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消息，孙杨的代理律师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此前颁布孙杨禁令的主席团成员之一曾发表过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
在此案重审之前，孙杨可以继续他的游泳生涯。
也就是说，此案出现了转机。
今年3月，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一纸判书，将奥运冠军、中国当今也是历史泳坛第一人孙杨的职业生涯，几乎是彻底掐灭。
WADA的重拳当时不但让孙杨去不了东京，而且余下的生命里也可能再也威胁不了泳池中的各路欧美大鱼。
同时，这次的风波也完全不是一件简单的体育事件，前情的发展脉络和后续的舆论影响都会在中国社会产生诸多异化。
孙杨是一个典型，所以他也成了一面巨大的照妖镜，照出了张麻子，也照出了黄四郎。
1.
CAS早已经表示，孙杨此前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破坏检测样本，但是“之前所取得的成绩依然有效”。
这个局面非常吊轨，只能说明：
① 孙扬在兴奋剂检测方面是清白的;
② 禁赛与兴奋剂无关，“罪名”不过是不配合检测;
③ WADA对国际泳联去年一月份的无罪裁决极为不满，干脆决定亲自下场、亲自操刀、亲自手刃孙杨的职业生涯。
特别是第三条，这是极多攻击、奚落孙杨的群体一直在刻意回避的。
这一次的闹剧，其本质是受制于西方国家资本的WADA对兴奋剂处罚解释权的争夺，攻击对象是整个运动员群体和向来与自己不对付的国际泳联。
至于被“抓典型”的，为什么会是2014年的牙买加田径队、2019年的俄罗斯(国家性禁赛)和2020年的孙杨?这恐怕就要看WADA这个所谓反兴奋剂组织的“股东”了。
WADA运转的钱从哪里来?美国提供30%，欧洲提供47.5%，亚洲提供20.5%左右——你觉得他听谁的?
同样是阳性反应，美英澳等国的运动员就可以凭着“治疗哮喘病”等理由申请豁免违禁类药物反应，非“皿煮”国家的运动员就很难通过申请。
于是美国游泳队、田径队、滑雪队每次大赛都有一群“哮喘病人”——人家是合法磕药，有免死金牌。更有甚者，美国在残奥会还曾弄出过“灰指甲被判为残疾”、结果让健全人参赛的滑稽剧。
西方媒体对此有过报道吗?有过控诉吗?中国国内的亲西方人士又有过一丝一毫的鬼哭狼嚎吗?
以上是现实，我们再看历史：
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第三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拉松比赛，美籍英国人托马斯·希克斯依靠“士的宁”(中枢神经兴奋剂)与威士忌支撑，拿到冠军。
对此，美国官方报道予以充分肯定：“马拉松比赛充分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药物对于长跑选手是多么重要!”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大张旗鼓举办所谓“人类学日”，让一些毫无准备的黄种人、黑种人和土耳其叙利亚等地的中东人参赛，特别以黄皮肤的美国印第安人为多。由于临时拼凑，所参赛者表现极为不堪，很多甚至事先根本没有被告知比赛规则。
随后，两位策划者、两位美国白人——苏利文和麦克吉，侃侃表示：“这些人在奥运会上的表现，充分证明了美国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和非白人的劣根性，特别是证明了美国对于黄种人进行种族灭绝的合理性。”
191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印第安族人索普获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枚金牌，后因美国种族主义分子的“控诉”，诬陷索普为职业选手，违反“业余”的规定。1913年国际奥委会接受美国奥委会的指控，剥夺了索普的荣誉。
1936年柏林奥运会，黑人选手杰西·欧文斯拿到金牌，连希特勒都没什么反应，而美国田径队助理教练竟然表示：“像他这样儿的黑鬼这么擅长比赛，是因为这家伙比白人更像灵长类动物。”
回国以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拒绝同欧文斯握手。随后，欧文斯很快被剥夺运动员身份，而后又不得不从大学中退学，最后只得靠表演一些和汽车、摩托车甚至奔马赛跑的节目维持生计，成为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眼中喜闻乐见的小丑。
2003年4月，一份报告揭露了美国奥委会包庇和纵容本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行为，卡尔·刘易斯赫然在列。报告称刘易斯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的三次检测均呈阳性，美国奥委会在对其禁赛后又允许他代表美国前往汉城。
此事爆光后，刘易斯终于承认自己确实曾被检测出服用过三种违禁药品，但都被美国奥委会“网开一面”。
2012年伦敦奥运会，澳大利亚游泳队4名运动员被查出阳性，然而西方媒体整届赛事一直在追着中国的叶诗文和孙杨不放。同时在多个集体项目上对中国代表队施加不公正判罚。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由于莫须有的“俄官方侮辱同性恋”指控与克里米亚风波，西方集团集体抵制开幕式。
2016年里约奥运会，美国4×100米女队上演史诗级名场面：被判犯规后竟然被允许“重赛”，在空荡荡的跑道上滑天下之大稽地单独跑完了比赛……
2019年，俄罗斯被禁止参加世界体育大赛。
一百年来，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变过，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铁幕从来就没有降落过。体育，只不过是个工具而已。
2.
