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杆中医”是邓铁涛先生“创造”的新名词,也是他“别有用心”的一种期盼。几年前,他认为中医界“自我从属”于西医的人不少。人们在思想观念、方法论和评价标准方面,以西医的观念为标准,中医成了失去自我主体意识,表面繁荣而核心内涵不断萎缩的“泡沫中医”。
2006年邓铁涛先生对“铁杆中医”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说:“立足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基础之上,既善继承又勇于创新的人才。他们是有深厚的中医理论,熟练掌握辨证论治,能运用中医各种治疗方法为病人解除疾苦的医生。他们有科学的头脑,有广博的知识,能与21世纪最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以创新发展中医药的优秀人才,乃铁杆中医也。”为了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卫生事业,邓铁涛先生呼吁,要培养“百万铁杆中医”。
近日读到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湖南中医药大学彭坚教授被邓老维护中医事业的拳拳之心强烈感染,在邓老的感召下,以他个人的具体经历、学术主张、临床心得,勇敢地站了出来,大声疾呼:“我是铁杆中医!”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作风,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也让人觉得“大道不孤,德必有邻”。
彭坚教授出身于中医世家,学医之路从经典起步,把张仲景《伤寒论》当作第一个阶梯,先难后易学中医,走的是很多人望而却步的一条“险路”。彭坚竟然靠着顽强的毅力,在“不许看注家解释,只许读白文”的严格要求下,硬是“啃”下来了。靠什么?靠的是对于中医药坚定的信念。这坚定的信念,来源于他曾祖父学医的神奇经历,来源于其伯祖父、大二伯父治病救人的精神熏陶,年深日久,耳濡目染,逐渐积累,植根心田。
年轻的中医学子彭坚,在诵读《伤寒论》的同时,也是利用一切机会,广搜博采,勤学诸家,既学古人组织方剂的原则技巧,也学当今临床大家如朱良春先生等人的用药经验;一边抄方,一边思索,并把伯父传授给他的经验,牢记在心,细心体悟;把间接的知识,不断转化为自己的体会,逐渐把自己修炼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疗效上乘的中医。在5年跟师学习的最后阶段,他经历了难以忘记的“最后一课”:病危的二伯,让他把手伸到自己的背上,让他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绝汗”。这样的言传身教,怎能培养不出“铁杆中医”?
彭坚在没有读过大学的背景之下,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当起了医学史的教授。也许正是医学史专业的要求,使其对于中国医学的历史,以及西方医学的历史,有了很深的研究。邓铁涛先生曾经提倡过“临床史观”,他说搞医学史的人,应该利用机会上临床,不要做“空头理论家”;搞临床的人,应该利用时间了解医学史,这样才能丰富自己的学识。邓老的“临床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在中医领域的创造性运用。彭坚先生正好符合“临床史观”,他在论述各种病证诊治经验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充分借鉴古人的经验,先吸纳古人成方,然后才是自己的发挥。
彭坚教授认为,中医的优势首先体现在科学方法上,《伤寒论》使用的就是信息论的方法,《黄帝内经》里有许多模型研究法,有阴阳二分模型、五行星圆模型、天地人三才模型、藏象模型、经络网络模型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复杂性科学可以借鉴的方法。中医的治疗优势,除了有内服与外用的许多治疗方法之外,主要是在治疗思想上,中医不限于对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扶正祛邪、重视调整机体功能状态。中医的方药整体配合优势,是西药单一化学成分药物所难于比拟的。
彭坚教授认为,中医学近代以来的困境,主要是由于近代科学“对中医的误读”引起的。他说:“问题出在我们始终没有认识到中医的本质,没有认识到中医是一门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沿用‘近代科学’的方法即西医的方法进行中医的科研、教学、临床,违背了中医自身的规律。”“甚至直到前几年,还没有认识到失误的根源,还在继续这种失误,还无法得到根本扭转,怎能不导致中医事业出现乏人、乏术、乏成果的严重危机呢?”
彭教授认为,用宏观的、动态的、联系的、直观的、形象的、领悟的中医研究方法,研究人体这个复杂体系,在模糊中得到清晰,在动态中把握静止,在整体中掌握局部,重在信息的把握,重视经验的积累,注重个人体验,以实用、解决问题为主要目的,是发展中医的方法,而不要拘泥于所谓“本质研究”。
彭坚教授的《我是铁杆中医》一书,共约60万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学术篇,就当前中医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卷为临床篇,系统记载了自己治疗七大类30多种疾病的治疗心得、用方心得、用药心得,此书将作者大半生心血熔于一炉,将东西方文化、哲学、历史、科学、医学反复比较,细心琢磨,纵横联系,畅想古今,遥望未来,既是一部深厚的学术大著,也是一座丰盛的文化大餐。他示范了一个“铁杆中医”的模板,朝着“回归中医”、发展中医、创新中医的目标,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铁杆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