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9月18日，我们来谈谈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在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是它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的国策，无论我们的态度如何，都无法避免这个事实。
既然走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那么他们就是会扩张下去的。
蒋介石政府对日本一直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青年时期在日本生活过，受日本影响很大，国民党政府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于日本的军校，他们天然对这个“同文同种”的邻邦有“好感”。
但是在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首相田中义一，炮制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赤裸裸地写出“满蒙(东北)非中国领土......(日本)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大和民族欲布武于亚细亚，握执满蒙权利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说白了就是“要吞并亚洲，先吞并中国，要吞并中国，先吞并东北”。因为东北地域辽阔、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是发展近代工业最好的粮仓和矿仓，因此日本早就对东北垂涎三尺。
然而就在《田中奏折》呈送日本天皇的两个月后，蒋介石还飞到日本，秘密拜会田中义一，谋求日本对他本人统治中国的支持......田中义一对他的忠告是：“国民党不要急着北伐，而要先消灭南方的共产党，反共才是日本和民国的共识.....”。
而在此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日本在东北的渗透扩张也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关东军长期驻军，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东北军中，也存在大量的“日本顾问”、日本间谍，虽然“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东北易帜”，拒绝日本人要求，支持民国中央政府，但日本人的势力，还是在无可遏止地扩大。
沈阳是当时中国的第四大城市，人口约70万，其中日本人就有20万，在关东军的保护下，这些“日本侨民”俨然把沈阳变成了一座“日本城市”，沈阳的所有商业区，都叫做“町”。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如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本庄繁、土肥原贤二等人，无不妄想着“占领东北”，以“扭转日本国运”。他们筹谋着制造事端、鲸吞整个东北。其中，关东军中将本庄繁，曾经长期担任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和日本驻华武官，是真正的“中国通”，对中国和东北军非常了解，而土肥原贤二是长期活跃在中国的特务头子。
但是国民政府和奉系军阀，对真正的敌人，几乎是一无所知，对迫近的危险，也毫无察觉。
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三分之一，对外贸易暴跌了一半，经济危机达到高峰。工农业产品价格一路暴跌，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中小企业大规模倒闭，失业人口达到了400多万，作为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自然就要对外扩张，转移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也是历史的大势。
1931年之前，中日明面上的关系甚至是缓和的，1929年，一心要侵略中国的田中义一内阁倒台，亲华的滨口内阁上台，驻华公使是亲华派佐分利贞男，佐分利贞男甚至在1929年和蒋介石政府达成了“全面改善中日关系”的共识。1929年底，佐分利贞男回国述职的时候被刺杀。1930年，重光葵担任驻华公使，他也算是个亲华派，而且极度“厌恶军国主义”，中日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近代史上，每当日本政客大谈“日中亲善”的时候，往往都是日本军人独走侵华的前夜……不只是日本，所有法西斯国家、“昭和”国家都是如此，当他们的外交官、政客开始“斡旋”、“谈判”的时候，他们的军队往往正在做“战争准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经常没事制造冲突，比如说几个关东军和几个东北军在街上走，关东军就拿着火柴去东北军士兵的刺刀上去划，故意惹毛东北军战士，如果这个战士急了，一刺刀捅过去，他们就可以借机生事。张学良各种“克制”，命令士兵不许“反抗”，要“忍辱负重”，但最终日军还是制造了“柳条湖事件”，炸弯了南满铁路的一根铁轨，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的沈阳北大营。
日军进攻北大营的当晚，东北军政大员，几乎都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张学良当晚在北平，观赏梅兰芳演的《宇宙锋》，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也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在给他父亲奔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在给他父亲做寿......就连北大营的主官、第七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北大营，前线没有一个主心骨。
攻击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仅有650人，而北大营的东北军，足足有一万两千人，北大营也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装备精良，第七旅更是东北军中的精锐。
