惑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拼多多的舆论公关水平比起某带头搞996、007、“奋斗者协议”的“爱国民族企业”差远了，笔者只要一批评这家“爱国民族企业”，立刻有一群爱国精神资本家跑到后台留言漫骂或者“投诉”。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针对“血汗工厂”的舆论战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命运，毕竟“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但针对“血汗工厂”的舆论战，起码可以对资本家形成舆论和道义上的压力，让他们不能肆无忌惮;可以促进更多的劳动者觉醒，只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当“工贼”、不再当“精神资本家”，才能团结起来拿起《劳动法》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切实改善劳动者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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