回到2018年9月4日，那个神秘的一天。
WADA的说辞：本身那是一次合法的检查，但检查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
所谓的听证会上，WADA要做的就是将程序上的违规行为纳入合法检查之中，只要仲裁法庭接受这种说法，孙杨的行为性质就变成了“暴力抗检”，“罪名”之成立也就有了合法性。
2018年9月4日，国际泳联委托WADA的外包机构——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公司( IDTM)在晚上11点左右采集孙杨的血样和尿样，三名工作人员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孙杨住宅。
孙杨得到通知，在规定时间赶回家中，接受“赛外检查”。
但那位尿检官(DCA)竟然穿着拖鞋、短裤，还拿着手机对着孙杨一通拍摄照片和视频，既不专业也不严肃。
孙杨认为此人只出示了身份证，不足以证明其得到合法授权。
面对质疑，这些人却根本拿不出证明文件。对他们依然抱以尊重的孙杨表示可以等到天亮，只要合格证书送到就愿意服从检查。
然而可疑的是，尿检官坚持要“立即”采集尿样。
晚上11点35分，孙杨接受了血检官(BCA)抽血，给队医打电话，队医又向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打电话，孙杨妈妈又向中国游泳队打电话——目的只有一个，告诉领导，在自称是IDTM的血检官和尿检官的授权文件不足的情况下，绝不能让他们带走血样。
如此一来，保安才用小锤子砸碎了血样的安全容器。
那三人悻悻地回去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报告了 IDTM，IDTM又雄赳赳气昂昂地报告了国际泳联。
事后才知道，三人中的检测官杨X柔，是通过私人关系找到血检官和尿检官，而血检官是上海某医院的护士，至于那个尿检官则是个建筑工人。
真是个让人无语的检测队伍。
如果当时孙杨没有警惕性，大大方方地让他们把样本带给IDTM，这途中万一有人别有用心怎么办?以某国的做派，这种可能非常大。
斯诺登几年前对这个世界的警告(忠告)才过去多久?
负责检查的这家IDTM公司，向来不愿意从瑞典总部派人去全球检查(节约差距食宿)，都是从当地招聘临时工。比如在中国是300元/小时的报酬，通常找护士，如果护士不够，连对检测一窍不通的建筑工人都能用。
另外，临时工就算可靠，为什么没有授权文件?给不了纸质还给不了电子版证件?这依然成本问题，因为背后涉及到招聘、培训、考核、授权、制证等环节。
IDTM之所以长期搞这种“偷工减料”的检查，是因为各国运动员对WADA权威性的相信，以及对不配合药检的恐惧。这已然成了潜规则。
WADA提供的只是一份集体授权文件，不写明具体从事采集人员姓名，那么被采集的运动员实际上是可以拒绝无法提供个人资质证明的采集行为。
只不过，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干。孙杨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于是惹怒了目中无人的西方社会。
鲁迅说过：向来如此，便对吗?
可是WADA认为，向来如此，便是对的。你不听话，我就弄你!
3.
在中国，一些居心叵测的营销号，有的直接跟着欧美的风攻击孙杨，还有一些则扮起一副中立客观、敢说真话的闷骚模样，暗示“孙杨被人围攻，应当从自身找问题”、“中国人就是民族主义祸害，动不动爱国贼上身”。
它们的逻辑是：澳大利亚人、美国人、英国人都不会无缘无故对你孙杨群起而攻之，如果围攻了，那你孙杨就是不清白——人家西方人那么好、那么纯洁，怎么会无端端攻击你?所以都是你的错!
这个逻辑在许多领域都能用上，只要西方对中国进行舆论围剿时，必然会收买不计其数的舆论打手。
这其中，有一个声音逐渐泛起：“同样是优秀的中国运动员，姚明怎么就那么受到西方欢迎?你孙杨就处处被针对?所以还是孙杨你自己的问题!”
这种偷换概念、将因果遮蔽的移花接木式的论述，在鱼龙混杂的中国舆论战地，颇有市场，欺骗了不少吃瓜群众。
姚明为什么会在西方社会广受追捧与赞誉?除了其自身开朗的性格(孙杨在公共场合过于内向)、谦逊低调的脾性(孙杨显然有些自大)，更重要的是两点：① 姚明的崛起并没有威胁美国篮球的霸主地位;② 姚明不但没有威胁美国，反而成为NBA打入中国市场、产业边际直接扩充逾30%的重要窗口。
某种程度，姚明客观上成为了美国体育文化“侵入”中国的“带路党”。当然了，这都是打上引号的，文化交流并无妨——只不过，也别太过、别忘了原则性的底线就好，比如去年上海NBA赛的那些“中国篮球跪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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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球员变身管理者的姚明，在事实上也确实在传播西式的职业篮球市场化的经营思维。但是姚明西方式的市场化逻辑，带中国篮球走出泥潭了吗?