《沈阳文史资料》记载：“北大营第七旅是东北军中最精锐的旅，堪称精锐里的精锐，分为三个团6000多人，每个团配有12挺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以及4门平射炮，每个连使用德国步枪120支，每个班一挺轻机枪……士兵没有不识字的，有的是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
在日军关东军攻击北大营的当晚，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第一时间是组织了抵抗的，但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给他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中国军队第一个率队“还击”的，是东北军第七旅620团团长王铁汉。
当晚11时30分，620团团长王铁汉赶回北大营，三次致电上峰请求率队迎敌，然而得到的回复仍旧是“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凌晨2时，日军增援部队抵达，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冲击北大营内面对身边不断倒下的子弟兵，王铁汉再也无法忍受被动挨打的局面，他转向官兵大声疾呼，“上边不许我们还击，可我们中国人也不能就这样任日本人随意宰杀呀!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今天我宁可违抗军令，也要打他狗日的!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杀敌的战场上!”随即下令部队开始还击。在东北军不断撤退的过程中，王铁汉率队断后，不断向日军射击，凌晨5时30分，日军完全占领北大营。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东北军伤亡、失踪483人。
九一八整个晚上，北大营、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省政府、兵工厂、军械库、机场全部沦陷，所有的军政机关、金融机构全部沦入敌手，警察全部被缴械。日军仅在沈阳兵工厂，就获得了15万支步枪、6万支手枪、重炮野战炮250门、子弹300万发、炮弹10万发，飞机300架。
九一八事变一周后，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辽宁、吉林的大部分城市。而中日军队的数量是悬殊的，关东军正式部队1万人，非正式部队1万人，加上警察3000人，总共2万3千人;东北军一共30多万人，除了11万人被调入关内之外，东北还有20万东北军。九一八当晚攻击北大营的日军部队，只有650人。
东北民间歌曲《“九一八”小调》这样讽刺：“”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九一八之后，王铁汉回忆，“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
张学良、荣臻、王以哲，确实都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都难辞其咎;但在1931年，东北早已“易帜”，张学良家族不是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的独立政权，东北有中央，中央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是什么样的?
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就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以不抵抗，力避冲突。吾方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有蒋介石的命令在先，我们就可以搞懂东北各军政长官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奇怪表现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是立刻要求张学良“不抵抗”，并且下令让东北军撤到长城。
蒋介石认为，以当时中国的力量，如果抵抗的话，日军可以在三天之内横扫中国，占领长江流域，他说：“以中国国防之薄弱，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也......”总结一下就是：日军太可怕了，不能抵抗，抵抗三天就亡国了。
1931年9月20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三天，蒋介石给地方长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各地长官一定要保持克制爱国情绪，虽然日方侵略中国，但我们不能抵抗，不能妄动，同时还要严格镇压老百姓的抗日运动，不能伤害“友邦”。
“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理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10月7日，日军军舰开到镇江，蒋介石发电文命令地方警察局要照顾好日本海军，要关怀备至，还要帮他们买菜送到船上去。“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但是，所有的“不抵抗政策”，所有的“对日亲善”，并没有换来和平，1932年，日本就策划了“满洲国独立”，还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侵略者的欲望，是永远都不能满足的。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是追悔莫及的，他下令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组织抗战，马占山将军是黑龙江省主席，1931年11月22日，马占山发表宣言曰：“与此国家多难之秋，三省已亡其二，稍有人心者，莫不卧薪尝胆，誓求危亡，虽我黑龙江一隅，尚称一片干净土……尔后凡侵入我省者，誓必死一战”;并率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他指挥的江桥抗战打响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
