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记的逻辑

　　逻辑学和文学是无法分开的。文学的形象思维若脱离了逻辑思维，会变得十分怪异。特别是纪实文学，它直接映射现实社会，会将司法问题带入进来。

　　如1月26日：“武汉官方前期对疫情的轻慢和封城前后官员们的手足无措，造成了百姓巨大的恐慌，给所有武汉人带来伤害”文中没有看到武汉官方轻慢和手足无措的具体事实，感觉恐慌、伤害与前者的逻辑关联建立不起来。

　　如1月30日：“网络从昨天到今天疯传的是关于专家来汉时的表现。是的，那些养尊处优、掉以轻心的专家，当他们轻率地告诉人们“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个结论时，他们就已经犯下滔天大罪。”

　　涉及到定罪，这更是一个严谨的逻辑关系。“养尊处优”“掉以轻心"“人不传人”“可防可控”和“已经犯下滔天大罪”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取证、起诉、辩论、定罪这一过程是由法院来完成的，因而，这种逻辑关系也只能是由法院来确认。若当事人觉得，因文学作品受到伤害，还会有告诉与和解的问题。

　　专家组内的成员，是受国家派遣，他们的工作自有其严密的流程。在确认未知病毒性质、确认危害大小、启动何种等级应变等等方面，有他们的规定。尤其是涉及一省或全国的重大疫情时，更不敢也不可能“养尊处优”“掉以轻心"。

　　在逻辑关系掉链子时，那些加入进来的花哨的修辞、靓丽的句子，反而会把作品搞得怪异起来。容易感错慨、表错情，使作品大为尴尬。若通篇日记，比比皆是这种掉链子逻辑关系时，作品会变成硬拗产品，让人立马看清，作品不是要解决特定目标群体对(行政体系运作中产生的缺陷、问题的不满而导致的)情绪宣泄的需求，而是要解决作者自身的某些需求，比如当前环境下无法满足且不被允许的需求，对当前环境而言，这是一种被抑制的需求，既，负需求。而特定目标群体不过是被借用，表明当前环境下无法满足且不被允许的需求是合理的。

　　当特定目标群体发现这些掉链子或不存在的逻辑关系时，自然会明白他们的需求是被制造或引导出来的。有相同负需求者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