从红蓝双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满载而归，到男篮世界杯“绝世好签”的窝囊，姚主席的一系列表情包恐怕已经给出了答案。
姚明主政篮协的这两年，几乎一言九鼎、听不到任何明面上反对的声音。过去信兰成担任体育总局篮管中心主任的时候，每次男篮打不出好成绩，信主任都会受到不小的抨击。
男篮去年征战世界杯失败，虽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但也说明目前的中国篮协最起码在男篮国家队的搭建、备战方面，确确实实存在着问题，这一点没人可以反对。
90年代，我们有胡卫东、刘玉栋、孙军、巩晓彬、范彬、宋涛等等，他们都是各自省队体委的灵魂和代表;00年代，我们依然有姚明、巴特尔、王治郅、刘炜、郭士强、易建联、唐振东，这些依然是各自省队的核心。
但是最近十余年，由于CBA外援政策的存在，可以花钱买来高水平外援迅速收回商业利益，俱乐部老板不再愿意参与周期长、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的基层篮球人才培养，举国体制瞬间瓦解，青训培养萎靡，本土再难出符号级别的球员。
相比较而言，孙杨的拔地而起则完完全全是和欧美国家正面对撞的。在与市场化背道而驰的水上领域，不论是孙杨个体还是他背后的中国，和以美国、澳大利亚为首的西方泳坛几乎是不可能存在任何合作的空间。
所以从一开始，不断在各项赛事上抢夺欧美泳将金牌的孙杨，在西方社会里的形象就是「敌人」，一个必须杀死、连一点点活路都不能给的中国敌人。
4.
视线从国际转移到孙杨本身，他作为一个旗帜性、标杆性的行业领军人物，在很多做法、很多表达上，或许也给了“反动势力”太多大做文章的机会。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孙杨的宣传团队现在貌似已经走进死胡同了，不论是个人微博文案的语气，还是不惜拖家带口、把自己妈妈也拉上阵参与舆论战的这些举动，无不透露着一股浓浓的饭圈气味和妈宝男作态。
这是孙杨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
咬定立场、继而希望用立场来鼓动绑架自己的粉丝，最后用粉丝体量的声浪去带动国人，产生洗脑效应，定下一个“我是被冤枉的，你们必须支持我”的新闻形象……
不得不说，这很幼稚病。别忘了，不久之前他还因为赞助商的纠纷在，“个人与集体利益权衡”的问题上闹出过风波。
从事实来看，孙杨公关团队一直以来的这种宣传作风，与我国宣传部门的调性可谓一脉相承、甚至笔者觉得是有样学样而形成的。
笔者真的希望孙杨的团队能记住一点：以后遇到涉外争端，不要轻易地绑架国家、抱紧“爱国主义”死不放手，千万不要。
因为你要知道，仅从这次事件舆论场的反应来看，这个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以“我是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之捍卫和守护为己任。
在恨国党横行的网络世界，某些势力对集体主义和赤色胞情，充满了深深的恨意。孙杨这样用爱国主义来做宣传武器，反而给他们留下口实。
一言以蔽之：孙杨作为中国人，以己之善而推论国人之善。但事实就是，一部分中国人确实太“善良”了，善良到可以去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去思考和评判、去用冒充客中理的作态完成趋附西方的工作任务。
这是孙杨作为一面照妖镜的客观成果，却也是主观上将自己与国家捆绑之为，最大的误处。
试想去年在光州的世锦赛，如果不是霍顿而是孙杨输给外敌、继而一脸僵尸肉表情地拒绝登台领奖，那么中国国内的亲西方人士们对这种行径，恐怕得用键盘把他喷得比刘翔还国足。
舆论战怎么打?绝不是八股文一般的“转发!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转发!我们都是护旗手!”，要么就走到另一个极端，比如神经一时错乱的共青团那样来一个谄媚油腻的“阿中哥哥”、“江山娇”…
仔细想想，孙杨从28日晚间开始的一系列社媒宣发，是不是正是如此路线?这样的宣传思维，不但激不起民众的情绪共鸣，反而会引发吃瓜群众的困惑、反感，觉得自己成了被利用的流量韭菜。
一切用事实说话，抓住敌方的弱点扬其短、避其长，掐住对手检测资质不明和认可成绩又反予禁赛的法理矛盾的点大做文章，同时从战略层面揭露以禁赛牙买加短跑队、禁赛俄罗斯为开端的一系列阴谋，以及WADA打压运动员群体和争权国际泳联的实质、包括WADA组织资金来源疑问所引申出的判决公正性——而不是只会一个劲儿巨婴哭嚎的复读机：“我没错!我就是被冤枉的!”……
技术事件不是不可以政治化，毕竟这事对手就是政治化在先。问题在于你反击的方式。
跋.
照妖镜孙杨，脱身泳池依然庞硕，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无不被其映射现形。
国际敌对势力的围剿、国内反动集团的配合、舆论利益组织的跟风，以及孙杨团队和粉丝自身的作战失误，都值得在这面镜子之前，审阅再审阅。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有这样一段话：
“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毛主席在《反对美国——吴艳庭集团侵略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里有一段话说得更好：
“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还是毛主席的话，以下的两段则更为精彩和尖锐，不知某些人看了是否会摸一摸自己泛红的耳根，以及软到不行的膝盖骨：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 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 毛主席 1956年《论十大关系》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 毛主席 1958年 选自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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