与此同时，东北各阶层群众和东北军、警察部队的部分官兵纷纷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武装部队无统一领导和编制，各自具有相当独立性;军费靠自筹或全国人民捐助;主要用轻武器乃至大刀长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样式打击敌人。义勇军高举“誓死抗日救国”、“还我河山”的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英勇的武装斗争。后来爱国歌曲唱道：“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说的就是他们。
但是，蒋介石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援助，奋勇抵抗一年后，弹尽粮绝。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向国民党桂永清求助，桂永清发电报问蒋介石怎么办。蒋介石居然回复说：“集宁分校重要，应专心办成，不可末于无定，分心他务，致碍正务也”。意思是让桂永清办自己的差，不要管东北义勇军的‘闲事”，结果仅仅两个月后，抗日英雄邓文被暗杀在张家口，壮烈牺牲。
在这九一八事变后，立场最坚定，抵抗之心最猛烈，行动最果断的，是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了《九·一九宣言》。
《宣言》告知东三省百姓，日军已经武装占领沈阳，长春以及铁路沿线大小城市;同时揭露了日军的颠倒黑白的谎言，并告知人们日军发动事变是在“大陆政策”指导下蓄谋已久的行动;还猛烈抨击国府的“不抵抗政策”，并且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宣言》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投身于拯救民族的斗争之中。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
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共产党员杨君武与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吉林省磐石县发展武装力量，进行反日游击战争。在那里创建了磐石工农义勇军，后来又派杨靖宇去领导这支队伍，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在东满地区，省委派童长荣任特委书记，创建了延吉、和龙、珲春和汪清等反日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在北满和吉东地区，省委派赵尚志、冯仲云、周保中等，先后创建了巴彦、海伦、珠河、汤原、密山、宁安等许多游击队。
此后“抗联从此过，子孙不断头”的东北抗联，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和日军进行殊死搏杀......
东北抗联，是中国最早抗日的部队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就和日寇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整整坚持了14年。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3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著名的杨靖宇司令、赵尚志司令、周保中司令，都是共产党员。东北抗联对日伪军作战共约10余万次，歼敌18万余人，牵制日军最高峰时达到76万人。
抗联的斗争环境是极为艰苦的，他们装备物资严重缺乏，自然环境极度恶劣。战士们在深山里修密营、打游击，经常十天半个月吃不到粮食，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空腹与敌军战斗;冬天“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夏季“湿衣溃足气喘难，蚊叮虫咬痕斑斑”。
东北和关内不同，地广人稀，气候严酷，冬天动辄零下三十度，普通人没有御寒衣物，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而且日寇在东北经营已久，采取“保甲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抗联内外断绝，又无法从民众那里获得支援，据说，最艰难的时候，同情他们的百姓，经常把粮食故意撒在野外，让抗联将士们去捡。
在严酷的环境下，在敌人凶残的绞杀下，东北抗联遭受了几近覆灭的严重挫折。仅11个军的先后19名军长、代军长中，就有9名牺牲——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平、夏云杰、陈荣久、汪亚臣、柴世荣、许亨植......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只有四人。
抵抗，不一定成功;不抵抗，一定失败。
抵抗是九死一生，不抵抗是十死无生!
豺狼是一定要吃人的，无论你对它多么“亲善”。
面对豺狼，不做战备，没有预案，放弃抵抗，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斡旋”，以为豺狼可以安抚，吃饱了就不会继续攻击人，是自寻死路，是对同胞的不负责任，是对历史的犯罪。
法西斯是一定会侵略扩张的，任何的妥协、退让、绥靖、谈判，都只会助长他反人类的气焰。帝国主义是一只饕餮，白皮肤的饕餮，黄皮肤的饕餮，都一样，都是饕餮，怎么吃都吃不饱的，前狼止，而后狼又至，你担子里还有多少肉，都喂了它，你准备饿着肚子抵抗它?
帝国主义是没有感情没有人性的，同文同种打动不了它，国际规则限制不了它，帝国主义和被剥削被压迫的大多数没有共情，对“其他文明”没有共情。1931年如是，2020年亦如是。
“不抵抗”遗臭万年!“放下武器让他杀”遗臭万年!“放弃锦州，撤回关内”遗臭万年!“给日军送菜慰劳”遗臭万年!
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赵一曼、冷云……永垂不朽!东北义勇军永垂不朽!东北抗联永垂不朽!伟大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88金宝搏体育官网 SZHGH.COM
